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声音”“迷人的姿态”与“特出的精神”

2004年初，郭英德先生说：“每一位头脑清醒的人，总是善于时时对自身的行为反躬自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北师大学习或工作，而到真正理解这段话的丰富意涵时，又过去了很多年。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努力走进郭老师的学术世界，努力理解他的思想，努力体会他做学问的方式，甚至努力将他的“为学”与“为人”进行比照，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语句进行判断，可惜始终没有成功。我终于发现这句话是在几近二十年的前几天，是他一本书的“卷后语”，书名为《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吾日三省吾身”赫然出现在“卷后语”之首，让我恍然觉得原来曾子是郭老师心仪的贤者之一，豁然悟到曾子之语是他一直践行自我与学术的原则。我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我为什么这么做？应该是他始终“三省”的内容。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热爱与执着，毫无疑问构成了郭老师学术人生的底色。40多年来，他致力于探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独特传统，讨论文学历史独特的演进轨迹，孜孜不倦，眷眷难休。他似乎在不断转域，以致有学者评价他：“郭英德每次学术领域的转移，都给学术界奉献出自己具有显明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他也确实表现出先后用力于古代戏曲、小说、诗词和文章学诸领域的研究特点，历时转域的轨迹昭然可见，其具体研究的展开涉及文体、教育、文人心态等，相关成果丰富而精彩，皆有代表性论述为学界经常提及。不过这一切体现出的逻辑性和秩序感，让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研究乃至转域都是深入思考后的选择，是讲求策略、节奏的结果，否则不会呈现出如此缜密、科学的布局，即每一次所谓的转向都不是随意的，而是出于多元地切入中国文学与文化现实的学术追求。若要探赜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若隐若现的痕迹。如发表于1999年的《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1期）和发表于2000年的《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二文，在彼时主要以戏曲、小说研究为中心的论述构成中显得突兀而奇特，而在若干年后，相关成果喷薄而出，《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陈玉璂〈学文堂集〉序文解读》（《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论清初侯方域古文家形象的建构》（《文艺研究》2023年第4期）等从不同维度重释清初散文世界，你就不会奇怪这成绩的突如其来，而只能叹服他的学术天空之广博、高远，他涉猎之广泛以及探求维度之多元，也说明他始终在积累、学习、准备中。他多方面探求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发展肌理的诉求，注重完整性、面面观以及丰富性的学术理念，这些都是醒目、切实而卓有成效的。

