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孤山探梅的文坛悬案
作者: 张耀杰关键词:郭沫若孤山探梅德桢女士徐亦定
神秘女诗人“余抱节”
1925年2月13日,郭沫若给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刘勉己写了一封回信:“勉己学长兄惠鉴:我前天跑往西湖去过一次来,因为有朋友相约同往孤山去看梅花。但是今年天气太冷了,孤山的梅花到现在还没有开呢?在西湖跑了两天回来,才接到最近的一封书,一切都已敬悉了。在西湖时有友人汪静之兄交来‘李太白及其诗’一篇,明天当邮寄上,以备采择。……兴会来时,或可作篇孤山探梅记呈教,但恐兴会不易见顾耳。”
这封书信刊登于2月28日的《晨报副刊》。到了3月28日,郭沫若再次致信刘勉己,说是《孤山的梅花》“在一礼拜前早已草就,唯不甚满意,故未付邮。今承催索,谨以快邮寄上,惟恐过于贫弱,有负雅望耳”。
《孤山的梅花》最初发表于1925年4月3日、4日、7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作者自注“三月十八日追记”,文章末尾落款处的日期却是“夏历正月三十日”,也就是杭州之行结束后的第9天即2月22日。所谓“三月十八日追记”,应该是郭沫若改写定稿的日期。
文章从“我”正月十四晚上收到信面写着“由新登三溪口寄”、落款署名“余抱节”的一封来信说起。信中写道: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像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愿”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残春》是郭沫若1922年8月发表于《创造季刊》1卷2期的自叙传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爱牟是郭沫若本人的化身,“爱牟”就是英语“Iam”的音译。
留学日本学习医科的爱牟,已经结婚且养育了两个孩子。某一天,同乡留学生白羊匆匆赶来,通知爱牟说老同学贺君回国途中在门司港跳海自杀,遇救后被送进一家医院,病中的贺君表示“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爱牟闻讯,在白羊陪同下赶往门司看望贺君,在医院里邂逅了纤巧美丽却患有肺结核的护士小姐S。当天晚上,爱牟梦见自己和S在门司市郊的笔立山幽会,当他以诊病之名欲行肌肤之亲时,白羊却赶来通报噩耗,说是他的妻子杀掉了两个孩子。他急忙返回家中,见发狂的妻子正用刀刺向自己。爱牟梦醒之后,以学校有课为由赶回家中,看到妻儿安然无恙,就把梦中情形告诉了妻子。妻子笑着指出是爱牟“虚了心”。
“余抱节”显然是熟读郭沫若包括《残春》在内的各种著作的一位女性读者,她接着在信中写道:“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这封信的末尾还给“我”即郭沫若留了一个悬念:“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我”为此表示说:“这信里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并且字迹也是非常秀丽,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在我的脑识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想象来,便是这‘余抱节’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姐’的化名了。”
捧着这样一封来信,“我”开始浮想联翩:“——啊,在风尘中得遇一知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位知己还是一位年青的女性呀!……——啊,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打定主意之后却又开始踌躇:“跟着我回国来的一妻三子,她们是连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的,家里没有人,我的女人在一二月之内也快要做第四次的母亲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女人,更怎么对得起我的三个儿子呢?”
