文学批评必须警惕话语的僵尸

陈培浩，1980年6月出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大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省文学评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近年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权威报纸发表论文近百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平台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已出版《歌谣与中国新诗》《互文与魔镜》《正典的窄门》《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等著作。获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新批评奖等奖项。

“理论必须在对现实文化迫切性的辨认中完成自身使命”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2019年入选第八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是青年批评家出道的两大推手。你导师王光明说你之前处于“边缘”学术处境。我想问的是，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对改变你所谓的“边缘”学术处境有哪些帮助？

陈培浩（以下简称“陈”）：如你所言，很多青年批评家都借由这两个平台获得认可，久而久之它们也便成了某种认证。我想说，这两个平台确实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评论家，我本人也受惠于此，并一直心怀感激。入选对我的学术境遇无疑有很大改善。作为一种显示机制，你因此被更多人看到、关注，会有更多人留心你的文章和观点。同时，“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还会组织很多学术活动，我因此获得了不少跟青年同行会上会下砥砺切磋的机会。举一个例子，2019年3月，《南方文坛》在广西崇左组织“今日批评家”论坛，第八届、第九届的客座研究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会下，当时和杨丹丹、朱羽、卢燕娟、李静等朋友聊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大家都很有共鸣，觉得应该继续讨论，形成文章。后来我们线上、线下组织了好几次小型但高效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文章也产生了一些学术反响，杨丹丹、周展安、朱羽三位的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所以，如果说帮助，最大的还是因此结识了一大帮青年同行吧。微信时代，很多同行彼此都是微信好友，但见没见过面，有没有过当面交流，感觉还是大不相同。我还补充一句，“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发现了大批青年批评家，但这两个平台之外的优秀青年批评家同样很多。

周：你导师王光明教授说：“培浩此前那种‘边缘’的学术处境已经有所改变。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学者只有充分理解了学术和生命的‘边缘性’，才能获得一种更持久而内在的自足和丰盈。”你现在不仅不“边缘”，相反，近年来，是非常活跃的青年批评家。我想请教的是，你个人是如何理解学术上的“边缘”与“中心”的？

陈：“中心”和“边缘”无疑是相对的。从现实的社会影响看，学术相比政治、经济等领域，无疑是边缘的。但边缘的学术，同样有其中心。比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学术机构和平台无疑更加中心，而其他地区就边缘一点。从全国范围看，云南、福建都是边缘的，但在云南和福建内部，昆明和福州又是中心。其实中心和边缘各有好处，特别是在今天通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边缘地区要获得一本书，其实并不比中心地区难。这跟前互联网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当年，边缘地区的学术爱好者，对京沪地区举行的学术活动，常常羡慕不已。那时，边缘地区要获得一本学术新书都特别不容易。如今，通过各种网络直播，很多活动就共享了。这虽不能完全拉平中心和边缘地区的资源差异，但学术资讯的鸿沟无疑是缩小了。因此，如果着眼于真正的学问的话，边缘有时也是一种沉潜的可能吧。当然，不是说身在中心的学者必然不能沉潜。只是，能沉潜的中心学者，无疑是领悟了边缘性的学者，是身在中心而懂得“心远地自偏”的学者。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学问常从边缘处出发。学术也会有些名利，名利多处，必是人满为患，汇集了大批善于多快好省之道的弄潮儿。此时，有没有定力坐“冷板凳”，能不能甘于边缘，有时甚至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理解王光明先生的期许，时时自勉吧！

周：兄说得好，我一个老师此前也和我讲过：“只要你做得好，你就是中心，若你做不好，即便在北京、上海，你也是边缘。”你工作后才到首都师范大学跟随王光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工作了，再去攻读博士学问，可能跟一般直接在高校读完本科、硕士再去攻读博士学问的学子还是有些不同，至少对学问本身有了更明晰的追求，和导师的相处和沟通也会更自如。现在，你和导师又成了同事。能谈谈王光明教授对你的影响吗？

陈：王光明先生是一个有才情、有定力、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学者，我从他身上学习的，不仅是具体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更是为学、为人之道。学术上，王老师走的是由杂而专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王老师也是颇有影响的批评家，在小说、散文评论方面也是行家里手。但90 年代以后王老师专治现代诗歌，并致力于“现代汉诗”的理论建构和历史叙述，《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成为这一领域绕不过的界碑式著作。王老师常将才华隐藏于极其精当的理论表述中，他的文章不算多，也不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那一类，但言必深思熟虑、千锤百炼。我至今依然不断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受益，并发自内心地感叹。为人方面，王老师淡泊而有风骨。他既敢于坚持，也敢于不要，所以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活着并从事学术工作。他是有人格和精神力量的学者。这对我来说，都构成了极其重要而宝贵的启示。

