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老子之道的两种诠释视域

《道之二解：王弼与河上公〈老子注〉研究》（以下简称《道之二解》：作者陈金樑教授、译者杨超逸博士）于2021年12月在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之一。《道之二解》作者陈金樑先生具有海外汉学学习与研究背景。现为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利荣森中国文化教授。陈先生的研究视野广阔，涉及中国哲学和宗教、诠释学和批判理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直接针对《老子》自身，也不是具体针对某一种《老子注》，而是对王弼《老子注》与河上公《老子注》的比较研究。《老子注》在老学史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影响力最大的是王弼《老子注》与河上公《老子注》，“毫不夸张地说，后来的注释与这两部著作之间的接触不亚于与《老子》本身的接触”（第4页），本书正是对这两种权威《老子注》进行比较。本书并未自始至终直接加以比较，而是先对王弼、河上公其人其注分别研究，最后再对两者的异同做深入比较。这样处理的优势是，通过本书还可以系统地分别了解两种注的各自成体系的知识。

陈金樑教授的问题意识明确，论证有理有据，材料丰富，结论可靠，因此《道之二解》可谓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老学研究经典之作。本书具有两大突出的亮点：一是，采取科学考证与义理分析融合的研究思路。作者既有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功底，又有敏锐的思想诠释哲思洞见，尤其注重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献的多方举证、互证，考证翔实，有理有据。二是，通过二注的原文对勘、比较辨析而提出全新观点，对过往共识观点进行反思与质疑。过往的共识认为王弼注与河上公注的根本区别是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而本书通过可靠辨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二注并非哲学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而是具有共同的诠释思想基础，其区别仅仅是诠释方法的差异，王弼的诠释是病原性（原理性）的，河上公的诠释则是指称性（特定性）的，并特别指出河上公注的指称性系黄老特色的观点。

注重“考证与义理结合”的研究思路

作者在中译本序中交代，“本书代表了我对《道德经》解释史的第一次认真尝试”，“运用诠释学来理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史”。由于最终是比较王弼注与河上公注的诠释思想，因而决定了本书需要具有思想性。而王弼与河上公的诠释思想，又是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形式出现，这又决定了本书需要具有历史性。如果没有思想性，就不能成为中国哲学；如果没有历史性，就不能保证学术的客观性。本书是对老子诠释史的比较研究，在实际研究中，正是把历史性与思想性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史思交融也是杨国荣先生极力倡导的思想研究方法，著有专书《史与思》。当然，杨国荣先生主张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作（创作）哲学”而言。

二注本身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产生的，对王弼、河上公的生平与历史背景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用专章讨论两位思想家的生平与历史背景，是有其自觉意识的。本书关注到二注具体思想与特定历史背景的关系，比如，作者说：“事实上王弼的《老子注》反映了他对官员任命问题的关切”（第37页），“河上公对《老子》的理解根基于汉代流行的宇宙论”（第206页）。思想家在某些方面可能超越时空，但整体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在关切所在时代的现实问题，犹如老子之所以重视无为，胡适则认为是对当时有为政治的反动。思想家的思想有其时代痕迹，体现了对当下时代的关切，从而作为对现实改进的历史使命。思想家体现所在时代的烙印，这也是作为三大社会学家之一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充分解释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同时也要注意，王弼思想具有特定性色彩，也并不影响他同时做出的普遍性思想建构，他是特定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切忌就思想论思想，只有放到具体历史处境中考察，同时依据可靠文献进行辨析，方能体现学术的客观性，否则会进入天马行空的玄思妙想。王弼和河上公在注老子时，也并非通常理解的不顾原意的“六经注我”，其实，“王弼与河上公都是谨慎的注者。对单字的诠释最能揭示这一点，因为没有一例过于偏僻或完全无理的。不能说他们仅仅以《老子》为跳板，利用其权威兜售自己的思想”（第250页）。学术首先是科研活动，学者是科研工作者，而非文艺创作者。思想也是基于学问，基于客观性。本书重视科学考证，为本书的客观性打下了坚实基础。比如，作者认为“圣人以身教方式进行教化，这就是河上公对老子‘不（无）言之教’思想的解释”，具体列出了多个章节的证据，分别是第2章、第43章等。（《老子》第2章的“行不言之教”，河上公注为“以身帅导之也”；第43章的“不言之教”，河上公注为“法道不言，帅之以身”。）

作者特别重视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交互使用，经常形成互证。在论述王弼、河上公其人其注时，也经常引用史学、文献学等文献，如涉及《史记》《汉书》《隋书》《王弼周易注》等，以及前人对相关研究的资源。同时注意新出土文献的互证，比如涉及马王堆帛书等文献，以帛书中的导引术与黄老的方术进行互证；以帛书《老子》的分章来进一步断定学界对分章问题的讨论。

由于作者重视考据与义理分析并重，所以作者不只注重文献的考证，也重视思想概念的分析。在王弼的思想研究章节，作者细微辨析了王弼的无、理、体（本）、用、自然等概念；在河上公的思想研究章节，作者细微辨析了河上公的治道、治身、无为、圣人等概念。