为开脱自己的家庭责任,“虚了心”的“我”模仿《残春》里面的故事情节,把“余抱节”的来信当作故事讲给妻子听:“她说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也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
得到妻子的支持,“我”当天下午便写信“回答猗筠小姐,约定十九动身,并且说有两个大的孩子同路”。“我”接下来为“虚了心”的自己进一步推卸责任说:“我这个私心真是对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爱情滥用了!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滚下了山头的流泉,只好让它愈趋愈下了。”
由于外面流传着“奉军和浙军说不定要开战”的消息,又由于正月十九日没有赶上火车,“我”其实是一个人乘坐二十日的早车三等车厢前往杭州的,这次出行的旅费是从家里仅有的15块钱中挤出来的5块钱。抵达杭州后,“我”先到东坡路一位友人的医院里吃了一杯茶,然后乘坐黄包车赶到“余抱节”约定的钱塘旅馆。
和文章开篇处的“得见一面虽死亦愿”的“余抱节”来信相呼应,文章的尾声是“抱节做的”长达30行的抒情诗《西湖——Florence》。诗中的女主角是一位晚期肺病患者,她狂热地爱上了诗人“沫若”,便在诗中把“沫若”比作雪莱,把自己比作死于肺病的Keats(济慈,又译荠次),把自己与“沫若”白天攀援宝石山、夜晚游走白云庵以及“钱塘旅社之两眠”,比拟为当年济慈、雪莱在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的游山玩水:“杭州之西湖,真的成了南欧当年的Florence了”;“沫若”喝醉了的“发光的面庞以及和衣睡倒”的“率真”,“我愈看愈觉得和Shelley一样……”
女诗人“我”即“余抱节”所写30行长诗的最后四行是:
啊,沫若呀!
叫说Keats后来就死在Shelley住过的那个房间里的,
你如今走了,
我不久恐怕也要死了。
郭沫若在《孤山的梅花》中抄录余抱节的长诗之前,谈到过“我在杭州只住了两天,我是二十二的清晨,乘早车回上海的”;余抱节的长诗是在“我”回上海不久从杭州寄来的。在全文抄录“抱节做的”这首长诗之后,是“我”也就是郭沫若写的一段留下悬念的结束语:“这首诗是很真挚而且哀婉的,没有些儿矜持,也没有些儿随意,这和荠次的诗倒争差不多,不过要比我为雪莱,我实在有几分惭愧了。这诗不消说就是抱节做的,不过这抱节是不是猗筠小姐,我想聪明的读者用不着我来点破了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58年8月印行的《沫若文集》第7卷所收录的《孤山的梅花》,经过了作者的重新改写和二度虚构,并且为《郭沫若全集》第10卷所沿用。据龚明德考证,这个版本“全部删掉《晨报副刊》上第六节后用三个圆圈表明的尾声,即含有‘抱节做的’三十行诗《西湖——Florence》和诗前诗后的全部文字,重写近两百字作为第六节最后的四个自然段”。
郭沫若重新添加的最后200字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我”在破败简陋的钱塘旅馆没有找到“余抱节”。给“某某女学校”打电话,说是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无奈之下,我只好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58年的郭沫若之所以要如此改写,所要掩饰的是20多年前的一桩婚外移情并且是一男三女的未遂恋爱,进而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这样就于无形中留下一桩鲜为人知的文坛悬案。借用龚明德的话说:“几乎每一处重要的词句都有重新改写,目的是为了重新塑造‘我’的形象。”
孤山探梅的还原考证
据龚明德考证,到保定就任中学国文教员路过上海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在1925年2月25日写给妻子符竹因的信中介绍说:“昨晚和修同到沫若家中去,沫若同他的安娜一同做厨子,忙着弄菜做饭给我们吃,吃了一种日本做法的菜。直谈到十点钟才回来……我今天又到沫若处去玩来。他问我他在西湖时第二天你没有去同游,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已把你解说过了。”
这里的“修”指的是供职于上海福源钱庄的另一位湖畔诗人应修人,汪静之当时借住在应修人家里。关于郭沫若的家庭生活,汪静之介绍说:“他现在很苦,三个儿子累煞了,一天到晚绕着他,要纸、要画、要书、要抱,要……又是哭,又是叫。他的安娜也辛劳得很,养育了三个儿子,人也老了,而且两三礼拜之后又要生儿子了。”
2月26日,汪静之又给符竹因写信,报告当天上午等船离岸时郭沫若告诉他的一番话:“德桢你去看过伊没有?如未去,望你以后不要去看伊了!沫若说同肺病者接触很危险……他说德桢恐怕无希望了。……沫若说杭州医生钱君胥最好,须要他看了才的确。我就叫他介绍,他说回去就写信,信寄你由你转与德桢,叫伊持信到旗下东坡路钱氏医院去看,他当要看得仔细些。沫说看肺病胸前要解开,叫伊不要顾忌。钱君是日本留学生,沫若很佩服他的医学。……望告诉德桢,伊若要命,就赶快去看医保养。
