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忧天下

关键词：《岳阳楼记》 家国之心 “古仁人之心”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山西运城的鹳雀楼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但是在北宋庆历六年（1046）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座楼。当时主持修建岳阳楼的滕宗谅说，天下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记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匠之手则不会著名（见滕宗谅：《求记书》，雍正《湖广通志》卷九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刚修建成的岳阳楼，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巨婴，因为没有名人为它撰写文字进行介绍，虽然形体俱在，却黯然矗立。于是，滕宗谅就请求雅好山水、文章事业享有天下盛名的范仲淹为岳阳楼撰写记文。滕宗谅随信还寄去一幅《洞庭晚秋图》，希望对范仲淹写作记文有所帮助。这时的范仲淹，正在邓州任上。此前，为了整顿吏治、裁撤冗官、节省财政、提高效率等，范仲淹向仁宗上书，提出改革措施，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大部分建议，施行了新政，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但新政触犯了一些官僚的利益，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相继被排挤出京，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当接到同样被贬谪巴陵郡的同年滕宗谅的请求时，知邓州的范仲淹慨然应允，写下了这篇《岳阳楼记》。此文产生了广泛影响。到南宋李曾伯作《重建岳阳楼记》时，还特别提到范仲淹这篇记文的诞生，使岳阳楼美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见范仲淹这篇记文赋予了岳阳楼以灵魂，他的风范也与岳阳楼一起屹立于中华大地，绵长永久。

一

《岳阳楼记》是分五个层次来写的。首段写这篇记文的由来。接下四段分别由“予观”“若夫”“至若”“嗟夫”领起，写了岳阳楼的景观以及观楼、观景后心中所感。首先，作者总写在岳阳楼上鸟瞰的洞庭湖全景。写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波涛汹涌，气势壮阔，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又点明此地为接通巫峡与潇湘的交汇点，因此由景引出人，又引出人观此景的心情变化，并抛出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观看了洞庭美景，人的心情难道没有什么不一样吗？

接下来两段承接上段末句的疑问，写了阴风怒号的天气与春和景明的天气带给人的不同感受，以及对人心情的不同影响。见恶景，则使人容易产生被贬谪他乡、害怕他人进谗言的忧悲心理；见美景，则又容易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快乐心情。最后，由登楼之人产生的忧喜情绪，作者引出“古仁人之心”。什么是“古仁人之心”呢？作者认为，“古仁人之心”是不受外界变化影响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都会为民、为君担忧，即使有乐，也是先忧后乐。这是本文思想的升华所在。

范仲淹是没有去过巴陵郡的，对岳阳楼、洞庭湖并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滕宗谅才会寄去《洞庭晚秋图》，让他借此感受一下洞庭环境。但是，我们在这篇记文中，却感觉范仲淹不仅写出了洞庭早晚以及四时的美景，还将景物的变化写得具体细腻、鲜活逼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范仲淹在写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又是具有很明显的象征的。与其说范仲淹写的是洞庭美景，不如说他是通过写洞庭美景而写人的内心，写人是如何因应外界变化的种种。因此，既是写实景，又非仅写实景。

作者开笔直接写岳阳楼。它是重修的，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后修建的，而且是“增其旧制”，就像人心在遭受挫折后重建一样。岳阳楼既是自然性灵的汇集之地，钟灵毓秀，又是人文风雅的荟萃之地，聚集了南来北往许许多多的迁客骚人。迁客骚人是普通人，是失意被贬的人，是政治上遭受打击的人，他们的处境，与同样被排挤、被贬谪的范仲淹、滕宗谅相似。由于迁客骚人心中积郁不平，所以他们在登上岳阳楼观看美景时，难免内心起伏波动。遇上春和景明的天气还好，还似乎可以做到心情愉悦而波澜不惊；但若遇上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樯倾楫摧的恶劣天气，内心怎么能不受到触动而产生悲戚心理呢？这时候的迁客骚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忧怨，忧谗畏讥的心理折磨得人无法平静。普通遭受贬谪的迁客骚人如此，那么同样遭受排挤、贬谪的范、滕二人如此，不也很正常吗？所以，范仲淹表面上是在写迁客骚人，实际上也是在写他们自己。

但是，范仲淹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因此他在文中借“古仁人”而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与期许。他说古代的仁人碰到这样的情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他们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摆脱自然变化与人事遭际对自我的影响。古仁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不局限于小我，他们的心里装着天下。因此，得意时为君王分忧，被贬到偏远地方时心中还装着百姓，为百姓的生计担忧。这样的人，是无论进还是退，无论浮还是沉，都心忧天下，他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虽然说的是古仁人，但是古仁人却道不孤，因为范仲淹就是和古仁人一类的人。由写景而写人，再写到古仁人，由古仁人最后直接写到自己，这是范仲淹写作此文的深意所在，也是他对像滕宗谅一样，和他同遭排挤、贬谪的士人同道的一种委婉劝诫与期许，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样，突破小我，成为一个心忧天下百姓的人，一个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人。

中国古代登楼作品不少，大多抒发的是登楼而产生的悲伤心绪，离不开个人的浮沉得失，也脱不去一己之悲，而范仲淹却能于悲喜之中，很好地处理心与物的关系，寻求一种对外界变化的因应之道，使心灵找到归宿。这种归宿就是如“古仁人之心”一样，超越个人的悲喜，而达到忧怀天下、民胞物与的境界，因此也成就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人格气象。

