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必须警惕话语的僵尸
作者: 陈培浩 周明全陈培浩,1980年6月出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大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省文学评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近年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权威报纸发表论文近百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平台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已出版《歌谣与中国新诗》《互文与魔镜》《正典的窄门》《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等著作。获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新批评奖等奖项。
“理论必须在对现实文化迫切性的辨认中完成自身使命”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2019年入选第八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是青年批评家出道的两大推手。你导师王光明说你之前处于“边缘”学术处境。我想问的是,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对改变你所谓的“边缘”学术处境有哪些帮助?
陈培浩(以下简称“陈”):如你所言,很多青年批评家都借由这两个平台获得认可,久而久之它们也便成了某种认证。我想说,这两个平台确实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评论家,我本人也受惠于此,并一直心怀感激。入选对我的学术境遇无疑有很大改善。作为一种显示机制,你因此被更多人看到、关注,会有更多人留心你的文章和观点。同时,“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还会组织很多学术活动,我因此获得了不少跟青年同行会上会下砥砺切磋的机会。举一个例子,2019年3月,《南方文坛》在广西崇左组织“今日批评家”论坛,第八届、第九届的客座研究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会下,当时和杨丹丹、朱羽、卢燕娟、李静等朋友聊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大家都很有共鸣,觉得应该继续讨论,形成文章。后来我们线上、线下组织了好几次小型但高效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文章也产生了一些学术反响,杨丹丹、周展安、朱羽三位的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所以,如果说帮助,最大的还是因此结识了一大帮青年同行吧。微信时代,很多同行彼此都是微信好友,但见没见过面,有没有过当面交流,感觉还是大不相同。我还补充一句,“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发现了大批青年批评家,但这两个平台之外的优秀青年批评家同样很多。
周:你导师王光明教授说:“培浩此前那种‘边缘’的学术处境已经有所改变。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学者只有充分理解了学术和生命的‘边缘性’,才能获得一种更持久而内在的自足和丰盈。”你现在不仅不“边缘”,相反,近年来,是非常活跃的青年批评家。我想请教的是,你个人是如何理解学术上的“边缘”与“中心”的?
陈:“中心”和“边缘”无疑是相对的。从现实的社会影响看,学术相比政治、经济等领域,无疑是边缘的。但边缘的学术,同样有其中心。比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学术机构和平台无疑更加中心,而其他地区就边缘一点。从全国范围看,云南、福建都是边缘的,但在云南和福建内部,昆明和福州又是中心。其实中心和边缘各有好处,特别是在今天通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边缘地区要获得一本书,其实并不比中心地区难。这跟前互联网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当年,边缘地区的学术爱好者,对京沪地区举行的学术活动,常常羡慕不已。那时,边缘地区要获得一本学术新书都特别不容易。如今,通过各种网络直播,很多活动就共享了。这虽不能完全拉平中心和边缘地区的资源差异,但学术资讯的鸿沟无疑是缩小了。因此,如果着眼于真正的学问的话,边缘有时也是一种沉潜的可能吧。当然,不是说身在中心的学者必然不能沉潜。只是,能沉潜的中心学者,无疑是领悟了边缘性的学者,是身在中心而懂得“心远地自偏”的学者。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学问常从边缘处出发。学术也会有些名利,名利多处,必是人满为患,汇集了大批善于多快好省之道的弄潮儿。此时,有没有定力坐“冷板凳”,能不能甘于边缘,有时甚至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理解王光明先生的期许,时时自勉吧!
周:兄说得好,我一个老师此前也和我讲过:“只要你做得好,你就是中心,若你做不好,即便在北京、上海,你也是边缘。”你工作后才到首都师范大学跟随王光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工作了,再去攻读博士学问,可能跟一般直接在高校读完本科、硕士再去攻读博士学问的学子还是有些不同,至少对学问本身有了更明晰的追求,和导师的相处和沟通也会更自如。现在,你和导师又成了同事。能谈谈王光明教授对你的影响吗?
