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孤山探梅的文坛悬案

关键词：郭沫若孤山探梅德桢女士徐亦定

神秘女诗人“余抱节”

1925年2月13日，郭沫若给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刘勉己写了一封回信：“勉己学长兄惠鉴：我前天跑往西湖去过一次来，因为有朋友相约同往孤山去看梅花。但是今年天气太冷了，孤山的梅花到现在还没有开呢？在西湖跑了两天回来，才接到最近的一封书，一切都已敬悉了。在西湖时有友人汪静之兄交来‘李太白及其诗’一篇，明天当邮寄上，以备采择。……兴会来时，或可作篇孤山探梅记呈教，但恐兴会不易见顾耳。”

这封书信刊登于2月28日的《晨报副刊》。到了3月28日，郭沫若再次致信刘勉己，说是《孤山的梅花》“在一礼拜前早已草就，唯不甚满意，故未付邮。今承催索，谨以快邮寄上，惟恐过于贫弱，有负雅望耳”。

《孤山的梅花》最初发表于1925年4月3日、4日、7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作者自注“三月十八日追记”，文章末尾落款处的日期却是“夏历正月三十日”，也就是杭州之行结束后的第9天即2月22日。所谓“三月十八日追记”，应该是郭沫若改写定稿的日期。

文章从“我”正月十四晚上收到信面写着“由新登三溪口寄”、落款署名“余抱节”的一封来信说起。信中写道：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像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愿”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残春》是郭沫若1922年8月发表于《创造季刊》1卷2期的自叙传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爱牟是郭沫若本人的化身，“爱牟”就是英语“Iam”的音译。

留学日本学习医科的爱牟，已经结婚且养育了两个孩子。某一天，同乡留学生白羊匆匆赶来，通知爱牟说老同学贺君回国途中在门司港跳海自杀，遇救后被送进一家医院，病中的贺君表示“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爱牟闻讯，在白羊陪同下赶往门司看望贺君，在医院里邂逅了纤巧美丽却患有肺结核的护士小姐S。当天晚上，爱牟梦见自己和S在门司市郊的笔立山幽会，当他以诊病之名欲行肌肤之亲时，白羊却赶来通报噩耗，说是他的妻子杀掉了两个孩子。他急忙返回家中，见发狂的妻子正用刀刺向自己。爱牟梦醒之后，以学校有课为由赶回家中，看到妻儿安然无恙，就把梦中情形告诉了妻子。妻子笑着指出是爱牟“虚了心”。

“余抱节”显然是熟读郭沫若包括《残春》在内的各种著作的一位女性读者，她接着在信中写道：“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这封信的末尾还给“我”即郭沫若留了一个悬念：“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我”为此表示说：“这信里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并且字迹也是非常秀丽，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在我的脑识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想象来，便是这‘余抱节’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姐’的化名了。”

捧着这样一封来信，“我”开始浮想联翩：“——啊，在风尘中得遇一知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位知己还是一位年青的女性呀！……——啊，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打定主意之后却又开始踌躇：“跟着我回国来的一妻三子，她们是连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的，家里没有人，我的女人在一二月之内也快要做第四次的母亲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女人，更怎么对得起我的三个儿子呢？”

为开脱自己的家庭责任，“虚了心”的“我”模仿《残春》里面的故事情节，把“余抱节”的来信当作故事讲给妻子听：“她说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也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

得到妻子的支持，“我”当天下午便写信“回答猗筠小姐，约定十九动身，并且说有两个大的孩子同路”。“我”接下来为“虚了心”的自己进一步推卸责任说：“我这个私心真是对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爱情滥用了！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滚下了山头的流泉，只好让它愈趋愈下了。”

由于外面流传着“奉军和浙军说不定要开战”的消息，又由于正月十九日没有赶上火车，“我”其实是一个人乘坐二十日的早车三等车厢前往杭州的，这次出行的旅费是从家里仅有的15块钱中挤出来的5块钱。抵达杭州后，“我”先到东坡路一位友人的医院里吃了一杯茶，然后乘坐黄包车赶到“余抱节”约定的钱塘旅馆。

