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中女性形象意蕴解读

关键词：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女性形象社会意蕴

《人世间》以周秉昆这个“光字片”平民子弟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贯穿知青下乡、三线建设、高考恢复、改革开放、深圳崛起、东北振兴、旧城改造等重大历史事件，呈现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场景转换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发展的“荣耀与理想”，还看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艰辛与复杂。

《人世间》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它除了展现周志刚、周秉昆、周秉义等周家男人的生活起伏、命运浮沉外，还呈现了他们周围的一群女性人物形象，这群女性人物谱系涵盖了老年、中年和青年三个年龄段。书中展示了不同时代的妇女生命中最真实的悲情，也展示了中国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性格、思想和命运的变化。“红一代”女干部中，曲秀贞和金月姬这两位“铁娘子”高干展现出了妇女和革命的错综复杂关系；“贤妻良母”郑娟和周母的形象，反映了作家对于“世俗的天使”这一类型家庭主妇的美学理念，以及对妇女坚守传统“美德”的颂扬；而以周蓉、周玥为代表的追求“自由精神”的知识女性，则体现了中国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叛逆精神和独特个性。

《人世间》女性形象折射意识形态

（一）“铁娘子”的霸气与柔性

杨沫在1958年完成的《青春之歌》中，以自传的笔触描写了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裂变。而李凖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李双双小传》中，写乡下妇女李双双从“屋里的”变成了走出家门主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新秀。这些坚强勇敢、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女性形象并非孤例。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杂志的封面上，大多是以“铁姑娘”为主的女性肖像，表现出很强烈的刚烈气息。这正是处于意气奋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充分肯定男女平等的政策方针。

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女性摆脱了沉重的历史枷锁和束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与男性一起共同承担起了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不过，这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也在某种意义上抹去了男女性别差异，使得男女形象过于“同质化”。而“同质化”的背后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为保证男女两性平等而制定、实施的法律和体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妇女被要求到社会中去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作，主流意识形态也倡导“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干的事，女同志也能干”。《人世间》中曲秀贞和金月姬两位政界女高干所体现的领导才干与精神素质，基本上与男性领导者无异，只是比他们更细致、更柔韧一些。

金月姬和曲秀贞同样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十九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东三省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金月姬清醒通透，虽不如曲秀贞那般“接地气”，但展现了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柔性优势。在小说中，金月姬在知道了女婿的“绯闻”后，并未像其他丈母娘那样暴跳如雷，反而平静地将其召进了自己的书房，叮嘱他不要做傻事，甚至还帮助女婿隐瞒秘密，让他与奥里亚继续书信往来，但所有书信都要经过她的审阅。这一招欲擒故纵，既为女儿解除了婚变威胁，又做得滴水不漏，显示了她的智慧。当周秉义因为事业受挫而心灰意冷的时候，是她对形势做出判断，给他指明方向；同时也告诫周秉义，要有高度的敏锐性。

书中的金月姬受到根深蒂固的阶层意识的影响，即使答应了女儿郝冬梅与平民子弟周秉义的婚事，却从未登门拜访过亲家，也从来没有提过儿女婚事，甚至担心亲家会因私事找上门影响丈夫的仕途而选择不相往来。书中的曲秀贞则坚持封建传统伦理的门第之见，导致子女在婚姻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无法得到幸福，她甚至直接拆散了儿子的婚姻，棒打鸳鸯，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情节在同名电视剧中被删去——笔者注）。曲秀贞和金月姬期望儿女配偶也是“革命”的伙伴，而忽略了对儿女婚姻自由的尊重，显示了她们狭隘的政治观念以及固执的择偶原则。

（二）“在外像铁人，在家像女人”

中国传统文化之下冠以“母亲”和“妻子”之名的女性，既是男权社会的“他者”，又是封建历史文化的牺牲者。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家庭对于妇女的生命和生存方式的重要意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人民公社的消亡，家庭成为生产单元，曾经被集体化的家庭工作又重新回归到个人的领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在职业发展、婚姻自由、接受教育等方面获得了自由，并且获得了经济、思想和生活的独立。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改善，家庭作为女性生活的场域之一也得到肯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形象的刻画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内涵，既表现出女性的成长和复杂，也描述了女人的性别苏醒与两难境地。电影《人·鬼·情》中的秋芸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她在舞台上扮演钟馗，一个保护妹妹的完美男人，而回到实际生活中，她则迷失于自己的女性身份。秋芸的形象，无疑是80年代更多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女性的代表。在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中，陆文婷成了对家庭和儿女有着强烈负罪感的医术精湛的优秀医生。而许鞍华导演的《女人四十》，更是细腻地描绘出四十多岁的阿娥，在事业和家庭中挣扎求存时所表现出的忍耐、舍己与坚强。

