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坚持”

关键词：赵树理 手稿 《老定额》

一

《老定额》是赵树理1959 年9 月11 日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十期上的短篇小说，也是目前仅存的三份赵树理手稿之一。“老定额”是星火大队大队长林忠的外号，因为迷信“定额是管理生产的大关”，把工作的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修改定额上。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件超出定额计划的突发事件，一是李大亨借定额谋私利；二是突降暴雨打乱了原定的收麦计划，由此提出“在工作中不要管得过死”的问题，呼吁党员干部重拾“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的革命传统与优良作风。

以往关于《老定额》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已发表和已出版的文本之上，但实际上，所有定本都有一个相对复杂的演变过程。手稿作为前文本（avant-texte），是一个变动的、历史性的、活跃的文本实验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写作初始状态、探寻作者写作意图、重新阐释文本的场域。成熟状态中的文本从“本质上”的封闭状态中被撕开，显现出诸多“缝隙”。具体来说，手稿研究关注的是一个文学文本如何从“被创作、描画、开展、演变成多个异质片段，然后将之精炼，直到它成为自其他许多书写实体脱颖而出的最终选择”。创作手稿犹如一个小径分叉的花园，记录下作家构思、起草、尝试和删改的痕迹。每一个痕迹都是一种即将到来而未能抵达的文本。研读《老定额》手稿，可以帮助我们重回创作世界的林中路，追踪分歧和岔道，还原被删除或修改的多种文本的可能性，探索赵树理在特殊时期的矛盾与踌躇、妥协与坚持。

法国学者皮埃尔- 马克·德比亚齐（Pierre-Marc de Biasi）在《手稿分析与作品发生学》一文中指出，手稿包括大纲、内容概要、概略、草稿，以及誊清稿、确定稿、校对稿等。它们之间有多重可能的交错重叠，并不能完全区分。以《老定额》为例，小说手稿共有20页，是较为珍贵的发排稿，书写和编校共存。《老定额》的手稿贯穿了撰写阶段和前编辑阶段，作家和编辑共同进入文学生产的场域。作家在原稿的第一、第二页用黑色钢笔书写，第三页开始用蓝黑色钢笔书写，并在书写时和书写后用黑色墨水或蓝黑色墨水进行修改。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编辑的少量红色笔迹，标明了定稿的字体大小和段落位置，页脚处有铅笔或黑色的编号和字数统计。

1958 年1 月，《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张天翼担任主编，葛洛担任副主编，赵树理、陈白尘、吴组缃、周立波等人担任编委。赵树理自承：“《老定额》半自动（《人民文学》约稿，自己也愿写）写的。与《‘锻炼锻炼’》都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半自动写作”意味着在文学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作家和刊物两股力量交织其中。正如杨匡汉、孟繁华在论著中所指出的：“以发表作品为主的刊物，那个时期只能先看政治，再求艺术，选发符合当时社会潮流的各类作品，在思想倾向上稍有离经叛道之嫌的绝不问津。这种选稿用稿取向，势必直接影响作品的发表，间接影响作家的写作，从而最终使选稿取向事实上变成为一种创作取向。”《人民文学》作为中国作协直属的官方刊物，更是对刊登的作品有严格要求。不过，赵树理的作品并没有一味迎合当时的政策，他在合作化时期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锻炼锻炼”》《老定额》《互动鉴定》《卖烟叶》等，仍然坚持了一种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用赵树理后来的话来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所谓的“半自动写作”，实则是不惜处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写作。面对外部压力与批评，赵树理一边调整自己的写作模式，一边坚持“为农民写作”的原则。这种妥协与坚持的张力在《老定额》手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手稿的涂改中，既可以看到赵树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反省与靠拢，也能看到他试图突破边界的尝试与顾虑。

