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与文风

学术论文需要“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本应是本科生到博士生道德养成和专业训练的基本目标。但是，我们在教学和论文指导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学生的文风难以做到“立诚”的问题。学生写作该如何做到“修辞立其诚”，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好文风要“修辞立其诚”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倍受推崇的伦理观念，“修辞立其诚”最早出现在《易经》的《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教导我们开展自己的事业需要做到“修辞立其诚”；而要做到“修辞立其诚”，必须首先在人格上、在品德上要有好的修养。可以说，“修辞立其诚”是君子通过抒发真情实感的“立言”以达到事业有成的重要途径。

“立言”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三不朽”之一。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将相，像唐宗宋祖这样仍然被世人称道的能有几人？但是像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和司马迁、韩愈、苏轼、朱熹、王阳明等通过“立言”而不朽的人物却非常之多。这些人物的不朽依靠的关键是“修辞立其诚”——用写真话、抒真情来表达自己的真感受，同时也能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传颂。

以此为标准审视同学们的“立言”，就不难发现注重形式和技巧却欠缺实质与真诚的八股文风。我们在复试研究生的时候，经常会明显感到一些同学的答案就是培训机构推荐的标准化、模板化的答案，哪个问题都朝模板上套。比如，一提到定性研究田野调查方面的问题，一些学生就引述怀特在《街角社会》附录里描述的田野经验，说出来的句子都几乎一样。如此模板化看似实用，其实害人不浅。久而久之，“立言”的外在形式会大过真实的内容，陷入形式主义八股文风的怪圈。在这个怪圈里，学风渐渐浮躁，文风愈加肤浅。同时由于没有真情实感的投入，分析问题不仅很难深入，而且还会得出严重脱离实际的“雷人”结论。这样写出的文章还总是脱离生活，悬浮云中——有些与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无关，有的还试图教化百姓。如此“悬浮”在半空中的作品是很难“不朽”的。请同学们想一想读自己写的文章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学风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写作应该是与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种联系去堆砌的华丽辞藻即便是有生命的也不会长久。我们说王勃的《滕王阁序》写得非常华丽，但是他是有多年积郁在内心的委屈或者情感的爆发，它不仅仅是词汇的堆砌，而是有灵魂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说好的写作本身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硬堆砌出来，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文章写出来根本感动不了人。

文风的问题还在于八股风格。写文章总是用那种很死板的句子，像一形容爱情就是用玫瑰，一形容心中所好就是“YYDS”，以至于丧失了用你自己体会很深的触发点来形容事物的能力，只能重复别人用过的陈词滥调，让读者失去对文章内容的“阅读欲”。同时，这种八股文风经常将理论和经验撕裂成没有血肉相连的“两张皮”。我们经常看到同学们的写作中有理论，也有经验数据，但这两个部分却搭不上去。为什么搭不上去？其实这也是一个文风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用心把经验感受最深的东西提炼出来，而是在文献中找一个或一些理论像使用“万能”模板一样生硬地套用在经验数据上。这样写成的文章既不能用理论解释当下现象的本质，也不能用经验的复杂性来修正现有理论的偏颇。而当我们试图将课本里的西方理论套用在生活中的中国现实上时，这一理论与经验相脱离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冯友兰先生晚年借一生之经验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在“自序”里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学术原则：“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又说：“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正是针对上述文风问题的一剂良药。我们的教与学就是通过对“真”和“诚”这两个字的训练，让同学们的文章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发现，让文章的读者体会到同学们的真情实感。

修辞是真与诚

虽然我们一般认为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中的语言大师，但是他本人在晚年的一篇文章《社会调查自白》里边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有人认为我的书好看，其实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因为道理讲不清楚，就要耍耍花腔。花腔的确能吸引人，但那只是才华而不是学问。我的哥哥曾批评我：‘才胜于学，华多于实。’说的就是功夫不到家。所以我希望青年人千万不要学我的笔法。”c耍一些辞藻的东西，看上去比较华丽，但不是真正的学问。当然费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有他的自谦，我们从他一生治学的某些方面也能够看到他确实是才华横溢，但是从“修辞立其诚”上来说，他晚年对自己学术贡献的这种评价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的自我评价也恰恰是一种“人格模范（rolemodel）”，鼓励每一名同学扎实做学问，真诚写文章。费孝通14岁时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秀才先生的恶作剧》e，为其处女作。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发的几篇文章被他父亲看见了，但是他父亲觉得不满意，因为当时他在国学方面的积淀是有所欠缺的。

