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

在匆匆浏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之后，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几年散文研究的成果显然更为丰厚，前行的步伐也更为稳健了。

我高兴地看到，在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格局中，散文研究已然呈现出由冷转热、春潮初涌的大好局面。学界同仁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全方位地从事中国古代散文的文献整理、文本阐释、思想探究、价值评判，推进中国古代散文的学术研究，力图重新书写中国古代散文生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面貌，深入阐发中国古代散文贯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化价值。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方兴未艾的大好局面，是包括各位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待于海内外学者持之以恒地加以维持并发展。

我认为，在今天，努力建构一个完善周备的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是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作为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照目前已经较成体系的中国古代诗学、词学、曲学（戏曲学）、小说学，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的建构应该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即散文文献研究、散文文本研究、散文思想研究、散文文化研究。以下我就对这四个板块的内容稍加说明，并列举几位青年学者近年发表的论文作为例证，庶几窥一斑以见全豹。

第一，散文文献研究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的学术基础。散文文献研究旨在运用文献学（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编纂学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代散文文本文献和散文批评文献的生成、形态和流变，进行历代散文家、散文批评家的史实考证、年谱编纂和解决历代散文文本、散文批评文本的本事考实与作期系年等问题。

例如林晓光的《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变异形态及类型》（《文学遗产》2023年第2期），超越以往校勘学对字句层面异文的研究，着重分析汉魏六朝文学中文段篇章层面的整体性变异的形态及类型，包括修改性变异、摘略性变异、加工性变异。通过观察变异及其形态，重新解读汉魏六朝文学文本，以此探测中国文学早期生命透过文本流动而展现出的脉络，为多维立体地理解文学主体与时代环境的互动提供更多的视角。

又如杨宜师《晚明坊刻明别集评点本考论》（《文学遗产》2023年第2期），以晚明书商书坊刊刻的明代别集评点著作为研究对象，从版本学的角度，探讨明别集坊刻评本“一书多本”的版本流变与实态，借以揭示图书生产与流传的历史现场及其影响因素；从评本制作的角度，讨论明别集坊刻评本通过趋名与增删以实现谋利的编刻策略；从编纂学的角度，揭示明别集坊刻本迎合底层文人读者阅读消费需求的当代文艺建构。

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最近十来年，在西方当代书籍史及其相关的出版史、阅读史等理论与方法的冲击、刺激与启发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学术动向，即提倡运用文献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倡导“活”的文献研究。如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认为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研究文献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应该以此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张升《新书籍史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认为中国传统文献学只是强调整理与收藏，而我们现在更需要“动”的、“活”的文献学，因为文献只有放在流通中考察才有生命力。冯国栋《“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进一步指出，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活”的、动态的文献本身，而不仅仅是整理文献的方法与技术。文献学应该是对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与社会性这四个文献重要性质的整体研究。纵向分析文献的历史性，横向揭示文献的社会性，将文献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尝试建立一种整体的“活的”文献研究。

的确，文献学应该是一门探究文献本身的形态特征、生成演变及整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我们应该在娴熟地运用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兼收并蓄地运用书籍史、出版史、阅读史、传播史等理论与方法，以解决中国古代散文文献自身的学术问题，这正是散文文献研究的“光明之路”。

第二，散文文本研究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散文文本研究旨在借鉴古今中外的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风格学、阐释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代散文经典文本的语词、修辞、结构、体式等，揭示散文文体的生成、形态、源流与特征，梳理历代散文文本的源流、体派和变迁等。

例如王涵《明末清初“诸子入八股”考论》（《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指出，从取士章程之外的周秦诸子中寻求撰文资源，有利于士子形成独立著述的思维习惯，契合八股文偏重义理求新的特性，诸子义理也存在补裨儒学之可能，因此“诸子入八股”得到了明末清初部分文论家一定程度的默许。明末士子主要学习诸子之字句或义理，试图通过新颖的文风在科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而清初士人则注重学习诸子的论说方法、思维方式和结撰体例，为师法诸子之文拟定了更高的标准。师法诸子之文或具备《庄子》之汪洋恣肆，或类似《荀》《韩》之刻削峭劲，或具备缛丽华彩的语言特征，丰富了八股文的艺术呈现。