二

赵树理一直以来的创作原则是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多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干部，赵树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比农民自身还要迫切地想改变农村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h。他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频繁“下乡”，以便在农村工作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小说创作的方式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1958年12月中旬，赵树理到阳城县担任书记处书记，当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之后，他发现了农村工作中不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问题。在1959 年2 月中旬阳城县的春耕生产誓师大会上，赵树理跟县委其他领导在跃进指标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后又给邵荃麟写了一封反映“浮夸风”问题的长信。在创作《老定额》之前，赵树理还撰写了一篇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并附信寄给《红旗》杂志的陈伯达。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反映集体生产管得过死、打击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赵树理在《老定额》开篇，就通过“老定额”这个外号，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生产体制和干部作风问题。“合作化后期有些活儿按定额计算工分，的确有鼓励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应该讲究过了分。林忠就好在这类事情上穷讲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赵树理没有粉饰现实，而是在小说中尽可能地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民作家的责任。

从手稿的修改痕迹可以看出，赵树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经过了反复打磨。为了突出林忠恪守定额、不懂变通的性格，作家在各个细枝末节处推敲。手稿的第3 页增加了“林忠还有他个人的算盘”；第4页描写林忠列计划表格这个细节时，将“第一列”改为“第一第二两列”，“地块名称”增补为“地块名称和亩数”；第6 页增加“只得把笔插进套子里”；第20页增加“插进自己的衣口袋里”。通过增加精打细算制定表格、用完笔插上套子、把笔插回衣服口袋里这三处细节，把一个严谨刻板的大队长形象落到了实处。

赵树理在合作化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要提问题、泼冷水，就不得不把批评控制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作家在塑造林忠这个“老定额”的形象时，把他迷信定额的行为归因于个人主义。第3 页中，“林忠还有他个人的算盘”这一句，用黑色墨水添加在页面边缘，与原本的蓝黑色墨迹不一致，可见不是边写边改，而是在小说写完之后重新修改的。后增加的这句话是赵树理给林忠的墨守定额找了一个自私自利的根源：林忠一家有四个劳动力，所以在定额分工的时候总是怕自己家吃亏。这样一来，赵树理对合作化运动的不满就不再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对立，而是重新站回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语秩序里，批判的不是激进冒进的极“左”政策，而是与集体利益相对的个人主义。

值得注意的另一处文字是，作家删去了手稿第5 页中李大亨出场时的大段描写。手稿原本写的是：“解放以前他最反对的是劳动，解放时土改时期他只赞成一条政策，就是划分阶级很认真——因为他家经济收入的剥削部分，刚刚占到百分之二十四，差一点还不能算富农。”李大亨是《老定额》中的一个“落后人物”，也可以说是作品中塑造得最为生动鲜活的人物。赵树理通过精彩的人物刻画，描摹出一个“说话要绕一二百个弯子”、爱讲旧排场、见缝插针地偷懒、爱占便宜的农民形象。被赵树理删去的这段描写实际上是与李大亨见风使舵、假公济私的人物形象相匹配的。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作家为什么会删去一段贴合人物形象的描写呢？

删改作为一个窗口，可以借此窥视文学与政治背后的复杂关系。在1949 年前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文艺界开始出现对赵树理的负面评价，赵树理本人的写作也逐渐出现危机。《人民日报》从1948年到1950 年，刊载了多篇关于《邪不压正》的讨论文章，批评赵树理“缺乏树立英雄人物的自觉”，“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从1955 年发表《三里湾》到1957 年重写《金字》，三年间赵树理的写作几乎一片空白。1959 年4 月3 日，《文艺报》第7 期发表署名武养的文章《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对《“锻炼锻炼”》做了全盘否定。从《文艺报》第9 期起，开辟了《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专栏，发表王西彦、刘金等9 人的文章，针对武养的文章展开讨论。随后，《人民文学》《北京日报》《北京文艺》《火花》《四川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了文章参与讨论。就在《老定额》写作的一个月前，亦即1959年8月，庐山会议提出了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显然，李大亨不符合当时文坛喜闻乐见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塑造落后人物形象时需要作家分外谨慎。因此，赵树理凭借着作家的敏感，删去了容易引起争议的片段。

