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中寻找理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光亮

金春平，1983年生，文学博士，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一等奖等奖项。近年来在《民族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文学地图的批评谱绘》等专著，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

这十年：文学批评让我越来越清晰地确认了思想的锐力和自我的可能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2020年第3期推介了你。而早在2016年，你就入选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同时，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这样的刊物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这样的培养机制对青年一代批评家成长和助推的？

金春平（以下简称金）：感谢明全兄给我这次回溯自我、整理自我、反思自我的机会。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的入选，对于许多当代青年批评家，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学术际遇，也是他们开始走向中国批评界前沿的重要通道。2016年我有幸入选第六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既深感意外，又非常惭愧，更多的是难忘的经历和充实的收获。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这一“身份”的被赋予，包含着一种接纳、期许、鼓励和责任，对于刚刚步入文学批评行业同时还在摸爬滚打、艰难探索，但又多少怀揣着一点遥远而游弋的文学批评理想的我来说，既是“提振”与“赋意”，也是“重塑”与“确立”，正是客座研究员制度让个人缥缈的理想有了落地与生根的可能。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机制，它以群体“集结”的方式，将不同研究领域的青年批评家汇聚于文学馆这一文学批评的殿堂，多元的个体面目由此获得了相对清晰而总体的聚焦；它以“开放”的原则，吸纳着在业界已经有着广泛影响的青年学者，也接纳着类似我这样长期处于学徒期的文学批评学子；它以“引领”的姿态，积极介入中国文学发展和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前沿现场，在批评的争鸣中率先对中国文学的作品、现象、问题、趋势、理论进行集体性的分析与反思；它以“跨界”的原则，打通了作协、高校、研究机构、作家、刊物、批评家以及地域之间各自为阵的区隔，实现了文学现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传播的同频联动。客座研究员的经历所给予的不仅是机会和信赖，还是一份笃行学术与批评信任的责任契约！

如果说客座研究员是学术体制化的“身份赋形”，那么《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则与前者形成了互补：它以对批评家个人的立体学术肖像的凸显和展陈，来助力青年批评家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形象塑造和个人成长，助推其在全国批评界的确立和认可，而这位发现者、助推者和塑造者就是张燕玲老师。张燕玲老师以其敏锐、犀利、公正和包容打造的学术精品栏目，以对批评家个体“面目”清晰而立体的聚焦为呈现方式，每期的五篇文章（连同插图）勾勒出一个由自我到他者、由学术到生活、由精神到性格等多维面向的鲜活、完整、立体的“批评人”，这是以“小评传”的方式对青年批评家的“志录”与“流传”，而对批评家的为学、为文、为人乃至影像记录，已经演变为一个“综合人物文本”。对于许多青年批评家来说，“今日批评家”栏目是许多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批评家，由各自的“地方”走向“全国”的成长契机和学术起点，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张燕玲老师与“今日批评家”栏目功莫大焉！非常惭愧的是，我只是其中的忝列者。接到张老师的通知说要给我做“今日批评家”小辑，这是个让我意外而又惶恐的任务，因为我深知自己无法与栏目相匹配，更没有自信的学术资本敢于将自己放置于栏目的聚光灯下被全国批评界所审视，但是张老师态度很坚决，并且限定了交稿时间。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取得如其他青年批评家那般扎实厚重的成绩，却深刻体会到了张燕玲老师对我这样一个身处学术边缘地带的学子的关爱、提携、包容和鼓励，也收获了个人学术生涯当中宝贵而深厚的慷慨与情义。

周：你在南京师范大学师从高永年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又到南京大学跟随丁帆教授做博士后研究，这两位老师对你从事文学研究有哪些影响？其他还有哪些师友对你产生过影响？

金：感佩明全兄对我的了解。高永年教授和丁帆教授，既是我的授业恩师，更是我的精神导师。从青年时的懵懂无知，到中年时的日渐澄澈，二位先生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与方法，更多的是为学之道、为人之法、处事之律与人格之本，这份纯粹、至真、有爱的师生之情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和沧桑之后，越发闪耀出它的真诚、珍贵与恒久。