周：这几年，你和吴义勤联合在多家刊物主持栏目，在合作主持这些栏目时，作为前辈学者，他的哪些思路对你产生过影响？对你从事文学批评有哪些影响？

陈：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很幸运得到吴义勤先生的很多点拨和帮助！吴老师为人极是宽厚，也很体贴入微。他愿成人之美，却不愿给别人造成压力，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主动化解这种压力。这是亲切的君子之风。吴老师在小说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史方面很有建树，我每每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获益。让我感受很深的是，他对一些复杂对象的宏观把握能力。这在读文章时可能感受得不是那么强烈，可是如果你自己也去面对这个对象，这个感觉就非常明显。比如他评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你看他举重若轻、气定神闲，可是读过这部作品就会明白，这本书太复杂，线头太多了，单找出哪条线，都可以成论述。但是，如果要整体而观之，把主要线索都说清楚，那就会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了。可是吴老师要言不烦，归置得井井有条。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没有回避和遗漏；有宏观全貌，也有局部和细节。这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这里面或许也包含了他做事的方法论，就是庖丁解牛、大道至简。他公务极多，但对事情总持郑重之心，不肯敷衍；以有限的精力面对无穷的事物，不忙乱，也不凑合，总是大处着眼，得其关节。这背后有工作的方法和伦理。吴老师的人格、文章和思维方法，都让我受益匪浅。

周：王光明先生说，你非常好地处理了“经院知识介入现实和如何介入的问题”。作为一个高校教授，你是如何介入现实的？在两者间，你又是如何平衡的？

陈：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们介入现实当然跟直接搞社会运动不同。我想这种介入是保持对正在发生巨变的现实的观察、思考和关怀。理工科知识的社会性不强，学者可以从知识到知识；但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我们所依凭和参与创造的“知识”，其实是一套不断与现实构成摩擦和对话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将这套“知识”放置在特别安全的领域，会非常省事，从现实而言，可能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但这可能有悖于人文学的初衷。人文学者大概总有点理想情怀，渴望参与更美好、更理想的生活样式的创造。当下人文学者的介入性越来越差，包括我在内。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并非专家，我们不得不自问：我的发言跟一般的意气之言有何区别？但是，难道人文学者可以以专业疆域来悬置自身的社会责任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的研究该如何突破专业藩篱而与现实对话？说实话，关于这些问题，我的困惑大大多于答案，更谈不上平衡。我仅有的一点所谓介入，就是写一点不务正业的文章，比如《奥德修斯变形记》《生命之思和情感转型》《碎片化时代的逆时针写作》等有些现实寄托的文章，在《天涯》《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上发发牢骚罢了。但话说回来，我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困惑和牢骚。

周：你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是研究什么的？发在什么刊物？

陈：大学时在汕头一份叫《潮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化评论。真正的文学评论文章，《〈看不见的城市〉中“时间零”的小说艺术》应属于我的第一篇，发表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2 期。这篇文章在我个人的文章中引用率较高，是拜卡尔维诺所赐。

周：你这几年从广东到北京读博士，又从广东调到福建师大。我想请教的是，你自己觉得，这十年，这样丰富的经历，让你的学术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年你自己认为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你问住我了。忽忽十几年，我能感到自身学术发生了变化，但骤然要说个一二三四或最大的变化竟不知从何说起。非要说的话，可能是，我的学术思维有了一些更动态的东西。以前我可能会以为每个学术概念都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外延和边界。现在我更倾向于认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理论需追求客观中立；同时，理论必在回应现实中得以更新。理论不应有确定的本质，而是在对现实文化迫切性的辨认中完成其历史使命。

