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华作家的他乡经验和故国记忆

欧洲华文笔会与奥地利八棵葩出版社（BACOPAVERLAG）共同合作、精心筛选推出的第一部欧洲华人作家德语小说集《天笼及其他》，2023年4月进军德国莱比锡书展。欧华中短篇小说以合辑的形式，在奥地利出版，在德语市场亮相，实属开天辟地的大手笔，欧华笔会的努力成果可见一斑。该书荟萃了旅欧华人作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2篇，作者分别来自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典、瑞士、匈牙利等不同国度，题材内容丰富。置身欧洲各国的华人小说家们，以多元文化的特殊身份、文化混血儿的视角讲故事，时空交错，东西合璧，对于德语读者来说，定然十分新奇，能带给他们一种别样的阅读体验。

一

这本专辑中，关于移民文化差异与融入问题占了许多篇幅。奥地利华人作家方丽娜女士善于用意象表现文化冲突，她的小说《花粉》中的“花粉”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意象。现实中的花粉导致移民到欧洲的中国人过敏，它像一枚毒刺，专门攻击外乡人——这是写实，也是象征，表明西嫁女不仅在生活上水土不服，更在精神上水土不服，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回中国，故可称之为“思乡病”“去国还乡病”。而长期两地分居的后果，则导致第三者插足、婚姻破裂。方丽娜认为，花粉过敏症“传达出一个理念：这个世界，所有的对抗，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对抗”。

定居柏林的黄雨欣的《都是鸭子惹的祸》，讲述了一个因饮食等生活方式差异造成的中德夫妻之间文化冲突和情感冲突的故事。德国男士由于被中国美食北京烤鸭所吸引，进而爱上中国女留学生，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后，却也因为烹饪烤鸭而产生矛盾，相爱相杀。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真正生活在一起后，风花雪月的浪漫迅速让位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屑，怎样彼此适应？生活习性和文化认知上的隔膜和疏离，使得异国婚姻的经营更为艰难。

黄雨欣笔下的“烤鸭”与方丽娜笔下的“花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乡愁的代名词。人在异乡，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饮食男女，哪一样都不容易！作为酷爱美食的民族，中国人关于“吃”的文化想象特别丰富，母族的饮食记忆根深蒂固，如何跨越鸿沟，用博大开放的心态寻找相互之间的契合点，对自我文化身份重新进行确认？作品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爱，是超越文化沟壑、化解矛盾的良药利器。

德华女作家徐徐的《辛迪女士的四十不惑》走进职场，从另一个角度在异族之间的文化沟通、文化歧视等方面展开思考。她的思考涵盖了男女两性的职场竞争、中德合璧的家庭关系、有色人种的融入、难民的生存状况等问题。女人的价值在哪里？何处才是终极堡垒？职场成功能否证明自我价值进而保护自我、保护婚姻？男女有没有平等？……徐徐在讨论女性价值的同时，还将触角探入欧洲争议最大的难民危机，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说明一个道理：比语言和生活习惯更难的，是价值观的真正融入，生命迁徙、心理迁徙、文化迁徙，安身之地的变化，必然要促使立命方式的改变。

相较于徐徐的沉重，来自法兰克福的男性作家朱汉超笔下的难民故事却是轻喜剧风格的。在《玛斯太太的难民情人》中，作者没有直接写难民，而是透过玛斯太太的尴尬遭遇折射出难民的艰难处境。玛斯太太因为与难民相爱，受到了老老少少邻居们的歧视，这一切被一个中国人看在眼里，引发了同情。作者用幽默调侃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写出了人们的狭隘和底层人士的心酸，以及欧洲社会对难民危机的焦虑。

与上述活色生香、充满浓厚烟火气息的生活故事不同，奥地利女作家安静的《人面鱼纹》另辟蹊径，着墨于黄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接，视野宽阔独特，站在两种文明的交叉点上，把中国黄河流域的仰韶陶瓷元素、欧洲吉普赛元素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既具有古老东方的神秘色彩，又不乏当下西方的现实本色，让各种元素在彼此碰撞中产生异质化的审美效果，埋下悲剧伏笔，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和不可捉摸性。

二

匈牙利华人作家、翻译家余泽民的《天笼》通过一个因患肺炎而死，刚脱离了肉体躯壳，正在人世间游荡的魂灵的视角进行叙述，回顾主人公的一生，审视他与亲人、邻居、故乡的关系，审视自我，将人物身世、家庭人伦、时代变迁与布达佩斯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如东火车站、布达城堡、军事博物馆、渔人堡、自由女神像等融为一体。结尾浩浩荡荡的死魂灵群像，彼此挤压、裹挟、交织、穿透、重叠，极具震撼力——作品想象丰富，结构巧妙，采用意识流手法，以死魂灵意象打通全文，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三

