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叔先生遗书》缺少章太炎序的隐衷

《刘申叔先生遗书》（下文简称为《遗书》）中有《钱玄同文集》失收之佚文十余则（篇），约计13000余字。其中，在《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君之文十首》的按语中，钱玄同将《遗书》缺少章太炎序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身体多病、行事疏懒，实际上却另有隐衷：因章，刘交恶，钱玄同在督请章太炎作序之事上，颇多顾虑，“恐其或有谴呵之语，反失表彰之义”；钱玄同承担的“章氏丛书续编”出版事宜再三拖延，导致章太炎误会，对其严厉责备，也是钱玄同在章太炎处对《遗书》事三缄其口的原因。此外，《制言》1936年第16期刊登的钱玄同1936年4月20日致章太炎的信，既牵涉章太炎为《制言》创刊向钱玄同约稿的情况，又关涉此前《章门弟子录》所引发的“风波”。

《刘申叔先生遗书》中钱玄同的佚文

934年1月，南桂馨出资刊行其友人刘师培的遗著，聘任郑裕孚为校勘，由立达书局承印。因黎锦熙为立达书局股东董事之一，又深知钱玄同与刘师培的交往及其对刘的学术思想的了解，便推荐钱玄同参与其事。不意此事竟然成为钱玄同逝世前投入心血最多的“工程”。钱玄同于1934年2月11日开始着手此事，直到1939年1月17日突发脑溢血逝世的前五天，还在校订他为《遗书》所写的《〈礼经旧说〉后记》和《左庵著述系年》。更重要的是，皇皇74册的《遗书》，钱玄同从搜求佚文、校定著述版本及年代、决定编次并编撰总目，到督请蔡元培作序并题签书名、为《遗书》撰写总序和说明……做了大量工作。正因此，郑裕孚在《遗书》后序中指出：“兹书之成，赖诸君辐辏并力，而尤以吴兴钱公玄同商榷之功为最多。……佚稿之旁搜，总目之编次，胥繇公力疾任之；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返，必得当而后已。”黎锦熙在《遗书》序的初稿中也指出，此书出版“钱君董其成”。后经钱玄同要求，才在定稿中修改为：“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

钱玄同在编辑《遗书》的过程中，为各册中的具体著述写下了大量的按语、说明、附记和后记。不知为何，“以求全为宜”的《钱玄同文集》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之时，仅仅收录了《遗书》第一册篇首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说明》《左庵著述系年》《左庵年表》四篇文章。而散落在各册的10余则（篇）、共计约13000余字的文稿，却没有收录。特别是《〈礼经旧说〉后记》《〈左庵外集〉目录后记》《〈黄帝纪年说〉附记》《〈左盦诗录〉后记》均是千字以上的长文。其中《〈左盦诗录〉后记》近2000字，《〈左庵外集〉目录后记》更是长达3500字左右。而这些文字，在后来的钱玄同选集及研究中大多未被注意到。在这些文字中，《遗书》第1册的《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君之文十首》一文之后，附有钱玄同的一段按语，说明了《遗书》错失章太炎、黄侃之序，终成遗憾，只好以相关之文作为代序的原因：

案，先师章公太炎及亡友同门生黄君季刚，皆为申叔论学之挚友。

申叔于民元前九年癸卯至上海，即与章公订交。时章公因“《苏报》案”而遭拘幽。前六年丙午夏，章公出狱，东渡日本。前五年丁未春，申叔亦以党祸避地日本。二君之学术途径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故过从甚密。至前四年戊申之春，以谗人离间，竟致失和。其时二君友好有作调人者，卒以形格势禁而失败。二君自是遂不复相见。然章公对于申叔，实深爱其学，时萦思念。故前三年己酉，尚移书劝其归隐。元年一月，复与蔡孑民先生登报招其东下。

申叔与季刚之相识，在前五年丁未。时二君同寓日本。其后睽离数年。四年之冬，二君复在北平晤面。申叔出其关于《左传》之著作示季刚。季刚读之而大悦，其后遂北面称弟子，以绍述申叔之学自任。

此次南佩兰君编印《申叔遗书》，余本欲求章公及季刚各为作文，只以衰朽多病，囟力大减，惮于作书，迟迟久之，不意季刚于廿四年十月八日、章公于廿五年六月十四日，竟先后归道山。余因一时之疏懒，至此愿竟不能遂，懊丧何及。《申叔遗书》今已印成，无章公及季刚之文字，终是缺憾。因检有涉及申叔之语，又《问答记》一篇、《说林》一则，都为十首。此诸文中，或谈学问，或叙离阔，或述期望，或致推挹，读之可见二君彼时交谊之笃。其中第五及第六两书，已附《左盦外集》卷十六《答章太炎论左传书》后。季刚有哀诗一首及奠文一首，痛述敬佩之深及鑚仰之切。