又如孙羽津《韩柳〈天说〉的话语形态与历史世界》（《文学遗产》2023年第2期），以韩愈和柳宗元同题共作之《天说》的文学属性为对象，认为《天说》并非一般意义的辨名析理之作，而是韩、柳假借天人话语，批判唐德宗晚期政局的托讽之文。韩、柳在《天说》中的对立姿态，表现出二人政治立场的异趣，但并未妨碍二人古文创作的同气相求。在《天说》中，韩、柳将借物托讽、叙事警世、感时说理熔于一炉，集中体现了说体文的创作倾向和文体特质，共同开辟了与论体文貌合神离的夐绝之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以来的古代散文文本研究，大多侧重于探究文本的思想内容，而相对忽略了文本的表达方式和构成方式。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说：“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一些东西。”刚逝世不久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1929—2023）也指出，即使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的写作，其思想也是紧密地与他文章的形式结构联系在一起，“思想、表达、结构是不可分离的”。由此可见，暂时悬置“说什么”，而着力探求“怎么说”，这应该是解读所有文学文本的正确途径之一，甚至是正确途径之首。前面列举的两篇论文，恰恰在这方面具有共同的特色，即切入文本，探求其表达方式和构成方式，因此值得充分肯定。张伯伟《散文研究去向何方——以东西方〈孟子〉研究为视角》（《复旦学报》2021年第6期），以朱熹的《孟子》文章学为例证，强调其从章句进入，并超越章句，经由文章学的途径，进入理解和阐释，体现为中国传统的“意法论”精神。这一“意法论”与东亚《孟子》研究和欧美批评传统的比较，具有不可低估的现代价值。这种思考，对我们开展古代散文文本研究是相当富于启发性的。

近些年来，因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我阅读、研习了大量古代散文作品，时有心得，随手笔记。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杂志从2020年第1期起，开设“古文名篇心解”专栏，由我主笔，先后撰写了十八篇古文鉴赏的文章，最后辑录成《古文名篇心解》书稿。在写作过程中，我便有意识地采用了一种“书写策略”，即特别在意“文”与“人”互相映发——不仅以“知人论世”的方式观照古文作者，而且关注“人之文”与“文之人”二者的双向生成方式；也特别在意“文”与“义”互相契合——不仅细心体会文章的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如何水乳交融，而且认真体察文章的外现形态与内蕴精神如何合而为一。

第三，散文思想研究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的理论资源。散文思想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代散文观念、散文批评、散文理论的话语形态、思想内涵、精神特质及其嬗递过程。

例如龚宗杰《汉语虚字与古代文章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指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对虚字的认识，呈现出从训诂到修辞、从字类到文法的发展趋势。《文心雕龙》“语助余声”及“弥合文体”说的提出，推动古人的虚字研究由经学传统向古文传统靠拢。唐宋以后，随着文章创作和批评的开展，文学视野下的虚字论从文章体用、节律和声气三个层面推进，体现出古代文章学注重文体功能、语言形式、审美形态的特征。在清代古文家、小学家围绕声音与文字之关系的探讨中，虚字不仅进一步沟通语言学和文章学，也借助以文字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成为清末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及文学史书写的知识资源。以汉语虚字为线索，揭示古代文章学发展过程中语言和文辞的互动关系，可以彰显中国文学基于汉语言、汉文字的民族特性。这篇文章借助传统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文章学的内部规律与发展趋势，极富启发性。与之相关的论文，还有陆胤《清末西洋修辞学的引进与近代文章学的翻新》（《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常方舟《传统文话的虚词批评与近代文章学的新诠》（《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5期）、胡琦《明清文章学中的“调法”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等。