德桢是符竹因的老同学,汪静之的成名诗集《蕙的风》里面的情诗,就是分别写给当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同学的符竹因、曹诚英、傅慧贞、德桢等人的。由此可以推断,《孤山的梅花》中向郭沫若表示“得见一面虽死亦愿”的神秘女诗人“余抱节”,所对应的是德桢女士。东坡路钱氏医院的钱君胥即钱潮,是郭沫若、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她曾与郭沫若合译德国作家TheoderStorm的言情小说《茵梦湖》,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解读郭沫若的《孤山的梅花》,需要注意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非常罕见地采用了夏历的日期;第二,作者在文章中采用化名提到了两个女性人物:“余抱节”和“余猗筠小姐”。郁达夫在1927年4月写给王映霞的情书里,多次提到徐逸庭、徐葆炎兄妹,徐逸庭指的就是戏剧作家徐葆炎的堂妹徐亦定,也就是《孤山的梅花》中的“余猗筠小姐”,她是王映霞就读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时同班同座的老同学。
关于这一次孤山探梅,徐亦定(逸庭)在1991年写给王映霞的书信中回忆说:
1925年早春,他到杭州旅游(有没有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了。那天他与几个友人——有我的一个堂兄——去游西湖,那时我在杭州女师读书,还很年轻,他们都比我大,都叫我妹妹,他们叫我一起去玩,我就同他们一起去了。玩了好几处风景点,我现在还能想得起来的有两处:一是保叔(俶)山,山虽不高,路很崎岖,有的地方还很陡,他很会爬山,一个人当先到了山顶塔山,我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他又下来拉我上去;还有一处是灵峰探梅,梅花还没有开,他有点惋惜的样子。这是一个礼拜天,我们在学校住宿的外地学生要在晚自修以前回学校的,所以我游湖回来就同他们分开赶回学校去了。
徐逸庭晚年所说的礼拜天,指的是旧历正月十六即公历的2月8日。依照《孤山的梅花》中的时间表,郭沫若从上海前往杭州探梅的时间并不是礼拜天,而是旧历正月二十即2月12日周四的早上,他返回上海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二即2月14日周六的晚上。1926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沫若小说戏剧集《塔》的无题自序的落款处,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书此”的记载,足以证明郭沫若在旧历正月十九即2月11日早上,确实没有赶上火车。由于时过境迁,徐逸庭对于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的时间点位,已经明显失忆了。
关于自己和郭沫若的情书往来,徐亦定写道:“过了几天,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上海来的信,开头称呼妹妹,信尾具名沫若二字,信不长,说了一些那天游湖的事情,有两首即兴的诗。讲礼貌当然要回信,说实话,我心里也喜欢他,我回他的信里告诉他西湖梅花已开,并折了一小枝红梅夹在信里寄去。这以后,他每星期有两封信给我,我大概收到他二三十封信。我知道他有一个日本太太,已经儿女成行,我仔细思量,觉得如再发展下去,于我于他都不利,不如及早打住……他最后一封信要我把他寄给我的信退还他,这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信了。”
这封信直到王映霞于2000年2月在杭州女儿家去世之后,才由上海学者沈飞德在《郭沫若诗集〈瓶〉与一位杭州女性——王映霞访谈录》中第一次公开披露,文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郭沫若在杭州西湖孤山探梅时,至少有符竹因、德桢、徐亦定三位女士同行,符竹因、德桢是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徐亦定还是一名住校就读的小女生。狂热崇拜郭沫若以至于“得见一面虽死亦愿”的德桢,应该是这次孤山探梅的倡议人,和她关系密切的徐葆炎、汪静之等人,帮助她实现了通过孤山探梅和郭沫若见面的心愿。但是,郭沫若一见钟情的“梅花”,却不是自比济慈(荠次)的肺病患者德桢,而是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美女学生徐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