范仲淹的内心又是丰富的，不是一味说教的，所以我们在他的笔下看到了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看到了气象万千的自然大观，看到了自然的动荡，也看到了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天人合一，这是自然的美景，同时又是人格的外化，是壮美景物与伟大人格的完美融合。

二

那么，范仲淹所说的“古仁人之心”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论背景又是什么呢？

范仲淹的思想中，以儒家思想为主，欧阳修说他“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2页），富弼也说他“作文章尤以传道名世，不为空文”（《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附录一》，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722 页）。不仅作文发论如此，在实践中，范仲淹也躬行儒家思想，“每道圣贤事业，则跂耸勉慕，皆欲行之于己”，“以儒者奉武事”。（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附录一》，第721 页、第722 页）范仲淹希望他所在的时代像孟子渴望恢复王道一样，能够“王道复行”（《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4 页）。他一生中虽然多次逆龙鳞、遭排挤、被外放，却没有像一般受此遭遇的人那样失意、怨恨，而是始终内心平和、思报圣恩。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如其《谪守睦州作》说：“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范仲淹全集》，第75 页）在《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二中说：“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范仲淹全集》，第78 页）他有《萧洒桐庐郡十绝》，每首以“萧洒桐庐郡”起句，吟咏桐庐郡之山水美景、地杰人灵，充满发自内心的怡然自足，如：“萧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萧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其二、其四，《范仲淹全集》，第80 页）范仲淹于宝元元年（1038）五十岁时在《与胡安定屯田书》中说：“某念入朝以来，思报人主，言事太急，贬放非一。然仆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九四以阳处阴，越位救时，则王室有栋隆之吉。九三以阳处阳，固位安时，则天下有栋挠之凶。非如艮止之时，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职，去先王之经，茫乎无从矣，又岂暇学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范仲淹全集》，第610—611 页）表达了虽然屡遭贬放但仍能自我反省、“思报人主”之心始终不改的思想与抱负。且认为儒生之职，就是要“惟精惟一，死生以之”，始终报效朝廷，尽救时补弊之职。范仲淹不仅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践行的。像范仲淹这样的境界与高度，恐怕少有人能及。

正是因为范仲淹有着大抱负与大境界，所以能放下一己之私，每到一个地方，就以能为当地百姓办实事为乐，心灵也因此收获快乐，所以我们从范仲淹的诗文中常能感受到宠辱不惊的从容与淡定、平静与喜乐，从中也能看出他深受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不仅如此，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也常有类似表达，如：“萧望之口陈灾异，盖无负于本朝；公子牟身处江湖，徒不忘于魏阙”，“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范仲淹全集》，第371 页）。范仲淹有关出处进退方面的观念，大都可以看到孟子思想的影子。由此，我们知道，范仲淹所说的“古仁人”，大约就是指像孟子这样具有民本思想并渴望恢复王道的人。

但范仲淹又不是简单受孟子思想影响，他的思想中其实有很深的忧患意识。他在文章中指出，有太多的官员为官不够尽心，离不开个人的利益得失，只顾经营自己的名声，苟且偷安，所谓“奈何在下之时，饰身修名，邀其清举；居上之后，志满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贤愚同等，清浊一致。此乃朝廷避怨于上，移虑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3 页）所以他才希望为官者能够为天下生灵着想，为坚固国家的根本而做事，产生了希望突破一己之悲喜、心忧天下的思想。而且，范仲淹不止一次引用《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以《易》之卦象（《丰》《坤》卦，见《润州谢上表》）比喻君臣，希望执政者从诸多方面及早变通，防患于未然。这种忧患意识是他精于《易》理，具有把控大局、发展变化的眼界所致，因此，他才会写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样的话，并最终淬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被后世知识阶层奉为至高精神圭臬的思想。

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念，成为后代士人一直奉行的精神信条，很多士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仕宦沉浮、处理自己的出处进退的。

到了唐代，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曾经做过拾遗的士人，自觉肩负起劝谏帝王、关心百姓、下情上达、批判现实的重任，所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78 页）。这种精神，可以视之为“拾遗精神”。它对士人的精神世界起到了一定的建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范仲淹继承了这种拾遗精神，以及韩愈文以载道的复古思想，希望“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0 页）。他在谈论诗歌时非常赞同“与时消息，不失其正”的诗风（《唐异诗序》，《范仲淹全集》，第156—157 页），说明他是很注重士人的刚正品格的，认为不仅在作文时应当如此，在处理政事时亦应当如此。当时的北宋，西北有西夏政权的侵扰，政治制度中又存在着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些内忧外患的现状使范仲淹的心中产生深深的忧虑，从而形成了他的忧患意识。他说：“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0 页）范仲淹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这种忧患意识，是他出于对国家政权、百姓生活的关心，也是他作为士大夫的责任所系。由于有了这种忧患意识，他才会提出无时不在的忧君忧民思想。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和先忧后乐思想，为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注入了执着而刚毅的养分，扩大了士人的精神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培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范仲淹这种对于国家天下的认识，以及心忧天下的思想、勇猛刚毅的精神，铸就了士人的家国情怀与不屈不挠的精神，烛照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及其后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对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注入了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

作者：刘淑丽，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教授。主要著作有《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纳兰性德词评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