今录章公文八首及季刚文二首如次。

廿五年十二月廿七日，钱玄同记。

钱玄同参与《遗书》编撰工作之后，曾设想由他联系蔡元培、章太炎为《遗书》题字作序，以增加《遗书》的分量，扩大刘师培的学术影响。特别是由于刘师培的行事曾有亏于大节，钱玄同“欲得一二革命元老（且必须学术精邃者），为此书撰序题字，使世人知刘氏行为虽有可议，而其学决不可因此而埋没”。在本按语中，钱玄同也说“余本欲求章公及季刚各为作文”。然而，钱玄同最终只督请到了蔡元培的序，预计中章太炎、黄侃的序全然缺失，只好以《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君之文十首》为“代序”。在按语中，钱玄同将《遗书》缺少章太炎序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身体多病、脑力大减、行事疏懒、惮于作书。但事实上，钱玄同之所以“惮于作书，迟迟久之”，有着更多的隐衷。

隐衷一：章刘交恶，颇多顾虑

1903年，章、刘因共同的排满革命立场和保存国粹旨趣在上海订交。1907年，二人在东京聚首之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过从甚密，曾一度同住在一处。其时，章太炎主笔《民报》，刘师培任《民报》撰述，在宣传排满革命和保存国粹上二人精诚合作，卓有成效。然而，1907年底发生了刘师培、何震夫妇变节投向端方的事件，二人的交谊也随之破裂。1908年3、4月间，二人甚至忽起争吵，章太炎只好搬回《民报》社居住，“自是遂不复相见”。此后，章太炎为刘师培之失节而感到惋惜，曾试图请孙诒让劝解刘师培。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又呼吁国人为中国文化发展计，消泯党见、前仇，不要深论刘师培之“小疵”。1913年夏，二人关系也曾一度恢复。然而，刘师培经阎锡山推举，很快投入了袁世凯怀抱。1915年8月，更是忝列筹安会中为袁世凯的复辟张目。而章太炎则于1913年8月入京，“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垢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被袁世凯软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去，才获得自由。章太炎被囚禁期间，许多故旧门生纷纷探视，奔走营救。唯有他“不念旧恶、鼎力救助过且不久前重归于好的刘师培，近在咫尺，贵居参议，却不肯援手。……所以，可以说，自刘师培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尤其是列名筹安会时起，章太炎便已决心与之一刀两断。二人的交谊至此实已真正终结了”。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去世之后，章太炎没有为其撰写挽联；后来，其自定《年谱》也对刘讳莫如深；并在《苏元瑛记事》《黄季刚墓志铭》等文中，“对刘师培的变节与附逆一再作鞭挞”。

正是由于章、刘交恶，钱玄同在督请章太炎作序之事上，颇多顾虑。早在1934年3月30日钱玄同为《遗书》编撰事致郑裕孚的信中便指出，同盟会、国民党、旧派诸老中许多人对刘师培“前后主义之违异”有所不满。因此，“此次征稿等事，有一部分人处，弟均不敢往询”，唯有蔡元培对刘师培“终无恶意及非议”e。1935年3月9日，钱玄同又在信中告诉郑裕孚，自己将写信给蔡元培、章太炎“请其题字作序”。然而，“蔡先生与刘氏交好甚笃，当无问题，章先生则难说”。但他还是想努力争取，因此说：“然章刘两公在癸卯至丁未五年中极为相得，刘氏左传之学，章氏亦极赞许，虽其后因事违言乃至不往来。

但刘君下世已十有五年，章君年垂七十，过去恩怨或可淡然若忘。弟当姑且冒险进言，且看结果如何。”f然而，尽管此后钱玄同曾多次给章太炎写信，却都没有贸然提及为《遗书》写序之事。例如，1935年5月1日钱玄同“灯下作书与章师，云书己校就，即可开印，且为半农求书碑额”。此信后经诸泓从其父亲诸祖耿的遗物中发现，刊发在《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上，也是《钱玄同文集》未收之佚信。钱玄同在信中只是言及“章氏丛书续编”的出版情况，并请章太炎为刘半农墓碑题写篆额，并未言及刘师培《遗书》序事h。而在此稍后的5月9日，钱玄同则“为二刘（半农之碑文，申叔之书序）事移书蔡先生”。可见在这一阶段，钱玄同一直悬心《遗书》序之事，此前在致章太炎的信中未提及此事，并非缘于忘却。更能看出这一点的是，同年6月5日晚间，钱玄同同时给章太炎、蔡元培写信。给蔡元培的信中有“催刘半碑及刘申书序”事，而在章信中却仍然未提及《遗书》序之事。1936年4月1日到3日，钱玄同再次为刘半农碑文及《遗书》序事致信蔡元培。而在4月20日钱玄同致信章太炎，此信后来以“钱玄同来书”为题，刊发在《制言》1936年第16期“章氏同门会通讯录”栏目，《钱玄同文集》及《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玄同卷》均未收录，是钱玄同的一封佚信。从信中内容可知，钱玄同仍只是督请章太炎为刘半农碑篆额，并未言及刘师培《遗书》序之事。