再如李兰芳《论从刘大櫆到姚鼐的唐宋八大家古文评点转型》（《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指出，在雍、乾时期，刘大櫆批判性地继承茅坤的评点，使古文评点行为专门化，为唐宋八大家古文注入了遒逸淋漓的审美理想；姚范则提供了以经史治文学的评点路径。姚鼐师承刘大櫆和姚范，重新建构桐城派审美与学问相结合的文章评点体系。从刘大櫆到姚鼐的评点转型，与雍、乾时期唐宋古文地位攀升、时文流弊日深、性灵说流行于世、汉宋之争等文坛语境密切相关。

又如裴云龙《寓正于奇：茅坤对韩愈散文典范性的重构》（《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指出在茅坤的文论体系中，“奇”是建构韩愈散文典范性的基本要素。茅坤认为“奇”属于由《史记》绵延下来的古典传统的重要元素，并且敬仰“奇崛”“奇伟”的品格，从而为韩文之“奇”赋予了正典的含义。茅坤褒扬韩文之“奇”，一方面以此还原唐宋八家散文原本具有的丰富面貌，扭转士人对唐宋文的偏颇认知；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以此竭力维护与捍卫士人的独立人格和话语地位。

又如李由《宋代文章学的成立：从黄庭坚到吕祖谦》（《文学遗产》2023年第2期），指出在宋代文章学成立的历史进程中，“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的传承谱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凸显了以师友传承为特点的文章学教育机制对宋代文章学发展的特殊意义。黄庭坚、吕本中和吕祖谦融合道学与文学，提倡根本论和法度论，形成独特的文章学范式，其内涵包括合理的文道观、辩证的法度观、稳定的范本体系、丰富的文法理论体系、合适的求法手段和工具等，标志着宋代文章学的成立，影响及于东亚汉字文化圈。

以上三篇文章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将散文思想置于特定的文学史语境中，揭示文学思想家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第二，系统化研究散文思想的潜在机制，揭示散文思想内在的构成要素及其蕴含的思想价值。这两个特点，正是近年来古代散文思想研究优秀成果的共同追求，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四，散文文化研究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学体系的历史语境。散文文化研究旨在借鉴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传播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代散文家的身份意识、文化心态、文学活动与书写行为，揭示历代散文文本、散文文体、散文观念、散文理论、散文批评等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彰显古代散文研究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例如谢琰《新〈春秋〉学与柳宗元古文的论辩艺术》（《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借鉴西方学界“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经验，选取经学思维影响文学表达的研究路径，探讨中唐时期新《春秋》学思维方式如何深刻影响柳宗元古文的论辩艺术，并借由一系列重要概念的运用及相互关系而得以呈现，从而廓清新《春秋》学与柳文之间概念相沿、思维相传的轨迹。论文指出，柳文以“生人”为论辩立场，以“去名求实”为论辩技巧，皆从新《春秋》学的思维方式转化而来。柳宗元还将新《春秋》学的征圣意识树立为古文的主要论辩目标，由此表达对判断力的重视，决定了柳文长于论辩的特征以及峻切决断的论辩风格，并且提供了士大夫成长的一种重要路径。

再如王润英《政治在场与话语转译：论明初士人的谱序书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跳出文学审美限域，回归社会功能视角，研究明初谱序这一独特的文体。论文指出，明初修谱诏等国家权威文件的颁布，赋予私家修谱以显著的政治意义，而基于谱牒生成的谱序面临新的书写语境。明初士人兼具国家精英和地方代表的双重身份，在谱序书写中通过叙述家族历史塑造祖先偶像，通过阐释修谱意义制造家国伦理逻辑的拼接，又在理想家族的建构中描画新的地方秩序图景。这种“国家—地方”话语转译的过程，不仅形成谱序独具明代特色的书写样态，而且助力国家政治思想有效地下渗至民间基层，甚至建成明清特有的地方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