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赵树理也有预感：“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后来的事态发展，也的确如赵树理所担心的那样。1959 年8 月29 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有人认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这篇文章的观点跟彭德怀的观点相似，是在攻击“三面红旗”。10 月11 日，中国作协党组还组织了对赵树理的内部批判。11 月24 日，作协党组向中宣部汇报时，把赵树理的观点归纳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在之后三个月的各种大会、小会中，赵树理被多次批判，并奉命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一遍又一遍地否定自己。考察赵树理的手稿，可以发现，他惯常使用的删改标记是用双横线划去，而这段李大亨出场时的描写则是先涂黑再圈起来打叉，细微的删改符号可以让我们体察到作家创作时矛盾、焦虑的心态，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作家创作时所面临的种种外部压力，这是在发表的期刊本中所无法呈现的。

三

除了坚持“为农民写作”的创作原则，赵树理在小说技巧的使用上也有自己的执着，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外号和细节描写上。《老定额》开篇就写到作家面临的关于外号的质疑：

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

赵树理接受批评，并在小说的第二段反思了人物外号和性格特征不符合的问题：“林忠在当民兵中队长时期，虽然也有人把他叫作‘豹子头林冲’，不过那只是临时凑趣，取其与真名字的声音相近，并非什么性格相同。”不过，作家仍将主人公林忠设定为有“老定额”外号的人物，以证明合适的外号不影响人物的真实性。同时，赵树理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名叫“蛹蛹”的青年人：“‘蛹蛹’好像是个外号，其实是个真名。这个人在小孩子时期，长得皮紧肉满，初生两个月就会翻身，赤光光地在床上滚来滚去像个大蛹，他的妈妈成天叫他‘蛹蛹’，直到长大也没有改名。”“蛹蛹”是个真名，但听起来又像是外号。在手稿的第16页写到一个青年和蛹蛹开玩笑：“牲口不够用了，又架了个大‘蛹蛹’！”赵树理在反复斟酌后，给蛹蛹两字加上双引号。可见这并不是随意书写的情节，作家似乎想通过这个人物来说明外号和真实姓名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是一种面对质疑时无声的抵抗。

孙犁曾这样评价赵树理后期的小说：“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的感觉。”对生活细节痴迷的确造成了赵树理小说叙事节奏迟缓的问题，但也展现了作家注重自身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赵树理在《老定额》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收麦和垛麦的过程。

这时候的人们，已经跟打仗的冲锋时候一样了：有的摔掉了草帽，有的脱去了布衫，所有的镰刀都闪着亮光，好像人也在飞、镰刀也在飞、麦子也在飞，白杨套的麦地里好像起了旋风，把麦子一块一块吹倒又吹成捆；从白杨套往村子里去的路上，牛车、骡车、驮子、担子，在宽处像流水到窄处像拧绳，村边打麦场上的麦垛子一堆一堆垒起来。

因此他就又发明了个新垛法：垛成两层，外层的根茬朝外、里层的根茬朝里，想夹在中间，任凭多么大的雹子也不会打着穗。

这一部分收麦、垛麦的描写在手稿中几乎是行云流水，倾泻而出，修改痕迹很少。除了错别字的修改，造成语义变化的修改只有将“两层穗的根”改为“外层的根”，可见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细节描写，展现出他的写作姿态并非自上而下、以构建社会新秩序的外在逻辑侵入农村，而是自下而上，从农村内部关注农民的真实情感、语言、性格和行为逻辑，并希望通过创造农民能够接受的小说模式，来唤醒农民的自我表达。

在《老定额》手稿中也出现了不少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改动。例如第3 页中，将个体人称代词改为群体人称代词，“我看还是先割好的”改为“大家的意思还是先割好的”；第5 页中，把“老官衔”改为“老职务”；第12 页中，把“厨房”改为“儿童食堂”。作家的这些改动是通过调整小说的语言符号，以符合初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

结语

赵树理的《老定额》是作家面对文坛的意识形态要求与评论界的质疑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现实政治的一种症候式反应。在这篇小说手稿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作家在“妥协”与“坚持”之间的微妙平衡，还可以体会到政治动向与作家写作间的紧张关系。在手稿本身的修改与文本的缝隙中，呈现出了作家隐而未显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也呈现出了作家对自身创作理念和写作艺术的隐微坚持，以及对当时极“左”政策隐晦而曲折的抵抗与不满。

作者：符杰祥，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学术专著《文章与文事：鲁迅论考》《知识与道德的纠葛：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国族迷思：现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与文学命运》等多部。宋子蕤，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