高永年老师是现代新诗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高老师一向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美学性”，鼓励我们的学术文章或评论文章要努力追求“诗性之美”“文质之美”“语言之美”，“学术论文和批评文章同样是文学创作，唯有有光的文字、有美的语言、有情的文章，才能容纳文学的精髓、人学的精魂、思想的精深”。三年期间，高老师经常会将自己在阅读或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学术美文”分享给我，要求我尝试解析文章何以至美，并将之化为自己的为文血肉。沿循着对文学（诗学）美学性领域的学术兴趣，高老师引导我对“文学美学”要进行“理性解析”，这种由感性直觉展开学理分析的方法，正是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构建，对于当时将拗口而晦涩的西方译著奉为圭臬的我来说，这是警醒、矫正与引导，高老师对文学之美的感性直觉进行理论解析的学术观也成为我进行博士论文研究，以及今后从事文学批评的潜在方法论。时至今日，当学术界重新呼吁有个性、有情感、有温度、有审美的批评文字，高老师所提倡的学术批评“美学化”、文学美学“学理化”的学术实践和学术观念，就更显示出其独立的学术个性和深远的学术眼光。尽管我因能力和功力有限，只能写一点干瘪枯燥的文字，但高老师所提倡的学术研究的美学化观念，却成为我至今所坚定践行的学术基石。

丁帆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能有幸跟随丁老师求学是我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在文学研究领域，丁老师的治史思想、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学术精神、为学智慧、为学品格等，都是吾辈学生倾心企慕而不可企及的榜样。丁老师所倡导的“启蒙主义”的学术思想，所倡导的“义理”和“考据”兼重的学术主张，所提倡的“人性”“人道”的学术立场，所推崇的“文学价值观建设”的学术法则，所洋溢的“浪漫主义”的价值气象，所秉持的“知识分子”的士子风骨，所恪守的“人文良知”的道德品格，所践行的“仁慈江湖”的浩荡情义，早已浸润转化为我为学、为人、为事的精神坐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今让我依然激动和难忘的一幕，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丁老师所给予的指导、包容和鼓励，也由此开启了我和丁老师之间的师生缘分。从博士后期间研究游牧文化与西部文学，再到如今尝试涉猎部落文化与西部文学，如此逐步深入的学术研究轨迹，无不包含着丁老师的引导与希冀。在十多年的学习生涯当中，每每在学术上遭遇诱惑、焦虑或迷茫，丁老师的箴言也如同预言，总是给予笃定和告诫：西部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只是面对老师我经常会心生惭愧而不敢直视，因为我并未做到如老师所期待的那般笃定、勤奋和努力。

十分钦佩樊国宾师兄在《师父》一文中对老师的感念，招录一段，他言昭我心：“长大后渐渐懂了。‘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师父之所以为师父，因为他是山上那个度众生者。世间之大，茫茫万劫，可能我们很多人最终都会省悟到——一生只享受了‘内触妙乐’是残缺的，因为这是罗汉和菩萨、小乘与大乘、享清福还是享洪福、苍生跟渊薮之间的区别。”

周：有种观点认为，高校的科研考核体制对年轻学者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有一定的干扰，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你个人从事文学批评有影响吗？