和文章开篇处的“得见一面虽死亦愿”的“余抱节”来信相呼应，文章的尾声是“抱节做的”长达30行的抒情诗《西湖——Florence》。诗中的女主角是一位晚期肺病患者，她狂热地爱上了诗人“沫若”，便在诗中把“沫若”比作雪莱，把自己比作死于肺病的Keats（济慈，又译荠次），把自己与“沫若”白天攀援宝石山、夜晚游走白云庵以及“钱塘旅社之两眠”，比拟为当年济慈、雪莱在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的游山玩水：“杭州之西湖，真的成了南欧当年的Florence了”；“沫若”喝醉了的“发光的面庞以及和衣睡倒”的“率真”，“我愈看愈觉得和Shelley一样……”

女诗人“我”即“余抱节”所写30行长诗的最后四行是：

啊，沫若呀！

叫说Keats后来就死在Shelley住过的那个房间里的，

你如今走了，

我不久恐怕也要死了。

郭沫若在《孤山的梅花》中抄录余抱节的长诗之前，谈到过“我在杭州只住了两天，我是二十二的清晨，乘早车回上海的”；余抱节的长诗是在“我”回上海不久从杭州寄来的。在全文抄录“抱节做的”这首长诗之后，是“我”也就是郭沫若写的一段留下悬念的结束语：“这首诗是很真挚而且哀婉的，没有些儿矜持，也没有些儿随意，这和荠次的诗倒争差不多，不过要比我为雪莱，我实在有几分惭愧了。这诗不消说就是抱节做的，不过这抱节是不是猗筠小姐，我想聪明的读者用不着我来点破了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58年8月印行的《沫若文集》第7卷所收录的《孤山的梅花》，经过了作者的重新改写和二度虚构，并且为《郭沫若全集》第10卷所沿用。据龚明德考证，这个版本“全部删掉《晨报副刊》上第六节后用三个圆圈表明的尾声，即含有‘抱节做的’三十行诗《西湖——Florence》和诗前诗后的全部文字，重写近两百字作为第六节最后的四个自然段”。

郭沫若重新添加的最后200字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我”在破败简陋的钱塘旅馆没有找到“余抱节”。给“某某女学校”打电话，说是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无奈之下，我只好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58年的郭沫若之所以要如此改写，所要掩饰的是20多年前的一桩婚外移情并且是一男三女的未遂恋爱，进而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这样就于无形中留下一桩鲜为人知的文坛悬案。借用龚明德的话说：“几乎每一处重要的词句都有重新改写，目的是为了重新塑造‘我’的形象。”

孤山探梅的还原考证

据龚明德考证，到保定就任中学国文教员路过上海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在1925年2月25日写给妻子符竹因的信中介绍说：“昨晚和修同到沫若家中去，沫若同他的安娜一同做厨子，忙着弄菜做饭给我们吃，吃了一种日本做法的菜。直谈到十点钟才回来……我今天又到沫若处去玩来。他问我他在西湖时第二天你没有去同游，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已把你解说过了。”

这里的“修”指的是供职于上海福源钱庄的另一位湖畔诗人应修人，汪静之当时借住在应修人家里。关于郭沫若的家庭生活，汪静之介绍说：“他现在很苦，三个儿子累煞了，一天到晚绕着他，要纸、要画、要书、要抱，要……又是哭，又是叫。他的安娜也辛劳得很，养育了三个儿子，人也老了，而且两三礼拜之后又要生儿子了。”

2月26日，汪静之又给符竹因写信，报告当天上午等船离岸时郭沫若告诉他的一番话：“德桢你去看过伊没有？如未去，望你以后不要去看伊了！沫若说同肺病者接触很危险……他说德桢恐怕无希望了。……沫若说杭州医生钱君胥最好，须要他看了才的确。我就叫他介绍，他说回去就写信，信寄你由你转与德桢，叫伊持信到旗下东坡路钱氏医院去看，他当要看得仔细些。沫说看肺病胸前要解开，叫伊不要顾忌。钱君是日本留学生，沫若很佩服他的医学。……望告诉德桢，伊若要命，就赶快去看医保养。