“二战”历史百孔千疮，始终是欧洲本土作家不愿错过的经典主题，但从东方移民的视角表现“二战”历史的作品，似乎不多。奥地利华人作家沈宪的努力也因此显得难能可贵。

《慕尼黑皮箱》以“寻宝”母题模式，想象和重构了一个传奇，这是故事中的故事，华人摆摊的有趣故事引出一个奥地利“二战”老兵的悲剧，两个叙事层面相互交叉，一层是轻松愉快的现实，一层是深沉悲怆的“二战”历史，如二重奏，两个声部斑驳相交、彼此互文，最后都指向“寻宝”这个终极主题。“慕尼黑皮箱”和“宝藏”，既给人物带来无妄之灾，又带来希望和幸福；既明指金钱物质，又暗喻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财富，在实现了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完成了心灵成长。小说在穿透历史的同时，也描绘了旅欧华人的积累过程，及与当地人真诚的友情，表达了作者对世界和平、各民族平等和谐相处的朴素向往。作者遵循雅俗共赏的创作原则，在通俗的外壳、悬疑的故事中始终贯穿思考，审视世相人间，将社会重大事件纳入个人经验，演绎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

四

比利时谢凌洁女士的《辫子》是个纯粹的中国故事，却怀有深厚的情怀。作品以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乡村记忆为蓝本，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失去父亲、母亲改嫁的放牛娃的悲剧，小说从一个被边缘化的智障儿的视角进行叙述，令人想起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被凌辱和蔑视的黑孩，在细腻的描写中，关于爱的缺失、关于人性之恶的一幕幕展露无遗。缠绕在男孩颈上的两条稻草辫子，承载着母亲的爱和记忆，也是男孩保护自己、挥向一众冷漠帮凶看客的鞭子。最后，男孩在极度痛苦、饥饿孤独中自杀——是愚昧陈腐的传统封建观念，是奶奶的无情，是村民的冷酷害死了他。作品通过生命死亡这一极端的结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及深层的文化结构，批判了国民性，呼唤爱与被爱，呼唤新的国民性，发出“救救孩子”的无声呐喊，具有启蒙的思想意义。

写中国故事的不仅有谢凌洁，还有来自法国巴黎的中国香港籍作家绿骑士（陈重馨），她其实是位女士，却起了一个潇洒的男性化笔名。有别于《鞭子》的凄惨，《春花秋月何时了》是个温暖的故事。留美女学生在回国探亲时，被父母要求去看望从未来往的二舅公、大伯、三叔、四姨……复杂的家族成员关系搞得她昏天黑地。岂料，一场本在她看来无聊的聚会，却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她情绪突转，由不耐烦而好奇，进而“展开一条奇异的旅途，发现新大陆”，实现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精神传承。小说在热闹的高潮处戛然而止，意犹未尽，古诗词的使用尤其出神入化，令人回味。作品从一个年轻学生的视角切入，折射出人生另一极无奈却不失温情的晚景，也许，在古典诗歌中浸润了一生的老一代，都有相似的文学情结吧？

维也纳朱琳女士的《哥哥姐姐的爱情故事》活泼动人，关乎情感的成长。依旧是典型的中国母亲、典型的中国亲戚、典型的中国人的婚姻恋爱方式，对于子女婚恋，不仅母亲，连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来干涉，既烦恼又暖心。作者正是在对俗世亲情人伦的种种观察中领悟了爱情，清新感跃然纸上。

心理小说《生命的点滴》也指涉精神成长。来自瑞士的中国台湾籍作者朱文辉先生是位灵魂捕手。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但心理描写十分丰满：男主人公因胃出血住院，不期然从导游的忙碌工作中短暂解脱出来，按下暂停键，得以静静地审视内心。在每天打点滴中，在与垂垂老矣、深陷于轮椅的病友的日夜相处和比较中，在各种想象和惊吓中，在对阿尔卑斯湖光山色青葱翠绿的欣赏和享受中，渐渐悟出生命的价值和真谛。

五

与上述作品的传统风格、理想主义迥异，瑞典女作家刘兴丽的《穆莉在慕尼黑》是个另类，无论主题还是技巧，都弥漫着虚无与迷茫的后现代性。作品截取孕妇Molly人生中的一个片段：她在怀孕的时候出差到了慕尼黑，与一名男子陷入爱恋，最后莫名流散。这是一篇具有破坏性的小说，故事没头没脑，摒弃了传统小说的完整结构，既无正常开头，也无合理结尾，人物在努力、疲惫、延宕之间兜圈子，被无以名状的非理性不断纠缠。小说在读者期待之处匆匆收笔，读者看不到这段短暂婚外恋的原因和结果，大约是无疾而终，情节的破碎感、结局的平淡无奇加深了人物的迷惘情绪。慕尼黑于叙述者而言似乎仅仅具有名字上的色彩和读音上的意义，即带有“黑”字，与其他几个黑色的意象（“三种黑”画展、黑猫、黑画、黑颜料、黑斑）一起构成了象征性符号。统摄《穆莉在慕尼黑》的基础体温是“阴冷”，色调是“黑灰”，压抑、扭曲、飘忽、困惑。黑色，但不幽默，潜入当代人的潜意识甚至病态领域。

本专辑作者的年龄覆盖了“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等不同代际，相比之下，“40后”“50后”“60后”关注现实和历史，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写作手法也较传统，“80后”朱琳灵动明快，两位“70后”（徐徐和刘兴丽）相对前卫，叙述更加个人化、碎片化和情绪化，无力感更强，但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有异于徐徐一边依依不舍地回望古典时代，一边小心翼翼地向新价值观张望的温和姿势，刘兴丽向传统的告别，决绝、大胆。

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内容风格，向德语世界提供了一道丰盛的文学和文化大餐。中国人的旅欧经验和故国回忆、华人作家的叙事手法，将越来越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