金：明全兄直击到了学术自由和制度规约这一当代高校教师所普遍面临的事业困境。高质量的人文科学成果的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以“过度”的量化指标体系去驱动成果的产出，要么导致低水平或泡沫化的成果生产，要么导致违背道德与公平的学术功利，要么导致努力无望后的现实放弃，而更多的学子则是陷入深刻而集体的精神焦虑；但与此同时，对于身处多重生活旋涡当中的青年教师来说，若无一定的制度规约和体制导向，同样可能在日常化的散漫慵懒当中阻滞自我的学术动力。在我看来，从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规律和可能性出发，以“合理”的制度规约、机制激励、指标设定，来引导对青年教师学术成果的考核与评价，不仅是解决体制管理与学术规律之间“错位”的有效途径，而且这种“合理”完全可以转化为每位青年学子的学术“可能”，生成他们的学术“动力”。因此，我理想的科研考核体制，一方面有着指标量化的考核，另一方面，这种量化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多元性和可实现性。也就是说，相对“合理”的考核体制，应该是契合人性的诉求，它既要祛除人的惰性放纵，又具有一定的难度鼓励，并伴随着阶梯式的升级和与之相匹配的认可机制，唯有如此，才能让人持续葆有学术研究的热情、坚韧、执着与行动，拥有更充实的价值感、收获感、意义感和自由感。

周：你这些年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近20项，这么多社科项目，会不会分散你正常的阅读时间和对主要研究领域的深耕？

金：明全兄的提醒正当时。密集的科研项目，特别是项目之间没有关联或者没有交叉，开展研究确实有疲于应付和忙慌不堪的凌乱之感，势必会影响到个人正常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在当前高校科研项目考核制的规约之下，持续不断地申报各类项目，这样的状态也是当前高校教师学术生活的日常镜像。面对这种暂时无法更改和逃离的处境，一方面需要培养项目团队，以团队分工开展研究，以期用有限的精力、规定的时间取得质量最大化的科研成果；二是科研项目的申请和设定要有内容逻辑关联，这样才能既保证成果产出的连续，又能保证研究内容的互补；三是科研项目的申请和设定要有类型区分，既要凝练和构建源自于现实文化症候的理论性学术课题，也要积极申请偏实践、偏应用或偏对策型的现实调研类课题，以理论发现指导实践方向，从实践应用激发理论自省。因此，适当的跨学科、互动式或对话式的课题研究，是不断打开研究对象覆盖面，又能形成合理的研究节奏、研究强度和研究效度的可能方式。但再多的科研项目始终需要恪守并时刻告诫自己的是：广泛而精深地阅读，深刻而系统地思考，勤奋而稳定地写作！

周：你是哪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篇）部？

金：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发表于2005年《六盘山》上的《大西北的血与泪——读长篇小说〈西北狼〉》，是受硕导郎伟教授所命而完成的作文。现在看来都是些非常稚嫩的文字，但也确实激发了我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的热情，直到硕士毕业时，误打误撞地发表了两篇核心期刊，也因此才有了报考博士的资格。至于最满意的作品真不敢奢谈，都是些很轻浅的文字，有些凝聚了自己思考的文章在刚完成时还有一些胜利感，但是等它发表出来放置一段时间后再重新阅读，才发现有诸多瑕疵或遗憾之处。它似乎时刻告诫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周：这十年来，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你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收获颇丰。你自己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金：感谢明全兄的鼓励。不敢妄谈突破，只能说一直在做一些积累、探索和努力。第一是尽可能把对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入。学术研究力图穿透流于表面的探讨和饶舌的赘语，努力抵达它们最为内在的肌理，“如此为何”“因何如此”“如此何为”是我在面对研究对象时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似乎这样的解析才算酣畅淋漓。第二是尽可能在研究中探寻一些“构建性”。能够从文学现场和文学史的研究当中，揭橥一些被遮蔽和被掩盖的本质规律，且这种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有效性，并能在一定范围、时间、对象当中具有可通约性，这种对文学的“解密、发现和发明”常常让批评家享受着隐秘的思维乐趣和心理诱惑。第三是尽可能以哲学辩证法的姿态，去审视现有文本的品质高下、文学现象的脉络走向，将文本或现象视为“中间物”而非“静态物”，视为“结构性存在”而非“自足性存在”，以此获得对某一现象问题的立体而清晰的透视和判断。在风云流动的年代，努力发现一些能经受得住追问、拷问和质问的结论，努力从迷障乱象当中剥离一些具有警醒、清醒和独醒的声音，大概是我一直努力但仍在漫长跋涉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