郭老师著述形式的多种多样也可以验证这一点。仅从并不完全统计的40余部著作看，有断代的专题研究，如《元杂剧与元代社会》《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有通代的历史研究，如《明清传奇史》《中国散文通史》等；有以文献整理为主的《明清传奇综录》《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也有以学术史考察为旨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等；有侧重文体的注重内部机理的研究，如《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还有关乎知识体系构建的外部形态的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等，贯穿着人文精神的养成、文化传统的延续。揆诸其中，其实这构不成学术领域的“转移”。他始终立足于中国大地，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从多个角度透视文化传统。不仅从古代延伸到现代，从当代回望于古代，也不仅从中国放眼世界，还从世界反观中国。他的很多成果独具只眼，别开局面，深度参与了学术史的构成。他提出的一些著名学术论断，如“悬置名著”（《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文化权力下移”（《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已经影响了一代学人的观念和视野，改写了小说、戏曲研究的历史走向，对其他各体文学研究也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何况，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始终贯穿着他的学术生涯，至今还是一条生动多彩的主线。从最开始的《明清文人传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到新近出版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郭老师的戏曲研究最有建树，最见影响力，也最能表达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如他关于明清传奇一体化的分期，至今仍然是常规的也是权威的方法；如他对沈璟、尤侗、沈起凤、蒋士铨等戏曲家的论述与评断，多年以后才激发出热烈的学术回响，体现出的先见之明和锐敏之见后来者至今难以绕过和超过。由他和李志远研究员协同完成的巨著《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既是师徒二人“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体现，更是郭老师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戏曲研究后的综合性成果。《明清文人传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是其坚实丰厚的文献学功力的体现，也是其超常理论思辨能力的载体，今借助《明清戏曲序跋纂笺》而集中呈现，俨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c之态势与格局，戏曲史意义非同小可。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戏曲研究成果，《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之于郭老师个人的学术史意义也无比重要。他有很多缜密的方法论注入，尽力体现对古代戏曲序跋这一构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如“目验全书”，是从《明清传奇综录》开始形成的基本文献理念，这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如慎择版本，全书收录戏曲序跋达4300多篇，不仅数量最多，且别注版本，详注出处，珍本、善本、海外本，应收尽收。还有“校笺”，考证辨析，尽揭前后，虽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有详有略，却体现了深度整理的研究理念。其他如从时间上的“明清”对序跋进行定义，充分彰显了传奇文体广义和狭义之“意味”；从杂剧、传奇并行著录的角度给予强调，凸显同一作者创作的完整性。而他围绕序跋所延伸出来的话题也颇值得关注。如借助《海烈妇》传奇的七篇序跋，不仅揭示了作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的创作、生态特征，考察了相关史实，对有清一代盛行的烈妇题材也进行了观照，揭示了其作为一种创作现象的文学生态价值和关涉文人生存境遇的文化意义。《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是郭老师学术史视野和格局的呈现，也是当下戏曲学整理和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前沿水平的表达。学界反响强烈，其中李占鹏教授的评价最为得意：“经序纬跋，照隅观衢，弥补了前贤时彦曲集编纂的不足和缺陷，呈现了与明清戏曲序跋相关的珍贵的曲学资讯和史料，使明清戏曲序跋编纂趋于圆满、臻于美善，不仅给后学提供了曲学文献查阅、检索和核校的方便，而且在曲籍整理方面树立了一面具有典范意义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旗帜，尤其蕴含着培育和弘扬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在中国曲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丰富、专一且多向拓展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程，彰显了郭老师的学术旨趣与追求，他的独特的自我和不俗的精神品格也始终醒目，熠熠生辉，个性与风采尽在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举证，或可见出一般性的理解。

第一，总在过程中和过程性研究。郭老师的研究史是过程性的，带着生命的节奏，体现着鲜明的个性与趣味。他从元杂剧研究自然地进入明清戏曲研究，从容地展开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多元思考，再逐步进入古代小说，进入诗词、散文之域，他在长镜头式的关注中着力展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他关注经典，对于古代小说“四大名著”的论析如数家珍、别具只眼，又在不间断地“悬置名著”中，梳理那条伴随着经典作品的形成而蜿蜒曲折、信息丰富复杂的小说史、戏曲史演进路径。他高度肯定陈大康先生的研究，说：“在小说新作一片空白的局面中，我们只要仔细谛视，仍然能够辨认出历史蹒跚迈进的脚印。”e而对于戏曲史的某些“空白的局面”，也秉持这样的理念给予独特的审视。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热情投入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的解读时，郭老师已然对当时尚为冷僻的《临川梦》传奇有了不同流俗的认知，首先揭示这是一部“以戏论戏的佳作”，同时从作者蒋士铨有意识地借剧论人、探索汤显祖心灵堂奥的角度给予分析，揭示了传播接受中的差异和不同所导致的各种误读，批评了人云亦云的阐释现实，相关结论至今对理解汤显祖、蒋士铨创作乃至明清戏曲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