他的父亲就给他找了一个国学先生。这个先生并不教高深的内容，只是让他回家圈《史记》，给《史记》断句。在费先生的描写中，后来他再见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就问他：“你觉得这部书怎么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如果同学们读了费先生的《〈史记〉的书生私见》f这篇文章，就能体会到他读《史记》之后的这种感受，从早年到晚年读《史记》之后感受的演变。

“修辞立其诚”，就是一定要写出真正的、能够感动人的真实情感。当费先生说《史记》是“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意思还没有那么满意，“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他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文中有我”是指写《史记》的司马迁把自己融入他写的那些人物之中，因而“读时无时不感到作者在写他自己的感受，把自己化入了多种多样的历史人物，把他们写活了”，而人的情感和心境是互通互感的。当他晚年再读《史记》的时候，费孝通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改成“读者”，也就是“文中有读者”。亲身经历过许多事后，费先生在晚年再读《报任安书》这一部分之时，他觉得这部分就像在写他自己的感受。就此而言，司马迁写的不只是那些历史人物，也是当下众生。故而，费先生认为“文中有我”的“我”字也指读者。

修辞是技和艺

修辞写作的技术，也是一门艺术，合起来叫技艺。修辞本身就是我们写作时怎么样来进行语言的运用。修辞的技巧是可以训练获得的。对于写作来说，首先要学习怎么样写。我们从小学开始学写字，学造句，慢慢地增长到写300字、500字，一直到符合高考要求的800字作文。这个写作训练的过程强调语言的准确、得体，充满真情实感。我们要为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找到恰当的词汇，并有逻辑地说出来。

我们都有真情实感，只是写作技巧一般的人面对美景只会“哇噻”；而技巧纯熟者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什么高超的语言技巧能表述出这种不朽的美好意境？因为修辞从来不是僵化的技巧，而是用来呈现真实情感的有创造性的艺术。正如庄子所说的“技也，近乎道矣”，教导我们选择恰当的形式表达特定的真实。亦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用君子的“真”和“诚”指导语言的使用。总之，好的修辞超越了公式化的技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无有定法。而坏的修辞会在描述一个复杂的对象时词不达意，曲解了对象的本质；或是简单模仿范文范例，没有真情实感地套用模板。这既不真诚，亦非技艺。

社会学修辞要注重语言的逻辑性与严谨性

在练习用真诚指导技艺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语言的逻辑性与严谨性，服从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在我们构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时，需要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检讨现有范式的缺憾，扩展理论适用的范围，沟通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创立更完善的测量与模型……这些努力是创新的源泉，也是社会科学的“浪漫”所在。在写作社会科学的论文时，要注意语言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用真实、恰当的修辞表达这种“浪漫”。

所谓逻辑性和严谨性，就是要遵守语言规范和实事求是地汇报研究过程和结果。比如，在解释数据分析结果或是根据模型结果写作结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区分统计描述与统计推断的用语规范，要区别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表述差异，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和研究的局限性要如实汇报。这些都是“修辞立其诚”的表现。此外，图表也是一种语言。如何选择正确、清晰、易懂的图表同样很重要，它也属于“修辞立其诚”的一部分。有时候同学们论文的图表特别乱，很明显是不专心不认真。对于理论的总结，逻辑清晰顺畅的思维导图是论文吸引读者的精彩之处，也是统摄全文逻辑的写作纲领。对于概念的提出，可以用对照性的图表比较新概念与现有概念的各种区别，也可以用解析性的图表表达一个复杂概念的不同维度。对于量化研究而言，特别要注意根据变量的测量等级以及变量间关系的本质来选择恰当的图表。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提出新概念的问题。虽然一般地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我们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在社会变迁中，新现象、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也需要不断地用新的概念来概括新的现象，分析新的问题。

但是要提出新概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给出一个新概念时，我们要反复追问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新概念？现存的概念、现存概念的叠加，或是一个现存概念对另一个现存概念的修饰能不能完全替代这个拟增加的新概念？原来的概念做了一定的修辞修饰是不是新概念？g特别是当这个新概念是为了让某理论的表述更加流畅圆满，才被引入假设性实体时，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新概念？h我们要反复追问，新概念与现有概念和理论有什么样的继承关系。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新概念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它一定要和已有文献有某种传承关系。此外，它和现有概念有什么本质差异？新概念与现有理论有什么样的张力与冲突？即这个新概念是用来拓展现有理论的适用范围，还是否定现有理论的？

