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是问来的

《 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

陈漱渝选编；孙旭宏整理

文化发展出版社2023 年7 月版

今天我这个发言，是为《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的出版发行做点文宣，似乎在“直播带货”。当下，一部影视剧上演，主创人员常常要在荧幕上刷脸。北京电视台有个栏目，叫《大戏看北京》，就专门宣传新播的电视剧。不过在电视里亮相的大多是俊男靓女，可以吸引眼球，而我这张老脸，的确是自惭形秽。只是作为这本书的编注者，我觉得有义务在这里做些介绍。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话，就是这本书值得买，更值得读。史料大家陈子善收到这本书，立刻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大编奉收。老兄此书一本抵一百本。”我知道他并不是在吹捧我，而是在评价这本书。我并不是这本书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写这批书信的人。写信人约90 位，每人名下有简介，都不是一般人：有国家领导人，有鲁迅的同时代人以及亲属，也有学术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权威人士。

这些人物的书信不仅能解决学术问题，同时也是研究写信人本人的第一资料。写信人的分量，决定了这本书的分量；这些信内容的珍贵性，决定了这本书的珍贵性。必须指出，这些信的价值并不限于其学术性，而是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一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崇高精神。我写这些求教信的时候刚三十来岁，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但这些大人物都用平等心待人，毫不用势利眼看我，让我既增长了学问，更学习了做人。我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之后，对于咨询者也是有信必复，不拘身份，尽管我水平有限，但这些前辈的精神的确影响了我待人处世的态度。所以这些书信实际上是我的人生教材，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前辈们实际行动的感召，远胜过那些空洞苍白的说教和大而无实的心灵鸡汤。

还应该补充说明，这批书信具有文物价值；将其整理出版，是让死的文物活起来的切实举措。大家知道，1977 年4 月，第一台国产微型计算机问世。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一批新锐的作家开始用电脑写作。1992 年底，北京市举办了一次轰动全国的“作家换笔大会”，于是电脑写作就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手写方式。电脑和互联网给现代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从此，清晰的电子文本取代了字迹模糊的书写稿。一篇作品完成后，分分秒秒就能传递到世界上有互联网的地方，不会因为邮递延误发稿时间甚至丢失。出版社只接受电子文本，原来的大批排印工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不会因为摆弄铅字而导致职业病——肺癌。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人们逐渐发现，冰冷的电子文本跟手迹比较起来，似乎少了一点人间的温度。电脑字体虽然清晰规范，但传统的书法艺术在打印稿中荡然无存。电子邮件经常随看随删，手书信件就越来越成了不可再生文物。现在拍卖市场上名人信札很抢手，但还没听说有电子邮件被拍卖的先例。这一点，也更增加了这本书信选的价值。今后肯定还会有人编辑出版藏信这类著作，但绝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稀罕。我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鲁迅的史料，同时也涉及其他作家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的文艺创作，党的外围组织左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所以关心文史知识的读者都可以参考。对于发表信札，鲁迅的看法是，“自己的信之发表，究胜于别人之造谣，况且既已写出，何妨印出”（1931 年6 月致李秉中）。“攻击人的和我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发表也可以。”（1932 年7 月2 日致李霁野）。

有读者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信呢？我的回答是：“学问是问出来的。”有人说“学问是读出来的：要多读原著，再读与原著相关的其他文献”。这无疑是经验之谈。人的知识很多是来自前人的经验，而前人的经验往往总结在著作之中，所以有字之书不可不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学问也是问出来的。清代学者刘开有一篇《问说》，原文是：“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这句话的文意很浅显，用不着解释。刘开是清代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姚鼐的传人之一。刘开的观点是：不学就提不出疑问，不问就不能释疑解惑，增加知识。所以“学”与“问”就成了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当然，跟出土文物和文化典籍一样，书信中提供的回忆资料同样需要考证，才能成为立论的依据。