郭老师走进古代文学研究的过程本身构成了一部个性鲜明的文学史，也是一部具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征的学术史。他曾经对各种西方理论主动接受而又无比“矜持”，这“矜持”很快让位于基于理性的关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新，“理性”与“适用”成为他思考中西文化的关键词；他从此不再被“理论”所奴役，化理论思考方式、思维框架为具象的话语载体，成为他独特的“方法论”表达。也因此，他一贯重视文献内含的价值，如何发现与激活之，成为他的学术旨趣。古代通俗小说版本领域的“一书各本”现象，让他发人深省地提出“主要作者”与“次要作者”的概念，而戏曲作品中存在的“一戏各本”现象及其形成原因，不仅构成他关注“曲无定本”的内外门径，还形成了他对文献学的系统性理解。他说：“在戏曲发展史上，大多数戏曲文献都是一种‘活’的文献，始终处于生成、保存、传播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图文内容都会不断变化，呈现为‘曲无定本’的现象。”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总是体现着深邃的“意味”，在具体的思考中，又总能关注到文学活动的一般过程和特殊展开，凡文学交往、宴饮、行旅乃至书写趣尚等都曾构成他的材料、视角和论述方式，而文本肌理中潜隐着的各种因子及其运行轨迹、原因等也从未逃逸或出离他的视野，作为文本阐释和理论认知的载体，这一切牵系着他非常在意的历时性思考，也凸显了他在共时性关注中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认知。他的研究永远是历史的，又是合乎逻辑的，不仅是契合学术追求的方法论逻辑，也构成了他的性格逻辑。

第二，总在现实中和历史性关注。人们总是将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某种隐喻和象征，学术何尝不是如此？在郭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中，现实永远是他人文情怀的凝聚点，更是他观照学术对象时的重要切面。他曾经如一位热血青年，在每一篇论文中注入关怀现实的旨趣，又因为人到中年的沉静和理性，自觉收敛批评的锋芒，平实而有力地表达那些关乎当下学术境况的观点与评价。面对累积多年的种种“问题”，或公开表态，反对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痛斥盲目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他放言反对研究中的私人化倾向，倡导阶段性“悬置名著”，对文化权力之于文学创作乃至研究的作用长时期投入深深的关注。如今的他，劲健而坚定，不再使用那些直白甚至尖锐的话语，但洞察社会人生的机锋依然隐伏如见。他始终相信永恒的东西存在，重视古代文学对当代文化的参与，以及思想启蒙、文化担当的价值，力求拓开那条走向理想现实的路径。

郭老师对传统的理解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无比开放的，指出：“‘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断的红丝’，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唯其如此，他总能在浩瀚的文献之海中游弋自如，敏锐地发现问题，穷究阐释的方法，认真回答“为什么”，并以合适的表达逻辑呈现出来。他不迷信思维定势，敢于质疑，破除定见，勇于发现，开创新局。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普遍存在的道德评判，从未随意否定之，或先入为主，随意扣帽子等，而是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丰富内涵，质疑因此而造成的批评恶习及促成的对文学发展、形象塑造等形成的种种定见。他说：“变则立，创则生，文字书写正是在‘变’与‘创’的推动下生生不息的。”而正是从不迷信权威的理念，让他对学术史的关怀总是伴随着现实的理解和理想的期待。

也因此，他从不刻意为“劝百讽一”之姿态，而格外欣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期待对话，也期待“对手”，尽管他输诚对话的结果，让他有时觉得自己仿佛一位学术上的“堂吉诃德”。或者，他有时是寂寞的，这种寂寞塑造了他的高标高远、倨傲自负、咄咄逼人，也造就了他身体和思想中能量的不断蓄积与爆发，让他在蓬勃的学术生命力和茂密的学术思想林地里，不在意是否还有多少荆棘在生长。我想，“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中思考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在现实社会的需求中确定古典文学研究的位置，在思想探索的潮流中奉献古典文学研究的智慧”，一定是他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他一直都在为此而孜孜不倦。

第三，总在思辨中和理论性表达。郭老师一贯重视理论的进步与多元，对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的理论论说皆有大范围涉猎，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的理论思维在他的学术观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难发现，他所关注的论题多是领先的，或有开辟荆荒的意义。这对于他来说，首先是一种学术自觉，与他的学术兴趣也不无关联，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来自理论思考的多元，来自中西视野下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了解与理解。他对任何理论的使用都并非生搬硬套，即便借用西方文学思想的话语，也是与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对照，掌控于自己的“文心”之中，以“适用”为目的。理性地把握、描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则是其理论追求之所在。他曾坦承：“从历史文化时空交织的角度，深入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便是我三十多年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中国趣味”作为思想与审美兼具的表述，也恰好概括了郭老师在理论思辨中的话语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