另外，这个新概念如果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话，本学科的读者，比如社会学的读者对新的概念的理解和接受难度有多大？尤其是从自然科学中借词的时候，对我们社会科学的描述是否恰当，是否贴切，社会科学家能不能理解？比如社会学曾经向生物学借用“有机体”这个概念就是很成功的。再比如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社会学向经济学借用“资本”这个概念进而提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当向与社会学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借词时，会不会引起社会学主流学者的反弹？像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家要对其进行回击。假如你还借的是对方的那种词汇的话，是不是正好把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的人可能就接受不了这种情况。

最后，还要考虑一下这个新概念会有什么样的学术前景？它的影响力或者它的生命力到底会怎么样？比如费先生的“差序格局”就是一个学术生命力极其强大的概念，以至于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都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区别于西方的关系主义的某种社会现象。就中国当前的社会学而言，一个好的概念应该能被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广泛地借鉴，也应该能为社会学界解决西方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所有上述这些思考都属于修辞的逻辑性与严谨性的范畴。

“知行合一”的学问方式

“修辞立其诚”表现在做学问方面，“从实求知”是典型的社会学人求知的方式，即费孝通“行行重行行”这样一种重视实地考察做学问的方式。

“行行重行行”是到处去走、去看、去实践，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费孝通的学问是到实地调查出来的，强调从实求知，“不是空想，而是实际地看。看见具体事情，看出来意思，把意思说明白，再回到实际中去”i。晚年的费孝通曾对他的助手张冠生说：“要多跑多看。我这点东西就是跑出来的。行行重行行嘛！”1936年他在家乡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带着材料去了英国留学，写成了成名作《江村经济》，后来有了条件，重访江村26次。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以“行行重行行”的方式走过了除了中国台湾和西藏之外的祖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学术成果最终以十多卷本文集的方式出版。

“行行重行行”的实践出真知方式，需要求知者虔敬的诚心、精一的专心、纯粹的内心、坚定的恒心。这些即所谓的用心：用心做学问，用心写文章。“用心”这个词源自王阳明的《传习录》。他的一个学生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就是说专一、纯粹的“专心”可以摒除外在的、浮华的、表面上的形式主义。比如奉养双亲的孝，有些人仪式性的“仪节”做得很到位，就像戏子严格按照剧本在表演一样，而且演得还非常真实，但是这些表演不是真心。这样能算至善吗？显然不能。这个例子劝导我们要通过知行合一才能达成“修辞立其诚”。

写作课其实与游泳课很像：教的东西再多，如果同学们自己不去实践，也是无法真正学会的。你开始写得可能不太好，但是慢慢你写得多了自然就会写好，你不真正去写的话，别人讲的道理再多都是没用的。《传习录》里这么说：“又如知痛，必己自痛了方知痛。”别人再怎么告诉你什么是痛，你没痛过你根本就体会不了什么叫痛。你冷过才知道什么叫寒冷，你饿过才知道什么叫饥饿。“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所以真正属于自己体会发现的东西，你写出来才能体现出真和诚。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体验的话，就象“夏虫语冰”里的夏虫无法理解冬天的冰一样，没有亲自体验就永远没有真知。

好文章是从“实际”中“求”出来的

“知行合一”就是在践行“修辞立其诚”。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看了很多文学经典、社会学经典，以及看待和分析世界的经典范式和方法。这一切有关修辞的东西，我们看得多了就会慢慢地沉淀成为习惯。作为成长中的学者，我们还要认识到任何经典都有其局限，看过经典后更要活学活用。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唯一的担心就是自己是否做到足够诚实，他说因为只有诚实才能凝神听从直觉，只有直觉能够辨析和感知世界的真伪。所以我们的写作要跟个人的生命、群体的生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联起来，用恰当的语言描述真实的观察，拒绝空洞虚伪的模板式八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文章是从真实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中“生长”出来的生命，而不是依据特定格式虚构出来的故事。

最后总结一下，要做到“修辞立其诚”：第一，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求实，表达自己真实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第二，我们要学习表达的技艺，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这就要掌握更多表达的规范、方法和活的语言。第三，如果不去写的话就永远学不会写作，不是说听了这个课你就会写作了，就会写论文了，那是不可能的。第四，“为文”一定要用心。不用心，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第五，最后一点，也是要点，有灵魂的文章，好的文章不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而是“从实求知”“求”出来的，请一定要记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