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型学者

刘大先，文学博士，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等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3年年度批评家奖等。

“书斋”与“大地”并行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我们这代批评家的出道，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如《南方文坛》等刊物对青年批评家的大力扶持，你2012年入选第二届客座研究员，2013年第3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入选客座研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刘大先（以下简称“刘”）：我想起柳青那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个“几步”有可能走错，有可能走对，有时候也并非主观的结果，可能需要外力的推动。对我而言，入选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确实是很紧要的一步，否则我很可能主要还是在“少数民族文学”之内活动，限于学科自身的框架，难以与更广泛开阔的领域发生关系，难以与更多同仁切磋与交流。客座研究员机制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渠道，不仅让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能够被更多人听到、看见，更主要的是它举办的许多学术会议与活动逼迫你对许多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进行思考，逐渐打开了自己的视野，形成了自己的方法与格局。“今日批评家”栏目驰名已久，推出了许多一线批评家，能够进入这个谱系之中，不仅是一份认可与荣耀，同时也是一种鞭策与激励。这两个事件应该说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一直在持续性地发挥着其学术生态的塑造作用和学术史的发酵作用，影响及于当下和未来。

周：我们都是受益者啊。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培养机制的？或者进一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出道方式，才是一个批评家正常的出道方式？

刘：组织化的培养机制对于散兵游勇式的批评有着明确的整合作用，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文艺制度的一种特色。尽管高等院校也有类似的培养作用，但那个作用更多体现为个性化的方法、观念与流派的学院教育，文学馆的培养机制则是将不同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同代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情感、思想与观点上的交流与碰撞，并且带有引导性地让大家对某个重大议题进行讨论，从而形成一种争鸣交锋、取长补短和彼此启发的良性生态，我觉得这一点对保持批评与研究的活力和创造性非常重要。

说到批评家的出道方式，各有不同，事实上在入选客座研究员之前我也写过不少文学与影视评论，乃至文化时评，但并没有进入某个话语场域之中，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写作状态。较之于很多博士在读期间就已经协助导师进入文学现场的朋友们而言，我属于批评的“迟到者”。但是，这个倒并没有什么妨碍，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无意义的，之前的写作或者说习作都是一种准备、积累与自我训练。如果将“出道”视为一个批评家生命中的关键时刻，那么就像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序言中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当某个机会到来，你就顺其自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机缘不同，语境有别，每一种“出道”的方式都有其合理性。

周：之所以和兄交流这个话题，是因为早先有年长的批评家对年轻一代，尤其“80后”批评家集体的出道方式的批评。这十年来，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最有成效者当属大先兄，专著出版多本，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斩获各类大奖。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刘：过奖了。不过，这十年来，我个人确实在学术观念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与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对于做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当代性”的认知，这个“当代”既包括物理时间上的分期，也包括政治、社会与文化理念上的变革，还有着批评家与学者个体对于自身所处语境的情感与态度。归结起来，就是“现实感”的问题。就像你所说，“70后”批评家几乎是与“80后”批评家同时出场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复杂的代际更迭与传承。

从理论、方法与言说对象而言，我基本上是外在于主流批评的代际之外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内在于某个批评流派当中，而是细大不捐、兼容并包，最初是由少数民族文学进入，倡导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共生”。但随着内外语境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入，因为现实关切所在，聚焦的核心话题是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学（文化）。我在《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中说“2012年之后我的观点有所转变”，指的就是“方法上从理论与思想史倾向到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参与性建设的转型，也是在观念上从多元主义向重寻共同体、从强调差异协商到提倡价值共识的转变”，这种转变促成了《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一书的写作——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转型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与探索的尝试。

周：2018年，你凭借《必须保卫历史》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成为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最早获得“鲁奖”的批评家。这个奖，给你个人带来了什么？我记得，当时在北京，一帮小伙伴是狠狠地敲诈了你一顿的，奖金都被喝酒喝掉了吧？

刘：这个奖在当代文学领域很重要，至少在功利层面上对提高在业界的知名度有好处。客观地说，参评者中有很多我们景仰的前辈，无论就资历还是知名度而言，我都谈不上很突出。所以，能得奖既意外又非常高兴。不过，话说回来，也不能将奖项看得过于重要，我后来也参加过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五一个工程奖等奖项的评选，深知评奖涉及诸多因素，非常复杂，不是仅靠书面文字记载呈现所能穷尽与言说的。我是比较幸运，所以和大家一起喝喝酒庆祝一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周：你身上有一种同代批评家少有的元气淋漓之气，甚至可以说是狠劲——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生活上，甚至在酒桌上，每次见你，都感觉你精神饱满，这是如何做到的？

刘：你说的“元气淋漓”让我受宠若惊。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当被问到什么是“浩然之气”时，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元气”应该是内在的志与勇的自然挥发与外显，所以我们常常说“志气”“勇气”。落在具体的生活、研究与写作实践之中，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外化。古代文论中有很多类似论述，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韩愈《答李翊书》中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辛弃疾发展为“以气使词”，他的门生范开在《稼轩词序》中解释为：“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咱们这些人，就背景与天赋而言差别不是太大，因而“元气”最主要的是要有意志力和内在信念，而这需要身体作为支撑。一个体格孱弱的人，当然也可能意气扬扬，但如果要葆有持续性的精力弥漫和气息绵延，进行长跑式的连续工作，我觉得咱们都要多锻炼身体。

