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立场”与赵树理的“评价史”

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洪子诚老师在上《当代文学的问题与方法》这门选修课的时候，给同学们开列了许多选题，说可以做毕业论文的选题参考，其中有一个是“赵树理的评价史”，后来还真有同学用这个题目做了毕业论文；而在1999 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老师也列专节讨论赵树理的“评价史”，可见洪老师对赵树理“评价史”这个选题的特别关注。而洪老师之所以特别关注，我理解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一直有分歧，而这分歧背后的原因，是值得讨论的；二是40 至70 年代对赵树理评价的几度变化，是可以从当代文学史自身发展变化的角度加以考察的；三是可以考察80 年代以后对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和阐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学史或学术史流变的角度，任何一个重要的作家，都有做“评价史”的价值，而洪子诚老师为什么会独独关注到赵树理呢？赵树理的创作以及他的文学观，在众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什么独异的地方吗？

的确，从现代文学作家成长的一般道路看，赵树理是一个完全另类的作家，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文学家”，也很早就放弃了现代文学的写作成规，他的写作只和他的抗日和革命工作有关。但出乎意料，他却被尊崇为“赵树理方向”。有意思的是杰克·贝尔登的评价，说他作品中只是“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在中国强烈感受到的当时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的那种情感状态，并没有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紧接着，贝尔登又反省自己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赵树理，未免是“太学究气”了。不过，接着又说，等战争结束，赵树理有更多的时间，就会写出“重要的作品”，“甚至能写出西方读者也感兴趣的作品来”。这个评价一方面是警醒不要教科书式地简单地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文学的批评标准）来框限、评判一个中国作家，而是要更具体地理解一个中国作家的具体选择（比如写给谁看的，读者的接受程度等），否则就显得“太学究气”了；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从期待赵树理今后写出“重要的作品”中，也可以读出从“普及”到“提高”背后的等级关系以及仍然持有一种普遍的文学观念。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些“五四”新文学出身的作家会看不上赵树理的重要原因。不过郭沫若是给予其很高评价的，而且正是以“五四”新文学作为参照，他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语言，“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他将“五四”新文学看成是“庭院花木”，而用原野上成长的树来比喻赵树理的创作，“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最重要的是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自由的开展”。这说的是赵树理，当然更是对未来的“人民文艺”的憧憬。所以赵树理特异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五四”新文学向“人民文艺”转换中的一个枢纽，同时“人民文艺”又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持续创制的未完成的实践，而赵树理虽然一开始被推崇为“方向”，但进入50年代，评论界就很少再有这样的提法，这也表明赵树理的创作与“人民文艺”不断变动的期望有不少的距离。正是赵树理这种在“人民文艺”创制中以及“人民文艺”与“五四”新文学关系中所处的重要而又尴尬的位置，使得对赵树理的评价出现了众多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所含括的内容意涵也远远地溢出了文学的范围，就像当年郭沫若所说的“这不单纯是文艺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意识的问题，这要关涉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发展”。

我以为这是赵树理“评价史”研究中特别有学术魅力和活力之处，就是在对赵树理不断阐释以及对这些阐释又不断地加以阐释的过程中，我们讨论问题的深度和视野也因阐释的累积和阐释者所处不同时代所面对的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得到更深广的挖掘和开拓，并在此过程中又能够对以往的研究做不断的反省。比如赵树理的“农民立场”，所谓“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件，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在周扬那里这种“农民立场”更多是侧重于呈现农民阶级属性中的斗争性，当然，他也不忘将之与现代文学认知中的“农民意识”做区隔，认为赵树理不但歌颂了农民“积极的前进的方面”，也“批判”了“消极落后”的方面。但在竹可羽那里，赵树理的缺点却恰恰是“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更进一步的，在武养那里，《锻炼锻炼》里对农民和干部的描写则被激烈地评价为对农村现实的“歪曲”和“污蔑”。但在1962年“大连会议”上，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写作又得到肯定，被升华为“现实主义深化”，认为“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而在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语境中，“农民立场”又逐渐被解读为“农民意识”“农民文化”，进而等同于“落后文化”，所以“大连会议”上的“比较深刻”，在一些研究者眼中，就成为“在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是“对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封建主义表现缺乏足够的揭露和批判”。80年代初正是“反思文学”盛行的时候，对事件、政策、制度、思想的反思一定会上升到“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反思上。90年代末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学术背景下，对赵树理的阐释评价再度发生变化。“农民立场”又被指涉为别样的“现代文学”，50年代日本研究者竹内好的一篇文章《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此前一直被忽视，这时亦引起中国研究界的重视，他在对《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人物从“整体”中“选择”出来，最后又“还原”到“整体”的人物写作方式的分析中，得出“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超越是赵树理“有意识地”以“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来完成的，也就是以一种前现代的方式来完成对现代的超越。这种隐约来自卢卡奇的对小说的哲学思考方式，在90年代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被重视，研究者在赵树理那里似乎看到了对“现代性”的超越，或是一种“别样”的“现代性”。贺桂梅在一篇反思赵树理评价史的文章中就以此质疑所谓“普遍”的“现代文学”的标准。基于赵树理创作中那些无法被“普遍的现代文学框架”所含括的“剩余物”，她提出：“该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的‘中国性’？以及基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而创制的别样的现代文学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建制来加以看待，不能意识到一种超越这一现代建制的历史视野的可能性，赵树理文学可能就始终是‘似是而非’的。”要言之，就是不能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标准来框限赵树理，那些不能相容的“剩余物”恰恰显示了赵树理的可能性，具有超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可能性。这些“包含着中国本土历史经验”的“剩余物”，指向的是赵树理“别样”的“中国想象”。不久，贺桂梅就在《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这篇文章中正面论述赵树理所构想的“现代中国”，而乡土中国中“活的传统”在她的论述中成为赵树理“中国想象”的重要基石。