《人世间》体现出了作者所言的“女性崇拜情结”，这主要体现在对周母、郑娟和郝冬梅身上那种忍耐、坚韧和无私奉献甚至“殉情”的描写。

郑娟则是“落难罗敷”的现代演绎。首先是她的美貌。周秉昆第一次见郑娟时，就被她的美所震撼。她衣衫单薄、光脚盘坐在炕上串山楂，光是一个背影就让周秉昆浮想联翩。郑娟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他产生了想保护她的冲动。其次是她的凄惨。郑娟有着凄惨的身世，让她符合“落难天使”的人设。她自幼是个孤儿，被一个卖冰棒的穷苦老妇领养，和双目失明的弟弟光明一起生活。长大之后，与“杀人犯”涂志强结婚，又被骆士斌侵犯，怀了身孕生下周楠。正是她的贫弱凄惨和苦难遭遇激起了周秉昆男性的保护欲。最后是她的柔顺。婚后，郑娟对丈夫和家庭成员都表现出一种顺从的态度。她任劳任怨，能干持家，在周母成了植物人后，她不畏流言蜚语，搬到周家尽心尽责地为其按摩与照顾；婚后也摒弃了自我追求，安心当好周秉昆的“贤内助”。她继承了周母“贤妻良母”的衣钵，在家庭生活中起到了“柔顺剂”的作用。作为最大受益者的男性，周秉昆的人生虽然艰难困苦，但因为有了郑娟，他的生活并未陷入一片黑暗。这也是男权文化中“女人”这个角色的真实使命，抛弃自己的主体性成为男人的另一半。

周家大儿媳郝冬梅，虽然她比郑娟有文化，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妇产科资深大夫，但为了丈夫周秉义的“事业”，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专业，只为了能够去北京与丈夫团聚，多照顾他一点。然而，命运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当她办妥一切调动手续，丈夫却又调回本城来任职了。丈夫与她缺少情感沟通，在夫妻关系中对她忍辱负重的付出也视若不见。虽然在作者看来，女性“温和、冷静、耐心、最肯牺牲”的“美德”能够治愈男性的“迷惘、痛苦、狂躁”，“好女人”是可贵的。

社会变迁下的女性觉醒之路

（一）男权文化下的女性面容

法国现代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提出女性是“第二性”，实质上是揭露了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制约和定义，她认为：“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人世间》中周家的女儿周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奇女子。按照传统习俗观念，她是一个任性、叛逆的女性形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她为爱情远赴穷乡僻壤与诗人冯化成私定终身，对父母来说，是一种不孝；她在生下女儿后，又将女儿寄养在弟弟家里，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致使女儿周玥和父母关系疏远，这是她未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在人生遇到难题时，她会找暗恋她多年的初恋蔡晓光帮忙，这与传统女性在婚姻上唯夫是从的形象背道而驰。

周蓉的生活态度和思想作为，显然背叛了传统女子应该遵循的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她在社会上的形象备受争议。对于反叛的周蓉，作者借蔡晓光之口，对其进行规劝：“你作为女人啊周蓉，你得学会示弱、天真、驯顺。”

再看郑娟，不同于周蓉的强势，她是书中弱势女性的代表。她的出场就引得周秉昆浮想联翩，足见她的女性魅力对于男性的吸引力。同时，书中还交代了她被强暴、丧偶、与年迈的母亲以及双目失明的弟弟相依为命的凄惨遭遇，也正是这些激发了周秉昆男性的保护欲。其实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男权意识。周秉昆与郑娟相遇之初，周秉昆由于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而“物化”郑娟。结婚后，郑娟因为生育儿子后身材变样，周秉昆说她：“你是为我们周家胖的，胖是你的光荣。”可见，周秉昆仍然以传统守旧的思想来界定女性的身份与价值。另外，周秉昆以郑娟为原型，创造了《伟大的公民》这一相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君王，而郑娟就是他的臣民，他就是王权的掌控者。此外，当两人产生分歧时，周秉昆也不会主动想办法解决，而是等着她“自我反省”后自觉地向自己投怀送抱。以上种种都不难发现，郑娟生活在周秉昆的男权中心意识之下，她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平等而独立的个体存在。