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可理解性

周：关于你的博士论文《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 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你导师王光明先生说：“培浩却以他的‘后见之明’经由阮章竞《漳河水》对民歌的时代性改造，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却一直未被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新诗’与歌谣的关系。”能简单介绍一下，“新诗”与歌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陈：自新诗产生以来，歌谣就一直是新诗最重要的审美资源之一。一般认为，新诗有欧化资源、古典资源和民间资源三大资源版块。新诗逐新而生，也需不断吸纳转化各种审美资源。歌谣显然属于上述的民间资源。说到新诗与歌谣的关系，只能放在历史中看，这种关系是多样而多元的。20世纪新诗史上，可以放进“新诗与歌谣”谱系的实践很多，可是它们的文化动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方式却大相径庭。“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等人在北大创办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影响很大，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北大歌谣运动背后，包含着周作人等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对歌谣等民间文化元素的身份重构。这是一种基于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文化再造行动。不管是走向民间，还是整理国故，实质都是现代重构。在“五四”之前的传统视野中，歌谣难登大雅之堂。只有冯梦龙形等少数人为之疾呼，冯的观点也代表了一种现代的先声，只是当时毕竟是孤掌难鸣，影响不大。“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发现民间、定义民间、彰显民间，使民间文艺审美化、学术化、雅正化。在新诗化歌谣的实践中，代表这种立场的有刘半农、朱湘、沈从文等人。他们不是在民歌的立场上使用民歌，在他们的写作中民歌为新诗所化，但他们也发掘民歌那种天籁自鸣的意趣及曲调。不过，新诗化歌谣的过程，经历20 世纪30 年代中国诗歌的“大众化”和40 年代的“民族化”以至50 年代的“新民歌运动”，是一条越来越激进的道路。其时，“化歌谣”的目标并不在完善新诗，这其实是常温时代的目标。在逐渐高涨的革命激情中，“化歌谣”的目标在于革命思想动员。歌谣化与大众化、阶级化、革命化的联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选择。我们今天如果单纯以“文学的”“审美的”价值去评价，可能恰恰是非历史化的。所以，很难说歌谣与新诗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缔结成很多种不同的关系。我们无法本质化地说歌谣和新诗是什么关系，也不能预设一种理想化的关系立之以为正统。研究的过程中，我常会想到“资源发生学”这个问题，即任何新诗资源发生作用，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历史的，它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审美价值能动性的发挥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的诸般博弈中完成的。

周：根据你的研究，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先后取法歌谣四次，这四次取法，对新诗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

陈：站在今天新诗文类建设的立场上，会觉得推动并不多，特别是50 年代全民赛诗的“新民歌运动”，甚至不妨说教训更多一些。所以，我的问题意识，并非立足于发现新诗取法歌谣的实践，对新诗产生了哪些推动，而是努力放在历史中，去理解一个潮流何以发生，及其内在的复杂性。《歌谣与中国新诗》这本书，虽在谱系上上溯下推，但主要聚焦的是40 年代的“新诗歌谣化”。40 年代的新诗歌谣化潮流，跟毛泽东1939 年提出的“民族形式”的倡导以及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个潮流内在依然很复杂。在左翼内部，像何其芳、卞之琳、艾青这些已经成名、奔赴延安的诗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写作风格，但新的环境要求他们在写作上做出回应，所以他们有艰难的探索，甚至是痛苦的蜕变。写《预言》的何其芳在理念上认可民歌，但在实践上始终无法完成新体式的转换，他终究更熟悉以自我为驱动力的抒情诗写法。文艺座谈会后，艾青也经历着写作上的挣扎，叙事长诗《吴满有》也融入了一些民歌元素。这显然并非艾青所长，这部作品缓解了艾青部分现实的焦虑，却也因为吴满有这个人物后来的争议行为而不能再提。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40 年代在新诗歌谣化方面引领潮流的还是解放区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国统区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我试图说明，《王贵与李香香》是如何经历版本的变迁及经典化的接力。同时也想说明，当时国统区的“马凡陀的山歌”是如何在都市的纸媒空间中展开讽刺的政治实践。在当年，“马凡陀的山歌”非常潮流，代表了市民阶层内心的声音。袁水拍对山歌的选择也并非自来如此，而是经历从现代抒情诗切换到城市山歌的过程。不过，由于某种复杂的区域身份因素，后来文学史叙事选择新诗歌谣化代表的时候，被选中的主要是《王贵与李香香》及后来的《漳河水》。我同时也试图提醒，关于革命诗歌经典，艺术上也并不像现代诗学曾经以为的那么简陋。《漳河水》融合了戏剧性结构和民歌体诗法，具有很高的艺术难度。只是，诗法与更复杂的诗歌审美体系联系在一起。现代诗学与象征性、暗示性等诗法紧密相连，以现代诗学及现代诗法简单否定革命民歌体诗歌，是不够历史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