除了贺桂梅，许多研究者也日益关注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变革与乡土中国中“活的传统”的关系，比如程凯一篇有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论文，讨论乡村社会变革中民间的底层的舆论力量在文化权力转移中的作用，认为这种 “内生性”的力量，是植根于乡村“原有的价值、伦理、组织与活力基础之上”；罗岗对《邪不压正》的解读，也从竹内好的评价入题，不过他认为日本学者读出的所谓“现代主体”的批判意识并非赵树理所关注的内容，认为赵树理所关注的是“事”“理”“情”之间的关系，“赵树理通过‘问题’，把‘事’‘理’‘情’三者勾连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系，让‘事’不断处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以及‘人情’‘爱情’‘阶级情’等不断冲突、更新与融合的过程中”，“新的‘道理’是否能够符合‘情理’地深刻改变、契合并升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种种‘事情’”。而在他对《锻炼锻炼》的解释中，则用“具体的普遍性”来概括赵树理在处理问题时对“事”“理”“情”关系的关注。不过，这套在《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中很得心应手的处理方式，却在《锻炼锻炼》中遇到了问题。这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结构性矛盾”，罗岗将之称为“赵树理难题”。

归纳一下赵树理的评价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原本挺简单明了的，被周扬归纳为农民立场的那种以农民的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创作特点，经过几十年评价阐释的不断层累叠加，从“农民立场”“农民意识”，到“现实主义深化”“封建主义”“民间”，再到“反现代的现代性”“别样的现代性”“内生”“活的传统”和“具体的普遍性”……最后终于生长成一团巨大的无比复杂的“问题”。这一方面当然说明赵树理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他和他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症候值得被不断地讨论和阐释，也说明赵树理的问题具有一种“原点”性的无论是在时间轴还是空间轴上都有持续性和延展性的特点，跨越几十年的研究者面对自己和时代的问题意识都可以在赵树理以及有关他的评价史中找到启发或回应，只要“中国”“现代”“文学”这几个概念都还成为“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层累叠加的“评价史”相互之间构成的对话关系，可能是对赵树理的一种美丽的误读，比如洲之内彻和竹内好的评价，更多是基于40年代末日本的国内状况。再比如90 年代后中国研究者对竹内好评价赵树理的重视，尽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赵树理，但我相信他们的阅读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竹内好文章中那个学生在阅读《李家庄的变迁》时所受到的“震动”，对小常、铁锁这样“生活在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的“羡慕之情”，是我们过去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都很难感受到的。所以，当赵树理的“评价史”累积得越来越厚，作为内核的赵树理“农民立场”的面目越来越多面和模糊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借用一句俗套话，“当我们谈论赵树理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来发问呢？

倪文尖有篇论文，谈论的是《邪不压正》中赵树理的“乡土理解同中国革命的话语和实践‘重而不合’的丰富性”，这自然是那些年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论文开头对于“靠不住”的自己和“未完成”的对象的论述。大意是说在今天作为“普通读者”阅读赵树理的“困难”，其原因大概也和贝尔登一样，还说了需要通过对赵树理的阅读来“测试”自己的“阅读边界”，同时还要反省这“背后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以这样的自己作为阅读者是“靠不住”的，而“未完成”的对象，大概指的是赵树理所描写的中国农村的革命，或者说他所期待的农村想象，以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仍属于“未完成”的状况。对于赵树理研究来说，这“靠不住”的确是很棘手的问题，固然我们可以通过层累的赵树理“评价史”来做很客观和理性的研究，但对于赵树理自身的文本阅读，如果在感性的层面不能“进入”，不能和对象产生一种情感交流——就如同赵树理和他笔下的农民的情感交流一样，那么，你如何能够确信你对你的研究对象能有一种真切的把握呢？而“未完成”的对象则有时会让研究者无法从文本的阅读中获得完美的答案（竹内好的那个学生，她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找到了她的人生答案的），就像罗岗对《锻炼锻炼》的分析那样，赵树理无法在小说中给“问题”找到完美的答案而成为“赵树理难题”。那么，这“未完成”和“难题”倒是可以成为我们持续研究和对未来不断探索的动力。

作者：萨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