郝冬梅则是在男权文化下自我压抑的典范。郝冬梅家世显赫，事业出色，能吃苦不娇气。女性在遵守男性准则基础之上通过自身努力或许可以达到和男性平等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感。然而，在男权文化的笼罩下，无法生育的妇女将再次沦为有致命缺陷的弱者，这也让郝冬梅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卑中。周秉义在自家父母面前谎称是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也从侧面印证了男权社会下对不孕女性的冷淡与厌弃。

（二）男女平等与女性觉醒

在《人世间》中，周蓉、郑娟、郝冬梅三位女性对原本依附的男权家庭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大致上可归结为：摆脱“依赖和臣服”、主动“依赖和臣服”和被动“依赖和臣服”三种g。在人物刻画上，小说一方面对这三位女性进行以男性为本位的美学评判，展现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内核与人格特征；另一方面又让三位女性自我发声，显示出了她们的自我觉醒，使得全书充满了一定的女性活力。

周蓉在《人世间》中有一句人生格言：“好人生比好年华重要。”这句话的前提是母亲不希望她上山下乡，母亲认为，女孩子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女孩子应该待在条件相对好些的城里，在母亲身边被呵护着。周蓉对此的态度是“好人生比好年华重要”，她的意思很明确：女孩不应该为了所谓年轻时光就放弃自己的梦想，好年华就这么几年，但是好的人生是一辈子的幸福，如果只看这几年的好时光，不去更长远地考虑一生的追求与理想，这不是她想要的。周母的想法体现了千百年来父权文化对妇女命运的深刻影响，也是大部分传统女子“被呵护”的人生轨迹，而书中周蓉强调的“好人生”更重要，则是对传统男权思想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她女性意识的萌芽，向往自由的周蓉主张掌握自我人生，追求男女平等。

聚焦到书中的“落难天使”——郑娟，她也并非一味软弱可欺，在紧要关头总能显示出识大体顾大局的包容和大度，以及并不逊色于男人的魄力和胆识。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主要体现在周蓉劝她允许周楠和周玥在一起的时候，她反问：“孩子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吗？”周楠非周秉昆亲生一直是周家的秘密，一旦暴露，那就等于将她当年被强奸的屈辱公之于众。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下，自古以来，女性的贞洁仿佛是男性的私有物，男权话语下女性对丈夫的忠诚以及“三从四德”被称为女性的最高美德。像郑娟这样的女性受害者，在某些集体无意识场合中反会被认为是红颜祸水，遭到万人唾弃。郑娟对于这件事的执着，揭示出在传统的贞节观之下性别的不公正，无论是直接抗争还是坦白，都会让她处于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在郑娟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传统女性的安顺温柔，又能见到现代女性的果敢和魄力，尤其当她意识到和周秉昆的婚姻关系中，两人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时，她会勇敢地向周秉昆申诉：“仅爱不够，你要永远地敬重我。”h又例如，当时已身患癌症的大哥周秉义，为“光字片”的拆迁尽心尽力却被人诬陷时，郑娟勇敢地给了造谣者一记耳光。这一巴掌，是一位柔弱女性站出来维护家庭和正义，也隐含着作者对她的同情与赞美，肯定了郑娟所代表的传统女性隐忍忠诚的美德，试图从沉默无言的郑娟身上发现功利浮躁社会中稀缺的精神之根。

与市井“小人物”郑娟不同，出身高贵的郝冬梅，因为社会分工的倾斜以及她不孕不育的隐伤，在婚姻中事事退让，万事以丈夫周秉义为主导。她为了陪伴丈夫，调离了自己所热爱和擅长的妇产科主任之职，她内心的苦楚成为小说后半部夫妻吵架的导火索。夫妻之争，反映了郝冬梅的女性意识终于苏醒。她开始对丈夫表达不满，对独立人格有所认识。郝冬梅认为，对丈夫工作的无条件支持，对周家的照顾和默默付出，以至辞掉工作陪伴在丈夫身边，就是一种屈从于男性的牺牲。小说最后在周秉义患癌去世后，郝冬梅改嫁他人，这正是她女性意识终于觉醒而改写人生的较好结局。

结语

总之，《人世间》呈现了非常丰厚的历史记忆与个体生命史，也映照着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的性别政治史，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在人们的日常记忆与历史叙事之中提供了第三条参考坐标系，即女性的生存模式和生命逻辑。j《人世间》既是对当代女性问题的一种适时的反映，又是一种突破传统桎梏、引领女性话语的新尝试。它的艺术价值是：它的素材是扎根于现实的，内容是贴近大众的，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社会认同。摒弃性别偏见，正确定位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正是当代文学创作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