“学”的对象是文献典籍，“文字史料”；“问”的对象是知情人，要挖掘的是他们头脑里贮存而尚未行诸文字的“活资料”。我从研究鲁迅开始就是从这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根据鲁迅研究资料索引，到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去查阅报刊书籍。凡自认为有用的就抄卡片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分类查阅。卡片那时价格不菲，为了购买，我妻子变卖了祖传的一柄银勺。这个印象极其深刻。通过系统读书，我初步了解了鲁迅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和尚未填补的学术空白。书籍报刊上找不到的则写信给有关知情者咨询，以能者为师。1976 年4 月调入鲁迅研究室后，有关领导部门给研究室下达了七项任务，其中第四项就是“抓紧时机，对一些熟悉鲁迅的老人（包括反面人物）进行访问记录”，文件的这项任务当时概括为“抢救活资料”。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我们进行访问或函询就方便多了。为了抢救和保存活资料，我们还创办了《鲁迅研究资料》。开始出版后洛阳纸贵，印数达七万册，还有盗印本。后来出版至24 辑休刊，因为关于鲁迅的新资料和可以抢救的活资料越来越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问学”当然首先是向高人请教。宋人杨时跟他朋友游酢一起向著名理学家程颐求教，当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而程颐正巧在家里睡觉。为了不打扰老师休息，他们坚持在雪中静候，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堆积了一尺多厚。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问学”也经常发生在学友之间。同辈之间各有短长，应该互为刀具，又互为磨石，做到像《卫风·淇奥》中所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互相问学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也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进取精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要正视自己学问的不足，同时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长，取长补短，共同提升。问学的对象还包括就总体而言知识不如自己丰厚的人。孔子在春秋时期被尊为圣人，但他去国君的祖庙参加祭祀仪式时，仍然不断向周围的人请教。他认为向比自己知识少的人请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孔圉因为勤学好问，死后被授予“文”的谥号，即历史上的孔文子。以能者为师，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治学经验，叫“不耻下问”。

在编选这本书的时候，不时引发起我很多温馨的回忆，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凡是在生活道路上扶持过我的人，我都不会忘记。对于这些来信的前辈或友人，我当然更不会忘记。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提及，只能举一些例子。

1980 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许广平的一生》，想请后来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书名，因为宋庆龄是鲁迅的战友，也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友人。但此时宋庆龄的右手两度受伤，根本无法挥毫握笔。她通过她的友人陈翰笙转告，要我去请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代题。廖梦醒是廖承志的姐姐，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我去找廖梦醒时，老人家正在吃晚饭。听说宋庆龄有此建议，立即放下筷子，当场就挥毫题写了书名。宋庆龄为此事致陈翰笙的原函，就影印在这部书信集的卷首。

胡愈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请教时他已八十多岁。老人家不但写信回复我的问题，而且还请我去他家恳谈。我出版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就是胡愈老题写的书名。我访问胡愈老时，他的夫人沈茲九一直在场。沈茲九是著名的妇女领袖，也是宋庆龄和许广平的朋友。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先生也曾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晚年视力极差。为了奖掖后进，他仍然为我的《鲁迅史实新探》题写了书名。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是周建老的女婿。本书收录了两封顾明远来函，都是由周建老口授，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令我感动的还有魏建功先生，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他主编的《新华字典》被誉为“最受欢迎的字典”，2016 年全球发行量已达五亿六千七百万本。魏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题写的一首鲁迅诗2012年拍卖的起价是三万元。本书所收他回复我的两封信长达五千多字，而且是用毛笔书写，成了我藏信中的珍品。

为了研究中国鲁迅研究史，有人把鲁迅研究界的学人按年龄资历划分为若干代。这种分法当然不一定精准，我也搞不清自己属于哪一代，更不知道属于哪一派。但把李何林先生、唐弢先生跟王瑶先生一起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这在学界是取得了共识的。李何林先生是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中文系主任，我也听过他开设的鲁迅研究专题课，但私下从没有任何接触。毛泽东晚年，曾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很多单位因此都请李何林先生开设讲座。后来李何林先生根据他的讲稿整理了一本书，名叫《鲁迅的生平和杂文》，记得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 年出版的，我拜读后，一连提了十五个问题，让古稀之年的李何林先生花了两天时间才写完了这封回信。李先生在信末说，因为他视力坏，这样的长信是不写的，对我如此是个例外。李先生这样讲是实情，他一般来信即复，但限于精力和视力，大多是在来信上写几行旁批作为回复。李先生退休前，特意把我叫到他家，指定我继任他的鲁迅研究室主任之职。想起这些，我的感激之情又在心头奔涌。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到另一位李先生，就是李何林先生的朋友李霁野先生。凡是读过英国小说《简·爱》和英国随笔《四季随笔》的读者都知道，这些外国经典作品的译者就是李霁野。1942 年，苏联汉学家罗果夫采访鲁迅夫人许广平，问谁是研究鲁迅文化遗产的“通人”。我理解，“通人”就是方方面面都了解的人。许广平的回答是，1926 年以前，比较接近鲁迅的是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然而，许寿裳先生1948 年2 月18 日被人暗杀，台静农先生在台湾执教，这三位当时能够联系的“通人”只有李霁野先生。