提出“王、河二注的诠释差异在于病原性与指称性”的全新观点

本书作者的核心问题意识是，质疑把王弼注与河上公注分别作为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的二元对立之流俗性共识观念，“我们应该放弃以下假设：在中国早期思想上，‘宗教’与‘哲学’之间存在尖锐而明确的区分”（第9页），“以‘哲学道家’与‘宗教道家（教）’之争将两种注释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时代错位”（第286页）。笔者赞同作者的这一判断。其实在《老子》自身的文本里，也不是单一的哲学向度或宗教向度。道作为一种本原、法则、价值，具有哲学意蕴，这是较为共识的说法。但道也不仅仅只是哲学意蕴，道也同时有宗教特色。道作为“谷神”是“不死”的，“谷神”在周代是祭祀对象，是一种神灵。道还有拯救能力，“有罪以免”；道还有善恶奖惩功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笔者曾发过专文《道“悦”与道“救”：老子之道的情意性特征》，论证过道的神性色彩（参见《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1期）。宫哲兵、黄超、陆建华等教授也论证过天道的宗教性。《老子》本身就有哲学与宗教多重向度，同样，“‘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不适用于王弼与河上公”（第16页）。王弼不仅是哲学的，其实也有宗教向度。比如，王弼把“其中有信”的“信”注为“信验”，把“道者，万物之奥”的“奥”注为“庇荫”。河上公不仅是宗教的，其实也有哲学向度。比如，河上公把“道可道，非常道”解读为“经术政教之道，非自然长生之道”，意在区分出道体与道用。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河上公注并非宗教性的定势刻画时，以扎实的考证得出河上公注其实更多具有黄老道家色彩。河上公强调身国同治具有黄老色彩，“河上公注中的‘修身’与‘治国’是等同的……治道与治身：（作为）黄老之维”（第215页）；河上公注重呼吸练习之方术，这同样是黄老之术，“《庄子》文本，似乎它所提到的呼吸练习并没有比河上公注本身提供更多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河上公注与方士传统密切相关，而方士专长于这些技术，并成为黄老学派重要组成部分”（第230页）；河上公在注第74章时，与黄老刑名观念一致，“本质上与上一章讨论的‘刑名’概念是一致的”（第237页）；作者还注意到，河上公作为黄老学派与其时代特征相吻合，“黄老传统与河上公传说紧密相关，而东汉时期正与黄老传统相吻合”（第187页）。有诸多线索作为实证，于是作者判定：河上公注并非纯粹的宗教思想系统，其主基调反而是富有黄老色彩的关于治身治道的思想。作者认为王弼与河上公其实有更多共同的基础，“王弼与河上公共同基础的真正特征，是伦理与精神性的深刻统一”（第271页）。

在扎实的文献考证与清晰的思想辨析基础之上，作者对流俗性的哲学与宗教之二注对立进行超越，提出二注的根本差异并非思想性质的差异，而是诠释方法的差异。那就是：河上公注是指称性的诠释方法，王弼注是病原性的诠释方法。作者对这种诠释方法的分判给出了具体理由，“对河上公而言，意义总是‘指称性’的，因为《老子》的意义需要在它所指的外部对象中寻得。另一方面，王弼注由另一个我称之为‘病原性’的诠释学模型所引导。对王弼而言，《老子》的意义最终要在文本自身中找到，并且可以追溯到几个辩证相联的基本概念”（第16页）。王弼的诠释方法是病原性诠释方法，也就是王弼更注重从普遍性原理进行诠释，比如，作者注意到王弼使用了普遍性意蕴的“理”的概念并以（抽象的）“无”为本（体），还注意到王弼关注对文本的语言分析并进行经文的互引；河上公的诠释方法是指称性的诠释方法，也就是河上公更注重从特定性历史进行诠释，比如，作者注意到河上公更多从特殊性处境进行诠释而不轻易进行普遍化处理，河上公关于老子用的“吾”“我”等都是老子本人具体的历史处境之观照。作者认为两者的区分同时也是理念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河上公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第283页）。也可以说王弼更注重哲学思辨（有概念系统），而河上公更注重实用智慧（有治身治国方案）。作者对王弼的诠释方法有充分的肯定，一是认为王弼对思想的普遍化处理“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智性探究模式”（第284页）；二是认为王弼重视语言并进行经文互引，与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接近。

本书是一本优秀的佳作，但金无足赤，有些细节问题也值得商榷。比如，作者在讨论原初的王弼本分章问题时，认为“王弼注的原貌究竟如何，这归根到底只能是猜测”（第76页），在具体引证时，似倾向于原初王弼本并不分章，“王弼本的文本没有理由必须符合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格式。实际上，《道藏》本的王弼注甚至分为四卷，并且它没有分章”（第76页）。事实上，王弼本是明确有分章的，最可靠的证据就是第31章整章没有注，如果王弼本没有分章，不可能王弼的没有注的部分正好是第31章的全文。瑕不掩瑜，正如老子说的“大成若缺”，个别细节可商榷，不影响本书作为一本优秀的老学研究经典之作。本书的译文也非常用心，读起来非常流畅，可见译者对老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体现了专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