从以上情况可知，在督请章太炎撰写刘师培《遗书》序一事上，钱玄同一直三缄其口，多有顾虑。直到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猝然辞世，章序遂永成遗憾。1936年7月5日，钱玄同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直陈了蹉跎此事的真正原因：“先师与申叔凶终隙末，恐其或有谴呵之语，反失表彰之义，故屡欲去书请求，而迟回审顾，卒未果行。”

隐衷二：章师误会，三缄其口

另一方面，钱玄同之所以在章太炎处对《遗书》事三缄其口，也与他从1932年开始承担的“章氏丛书续编”的出版事宜一再延宕，引发了章太炎的误会和责备有关。

1932年3月章太炎北上讲学之后，钱玄同与吴承仕发起，由章太炎在北平的旧日学生出资刊印“章氏丛书续编”（以下简称“章书”）。从钱玄同日记可知，1932年6月，也即章太炎于5月21日离开北平不久，钱玄同便开始校对“章书”中《菿汉昌言》《广论语骈枝》《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抄件和印稿。然而，9月各高校陆续开学之后，时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并在北师大、北大兼课的钱玄同忙于上课、教务、校务之事，“章书”之事一度搁浅。直到1933年1月19日，日记中才出现校对“章书”写样的记录，到3月底后再度搁浅。

1934年1月13日，吴承仕“来校示章师信，催速印成其书，因报载溥仪将于三月一日称帝，恐北平又将危险也”。经此催促，钱玄同于2月间再次开始校对《菿汉昌言》。然而，2月11日之后，钱玄同又参与了刘师培《遗书》的整理出版之事。因而在此前后，患有神经衰弱且不时胸闷、胸胀、心慌、腹胀的钱玄同极为忙乱：一边忙于北京师范大学、孔德学校的教务和校务及北大、北师大的上课事宜，一边忙于着手搜集、整理、编校刘师培遗稿、遗文，自然放松了对章稿的校对。从2月11日着手《遗书》事宜到5月13日吴承仕再次传达章太炎的催促信期间，钱玄同日记中仅有2次校对“章书”的记录。5月13日，“得检斋信，云师又来催印稿，他定尽一个月出书。自明日起，当开始将未校者校矣”。此后，钱玄同忙于上课及校务，还要搜集、整理、编校刘师培的遗文，校对“章书”书稿，更要忙于其嫂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文》书稿的校对、出版事宜。到6月底，“章书”事再度搁浅。直到1935年2月25日钱玄同收到吴承仕的信，得知章太炎“又来函请问书何日可刻成事，他说老夫子‘不怒而威’”。

事实上，从1934年1月开始，章太炎多次在致吴承仕的信中问询、催促“章书”出版之事。例如章太炎在1月9日致吴承仕信不久，又在1月14日的信中问及“《丛书》之刻，阴历年底可成否”，期望“章氏丛书续编”能够于2月13日前印出。同年7月20日，章太炎在信中又说“拙著各种，想校改已毕，未审何时可令装钉成就。此间学子望此亦亟也”。1935年2月16日，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中说：

斗历又移，衰年正觉时去之速，而强壮者正务精进也。拙著数种，自去年七月廿五日得信后，未有音耗。顷来又逾半岁，未知能就绪否？刻字铺一味懈缓，不可不力加催促。计自前三岁时付梓，今已实足两年有零。此间学子亦望此甚急也。书此，即问起居康胜！

“章氏在催问的同时，已有点责怪吴、钱不能体会他老年人的心情，对这事不上紧了。大约吴在复信中提到有些书稿积压在钱那里，或者还论及钱的思想，说他‘思想蜕化’。”章太炎在1935年2月25日给吴承仕的复信中“不怒而威”，不仅表示不愿再让钱玄同继续着手“章书”事，而且要收回此前对钱玄同的赞赏性评价。信中说：

得二十二日书，乃知书未刻成之由。玄同杂务本较人为多，事既延缓至此，不得不交足下专办。凡事独任则速成，两任则中堕，亦必然之势也。可以吾意示之，并将稿件取回，以趣敏疾。不然阁置许久，兼恐稿本损失，此亦一虑也。再者，《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属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糜鹿食荐，即且甘带，孰知其为正味也。书此，即祈照办。顺问起居，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