我初见李霁野先生是1957 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跟学友在南开大学中心广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看露天电影。此时有一须发全白的老者拄杖而行，在贯穿南开大学的主路散步。有位多知多懂的同学俯耳告我：“这就是鲁迅文章提到的李霁野。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就是头发胡子统统长得要命。”回想起来，李霁野先生当年只有五十三岁，用今天的眼光看，还仅仅是中年人。我在大学时期的兴趣是宋元文学，而李霁野先生是英文系主任，需仰视方能见，自然不会发生交集。估计是1974 年底，我开始自学鲁迅，通过业师宁宗一先生打听到李先生的地址，由此开始了通信联系。我不怕烦人地提问，李先生不厌其烦地回复。这批信的主要内容，成为李先生《回忆未名社》一书的主要内容，这本回忆录，是研究鲁迅北京时期文学活动的必读书。

在跟李霁野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在无意中也帮他解开了一个心结，这就是增加了鲁迅致曹靖华信中的一个注释。曹靖华是苏俄文学翻译家，未名社成员，鲁迅的友人。20 世纪30 年代，曹靖华远在苏联。鲁迅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未名社还拖欠了他的版税。未名社前期的主持人是韦素园，韦死后维持未名社的是李霁野。如果未名社一直欠着鲁迅的钱，这毕竟是一件名誉受损的事情。李霁野先生跟曹靖华说，这笔欠款是由于韦素园生病和韦丛芜腐化造成的，后来已大致还清，希望曹靖华出版鲁迅跟他的通信集时能加一个注释，予以澄清。李霁野还通过李何林从中斡旋，但都没有效果。曹靖华严肃表示，对于鲁迅的书信，他不能随便添加注释。这样一来，三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这时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位教物理的青年老师，是出版家章雪村的孙子，未名社的出版物有些就是在章雪村任总经理的开明书店出版的。1966—1976 年间，章雪村把鲁迅写给他的两封信装在小相框里，摆在桌上，证明自己是跟鲁迅有交往的进步文化人。这两封信中，有一封就是鲁迅声明未名社欠他的版税“大致已清”。这简单的几个字对一般读者几无意义，对李霁野先生而言，却直接关系到他的人品和声誉，我先把这两封信抄录了寄给了李先生，后动员我那位同事把这两封信的原件无偿捐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从此，我跟李霁野先生的感情更加深厚，《鲁迅全集》也增添了两封书信，这也可以说是一段鲁研界的佳话。

不能忘记的还有唐弢先生对我的培养。唐先生是鲁迅的同时代人，年轻时是邮局的拣信生，即把信件按投递的地点分类，后自学成才。他在20 世纪30年代中期用“风子”（这个词有多种意思，指传说中的仙人，也指放任不羁的人）为笔名写杂文。他的《新脸谱》一文风格跟鲁迅有相似之处，被读者误认为是鲁迅的化名。唐弢还是著名的藏书家，曾以创作《晦庵书话》广受赞誉。由于唐先生中外文学兼修，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文笔又好，被普遍认为是写作《鲁迅传》的最佳人选。唐先生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对他写《鲁迅传》一直大力支持，然而，我结识唐先生时，他虽然只有六十二岁，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体力虚弱。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小船不宜重载”。这种情况开始我不知道。向唐先生请教的人很多，报刊的约稿信更是络绎不绝。唐先生待人接物十分热情，对于别人的求助不会说“不”，所以晚年精力分散，满足了方方面面的要求，但撰写《鲁迅传》这一夙愿竟未能完成。在干扰唐先生写《鲁迅传》的人当中，我当然要算一个。为此，我至今深感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