陈:王光明先生是一个有才情、有定力、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学者,我从他身上学习的,不仅是具体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更是为学、为人之道。学术上,王老师走的是由杂而专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王老师也是颇有影响的批评家,在小说、散文评论方面也是行家里手。但90 年代以后王老师专治现代诗歌,并致力于“现代汉诗”的理论建构和历史叙述,《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成为这一领域绕不过的界碑式著作。王老师常将才华隐藏于极其精当的理论表述中,他的文章不算多,也不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那一类,但言必深思熟虑、千锤百炼。我至今依然不断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受益,并发自内心地感叹。为人方面,王老师淡泊而有风骨。他既敢于坚持,也敢于不要,所以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活着并从事学术工作。他是有人格和精神力量的学者。这对我来说,都构成了极其重要而宝贵的启示。
周:这几年,你和吴义勤联合在多家刊物主持栏目,在合作主持这些栏目时,作为前辈学者,他的哪些思路对你产生过影响?对你从事文学批评有哪些影响?
陈: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很幸运得到吴义勤先生的很多点拨和帮助!吴老师为人极是宽厚,也很体贴入微。他愿成人之美,却不愿给别人造成压力,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主动化解这种压力。这是亲切的君子之风。吴老师在小说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史方面很有建树,我每每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获益。让我感受很深的是,他对一些复杂对象的宏观把握能力。这在读文章时可能感受得不是那么强烈,可是如果你自己也去面对这个对象,这个感觉就非常明显。比如他评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你看他举重若轻、气定神闲,可是读过这部作品就会明白,这本书太复杂,线头太多了,单找出哪条线,都可以成论述。但是,如果要整体而观之,把主要线索都说清楚,那就会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了。可是吴老师要言不烦,归置得井井有条。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没有回避和遗漏;有宏观全貌,也有局部和细节。这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这里面或许也包含了他做事的方法论,就是庖丁解牛、大道至简。他公务极多,但对事情总持郑重之心,不肯敷衍;以有限的精力面对无穷的事物,不忙乱,也不凑合,总是大处着眼,得其关节。这背后有工作的方法和伦理。吴老师的人格、文章和思维方法,都让我受益匪浅。
周:王光明先生说,你非常好地处理了“经院知识介入现实和如何介入的问题”。作为一个高校教授,你是如何介入现实的?在两者间,你又是如何平衡的?
陈: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们介入现实当然跟直接搞社会运动不同。我想这种介入是保持对正在发生巨变的现实的观察、思考和关怀。理工科知识的社会性不强,学者可以从知识到知识;但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我们所依凭和参与创造的“知识”,其实是一套不断与现实构成摩擦和对话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将这套“知识”放置在特别安全的领域,会非常省事,从现实而言,可能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但这可能有悖于人文学的初衷。人文学者大概总有点理想情怀,渴望参与更美好、更理想的生活样式的创造。当下人文学者的介入性越来越差,包括我在内。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并非专家,我们不得不自问:我的发言跟一般的意气之言有何区别?但是,难道人文学者可以以专业疆域来悬置自身的社会责任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的研究该如何突破专业藩篱而与现实对话?说实话,关于这些问题,我的困惑大大多于答案,更谈不上平衡。我仅有的一点所谓介入,就是写一点不务正业的文章,比如《奥德修斯变形记》《生命之思和情感转型》《碎片化时代的逆时针写作》等有些现实寄托的文章,在《天涯》《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上发发牢骚罢了。但话说回来,我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困惑和牢骚。
周:你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是研究什么的?发在什么刊物?
陈:大学时在汕头一份叫《潮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化评论。真正的文学评论文章,《〈看不见的城市〉中“时间零”的小说艺术》应属于我的第一篇,发表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2 期。这篇文章在我个人的文章中引用率较高,是拜卡尔维诺所赐。
周:你这几年从广东到北京读博士,又从广东调到福建师大。我想请教的是,你自己觉得,这十年,这样丰富的经历,让你的学术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年你自己认为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你问住我了。忽忽十几年,我能感到自身学术发生了变化,但骤然要说个一二三四或最大的变化竟不知从何说起。非要说的话,可能是,我的学术思维有了一些更动态的东西。以前我可能会以为每个学术概念都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外延和边界。现在我更倾向于认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理论需追求客观中立;同时,理论必在回应现实中得以更新。理论不应有确定的本质,而是在对现实文化迫切性的辨认中完成其历史使命。