德桢是符竹因的老同学，汪静之的成名诗集《蕙的风》里面的情诗，就是分别写给当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同学的符竹因、曹诚英、傅慧贞、德桢等人的。由此可以推断，《孤山的梅花》中向郭沫若表示“得见一面虽死亦愿”的神秘女诗人“余抱节”，所对应的是德桢女士。东坡路钱氏医院的钱君胥即钱潮，是郭沫若、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她曾与郭沫若合译德国作家TheoderStorm的言情小说《茵梦湖》，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解读郭沫若的《孤山的梅花》，需要注意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非常罕见地采用了夏历的日期；第二，作者在文章中采用化名提到了两个女性人物：“余抱节”和“余猗筠小姐”。郁达夫在1927年4月写给王映霞的情书里，多次提到徐逸庭、徐葆炎兄妹，徐逸庭指的就是戏剧作家徐葆炎的堂妹徐亦定，也就是《孤山的梅花》中的“余猗筠小姐”，她是王映霞就读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时同班同座的老同学。

关于这一次孤山探梅，徐亦定（逸庭）在1991年写给王映霞的书信中回忆说：

1925年早春，他到杭州旅游（有没有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了。那天他与几个友人——有我的一个堂兄——去游西湖，那时我在杭州女师读书，还很年轻，他们都比我大，都叫我妹妹，他们叫我一起去玩，我就同他们一起去了。玩了好几处风景点，我现在还能想得起来的有两处：一是保叔（俶）山，山虽不高，路很崎岖，有的地方还很陡，他很会爬山，一个人当先到了山顶塔山，我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他又下来拉我上去；还有一处是灵峰探梅，梅花还没有开，他有点惋惜的样子。这是一个礼拜天，我们在学校住宿的外地学生要在晚自修以前回学校的，所以我游湖回来就同他们分开赶回学校去了。

徐逸庭晚年所说的礼拜天，指的是旧历正月十六即公历的2月8日。依照《孤山的梅花》中的时间表，郭沫若从上海前往杭州探梅的时间并不是礼拜天，而是旧历正月二十即2月12日周四的早上，他返回上海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二即2月14日周六的晚上。1926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沫若小说戏剧集《塔》的无题自序的落款处，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书此”的记载，足以证明郭沫若在旧历正月十九即2月11日早上，确实没有赶上火车。由于时过境迁，徐逸庭对于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的时间点位，已经明显失忆了。

关于自己和郭沫若的情书往来，徐亦定写道：“过了几天，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上海来的信，开头称呼妹妹，信尾具名沫若二字，信不长，说了一些那天游湖的事情，有两首即兴的诗。讲礼貌当然要回信，说实话，我心里也喜欢他，我回他的信里告诉他西湖梅花已开，并折了一小枝红梅夹在信里寄去。这以后，他每星期有两封信给我，我大概收到他二三十封信。我知道他有一个日本太太，已经儿女成行，我仔细思量，觉得如再发展下去，于我于他都不利，不如及早打住……他最后一封信要我把他寄给我的信退还他，这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信了。”

这封信直到王映霞于2000年2月在杭州女儿家去世之后，才由上海学者沈飞德在《郭沫若诗集〈瓶〉与一位杭州女性——王映霞访谈录》中第一次公开披露，文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郭沫若在杭州西湖孤山探梅时，至少有符竹因、德桢、徐亦定三位女士同行，符竹因、德桢是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徐亦定还是一名住校就读的小女生。狂热崇拜郭沫若以至于“得见一面虽死亦愿”的德桢，应该是这次孤山探梅的倡议人，和她关系密切的徐葆炎、汪静之等人，帮助她实现了通过孤山探梅和郭沫若见面的心愿。但是，郭沫若一见钟情的“梅花”，却不是自比济慈（荠次）的肺病患者德桢，而是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美女学生徐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