周：兄说得极是，这几年，好几个朋友英年早逝，让我也意识到，身体才是一切的基础啊。孟庆澍在《理论的行囊，或在批评的路上》一文中说，你的学术成就和基本理念，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体制之内精密完整的学院教育，另一方面与你起自草野、一路搏杀至今的人生经验也有莫大关系，后者使你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与复杂状况有更为切身的理解和体认，并深刻地影响着你的学术风格。想请教你两个问题，一是学院教育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二是你的人生经验——“起自草野、一路搏杀”，对你的学术研究究竟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你似乎也一直在强调你的底层身份，在与周新民的对话中，你说自己出生在底层，在你对自己批评之路回顾的《贞下起元——我的批评之路》中，你再次强调自己的“底层知识青年”身份。

刘：如果想摆脱纯粹本能式的感受和体验，必要的学术训练是基础，它能够让我们超出于一般的意见与感想层面，而进入知识和观念的生产与创造，前者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到，后者才能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学院教育能够提供系统的知识与方法体系、严谨的思维与逻辑方式以及基本的美学品位和写作方法，这一点我想我是受惠于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的。

学院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当然是人生经验，前者得来的是间接收获，后者则是直接体验与感悟，是将前者化入具体研究中的载体。“起自草野”确实不错，但也没有“一路搏杀”了，我理解庆澍这话的意思是要表明来自乡村底层青年一无依傍的不易。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倒也没那么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不过是顺其自然，听从本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可否认，底层青年因为先天的基础薄弱，走学术之路更为艰难和辛苦，但一切经历最终都会化作后来的滋养，我倒是比较害怕那种咬牙切齿的“奋斗”，那很容易让人在冰冷的理性中变得冷酷无情。具体的个人总有其非理性或者说超理性的层面，底层使得成长尽管不乏苦难，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在经受了磨炼之后也就不容易陷入矫情与苦情之中，而变得丰富、厚重而深沉，永远对占据最大多数的人们充满感情——不是俯视的悲悯或者标高自持的批判，而是记得自己的来处与归属，与之同情共感。

周：你每年跑那么多地方搞田野调查，讲课，参加文学活动，还能保持那么高的论文写作量，出那么多成果，这又是如何做到的？你是如何把控和分配自己的时间的？

刘：我一般把田野调查、讲课、文学活动之类都当作观察、体验、学习和思考的机会，不把它们当作工作或者劳役，视角一转换，想法就不一样了，就会对熟视无睹的事物生发出新鲜感，这种新鲜感会刺激思考，可能就会产生新的idea。时间就是生命，这话说起来俗套，但一旦过了四十岁这种紧迫感就会

逐渐产生。我倒不是近年才有这种紧迫感，而是很小的时候就有时间浪费焦虑症。记得初中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是华罗庚写的《统筹方法》，讲应该如何齐头并进地合理安排时间，我很受启发。比如，我们可以在刷牙洗脸的时候听英语，坐地铁或者乘飞机的时候读书，睡觉前躺着规划一下某个正在进行的事情。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欧阳修的读书“三上”也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样未免活得太累了，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累了，就跟我们玩数独或者刷抖音差不多。

周：难怪大先兄成就斐然，如此会珍视和合理利用时间。从你文章中会感受到你非常强的概括力，这和你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有关，还是你天生就具有对驳杂事物的高度归纳、概括的能力？

刘：兼而有之吧。显然，从现象萃取出理论命题是学术训练所带来的思维无意识，这个无意识会循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尝试性地）解决问题”的逻辑递进，因而会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最好的状态是“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而不是沉溺在经验描述的泥淖与情绪感受的琐碎中不能自拔。性格与气质禀赋也有影响，我的个性可能就更倾向于归纳而不乐于演绎。以前在《未眠书》的自序中，我曾经提到陶潜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我读书或者看事物的方式吧，我相信任何的论述都是有缺陷的，因而不会认为有某种绝对的真理性认知，那么任何会意与诠释也总是个体化的，但是在这种个体化之中，则要尝试进行总体性与普遍性的表达，否则就没有可交流的意味。我不喜欢寻章摘句、钩沉索隐、注释诠解，所以很少进行所谓的“经典解读”之类的，而是尽量在驳杂事物中取精用宏、由博返约，“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周：你在哥大访学两年，“几乎每周都到哈德逊河大道刘禾和李陀家中闲聊，对你的启发很大”。李陀对你启发最大的是什么？在知识谱系、学术方法上，刘禾和李陀对你有哪些影响？

刘：李陀是20世纪80年代以迄影响覆盖到电影、文学、戏剧和美术的作家与批评家，或者还可以加上一个文学活动家。从小说到评剧，从“长镜头”理论到“现代派”观念，从“纯文学”批判到“文化研究”的引介，主编“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视界》辑刊……李陀在每个领域似乎都游刃有余，是典型的以赛亚·柏林说的那种“狐狸型”作家。他有种人格魅力，说话直接而不留情面，极富启发性和刺激性，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总是被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有时候会非常沮丧，但是也不得不服气，他确实比我懂得多，没办法。我们聊过很多话题，记得有一次说到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他说太平洋世纪即将终结，你可以多关注印度洋世界。姑且不论观点准确与否，这种胸襟无疑保留了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那种开阔。还有一次他带我去从事“大地艺术”的王刚工作室，谈起欧洲艺术史也是如数家珍。这些记忆数不胜数，属于耳濡目染的影响，说到启发，具体的观点还真不好说，我想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刘禾的影响倒是很直接，我读过她中英文的所有著作，听过她的几门课，并且还作为助教协助她开过一门博士生课程“鲁迅与现代中国”，应该说她那种就问题进行周密严格的论辩的方法，使我真正意义上理解了学术论文（而不是“意见”式的杂感与随谈）该怎么写，虽然我不一定能做到，她看到我现在的文章也未必满意，但是我在努力向学术靠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