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可理解性
周:关于你的博士论文《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 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你导师王光明先生说:“培浩却以他的‘后见之明’经由阮章竞《漳河水》对民歌的时代性改造,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却一直未被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新诗’与歌谣的关系。”能简单介绍一下,“新诗”与歌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陈:自新诗产生以来,歌谣就一直是新诗最重要的审美资源之一。一般认为,新诗有欧化资源、古典资源和民间资源三大资源版块。新诗逐新而生,也需不断吸纳转化各种审美资源。歌谣显然属于上述的民间资源。说到新诗与歌谣的关系,只能放在历史中看,这种关系是多样而多元的。20世纪新诗史上,可以放进“新诗与歌谣”谱系的实践很多,可是它们的文化动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方式却大相径庭。“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等人在北大创办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影响很大,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北大歌谣运动背后,包含着周作人等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对歌谣等民间文化元素的身份重构。这是一种基于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文化再造行动。不管是走向民间,还是整理国故,实质都是现代重构。在“五四”之前的传统视野中,歌谣难登大雅之堂。只有冯梦龙形等少数人为之疾呼,冯的观点也代表了一种现代的先声,只是当时毕竟是孤掌难鸣,影响不大。“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发现民间、定义民间、彰显民间,使民间文艺审美化、学术化、雅正化。在新诗化歌谣的实践中,代表这种立场的有刘半农、朱湘、沈从文等人。他们不是在民歌的立场上使用民歌,在他们的写作中民歌为新诗所化,但他们也发掘民歌那种天籁自鸣的意趣及曲调。不过,新诗化歌谣的过程,经历20 世纪30 年代中国诗歌的“大众化”和40 年代的“民族化”以至50 年代的“新民歌运动”,是一条越来越激进的道路。其时,“化歌谣”的目标并不在完善新诗,这其实是常温时代的目标。在逐渐高涨的革命激情中,“化歌谣”的目标在于革命思想动员。歌谣化与大众化、阶级化、革命化的联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选择。我们今天如果单纯以“文学的”“审美的”价值去评价,可能恰恰是非历史化的。所以,很难说歌谣与新诗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缔结成很多种不同的关系。我们无法本质化地说歌谣和新诗是什么关系,也不能预设一种理想化的关系立之以为正统。研究的过程中,我常会想到“资源发生学”这个问题,即任何新诗资源发生作用,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历史的,它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审美价值能动性的发挥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的诸般博弈中完成的。
周:根据你的研究,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先后取法歌谣四次,这四次取法,对新诗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
陈:站在今天新诗文类建设的立场上,会觉得推动并不多,特别是50 年代全民赛诗的“新民歌运动”,甚至不妨说教训更多一些。所以,我的问题意识,并非立足于发现新诗取法歌谣的实践,对新诗产生了哪些推动,而是努力放在历史中,去理解一个潮流何以发生,及其内在的复杂性。《歌谣与中国新诗》这本书,虽在谱系上上溯下推,但主要聚焦的是40 年代的“新诗歌谣化”。40 年代的新诗歌谣化潮流,跟毛泽东1939 年提出的“民族形式”的倡导以及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个潮流内在依然很复杂。在左翼内部,像何其芳、卞之琳、艾青这些已经成名、奔赴延安的诗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写作风格,但新的环境要求他们在写作上做出回应,所以他们有艰难的探索,甚至是痛苦的蜕变。写《预言》的何其芳在理念上认可民歌,但在实践上始终无法完成新体式的转换,他终究更熟悉以自我为驱动力的抒情诗写法。文艺座谈会后,艾青也经历着写作上的挣扎,叙事长诗《吴满有》也融入了一些民歌元素。这显然并非艾青所长,这部作品缓解了艾青部分现实的焦虑,却也因为吴满有这个人物后来的争议行为而不能再提。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40 年代在新诗歌谣化方面引领潮流的还是解放区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国统区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我试图说明,《王贵与李香香》是如何经历版本的变迁及经典化的接力。同时也想说明,当时国统区的“马凡陀的山歌”是如何在都市的纸媒空间中展开讽刺的政治实践。在当年,“马凡陀的山歌”非常潮流,代表了市民阶层内心的声音。袁水拍对山歌的选择也并非自来如此,而是经历从现代抒情诗切换到城市山歌的过程。不过,由于某种复杂的区域身份因素,后来文学史叙事选择新诗歌谣化代表的时候,被选中的主要是《王贵与李香香》及后来的《漳河水》。我同时也试图提醒,关于革命诗歌经典,艺术上也并不像现代诗学曾经以为的那么简陋。《漳河水》融合了戏剧性结构和民歌体诗法,具有很高的艺术难度。只是,诗法与更复杂的诗歌审美体系联系在一起。现代诗学与象征性、暗示性等诗法紧密相连,以现代诗学及现代诗法简单否定革命民歌体诗歌,是不够历史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