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很需要一场“启蒙”

马兵，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山东文艺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2007年7月调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与新世纪文学热点的教学和研究。出版有《通向“异”的行旅》《伦理嬗变与文学表达》《北村论》等。曾获泰山文艺奖、《上海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济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主席。

当代批评处于鄙视链的底端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年轻一代批评家近十年来逐渐登上了批评舞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出道初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等理论刊物对青年批评家的大力扶持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俩都是第四届客座研究员，那一年的讨论、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2018年第4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成长有哪些帮助？

马兵（以下简称“马”）：和明全兄一样，我对2015年也充满怀念，尤其在疫情此起彼伏、出行处处受限的情况下，更觉得那一年的珍贵。我们去了很多地方，谈了很多话题，喝了很多次酒，看了很多次的云，玩了很多次狼人杀，有很多难忘的旅行，我们在蒙自碧色寨火车站的合影我一直留着。后来在电影《芳华》中看到在这个车站取景，我还很激动。我很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对新生批评力量的发掘与提携。他们两家的帮助很具体：首先是建立了一个批评共同体，虽然此前大家彼此可能也都知道甚至熟悉，但还是以散兵游勇的状态散居各方，“客座研究员”制度把大家聚合起来，而且给了一些相对前沿和热门的批评话题供大家一起讨论切磋，还创造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促成批评与创作的互援。其次是提供了一个发声的重要平台。《南方文坛》素来是批评的重镇，而“今日批评家”栏目历经那么多年，推介了那么多优秀的前辈和同行，能有机会忝列其中，对自己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周：我看你之前有文章谈第五代批评家。最近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五代批评家的整体崛起方式，和2012年以后出道的“75后”“80后”批评家的整体崛起方式很相似。比如1986年5月，在海南举办的“青年文艺批评家会议”，几乎全国的青年批评家都到会了，会后专门出版了一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批评观》。1986年第3期，《当代文艺思潮》杂志还专门推出了“第五代批评家专号”。一代青年批评家就这样被推上了文坛潮头。2012年以后“75后”“80后”批评家的出道，也几乎是以整体崛起的方式，如刚谈到的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以及《南方文坛》开设的“三人谈”专栏等。“第五代批评家”的集体出道是“文革”后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年轻一代批评家的出道也有某种历史的巧合。你是如何看待这两代人以集体方式出道的？他们之间的历史巧合是什么？

马：我对“第五代批评家”的关注是出于对代际概念的延伸思考，代际是新世纪后随着“80后”一批作家的崛起而被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理论视角。但是20世纪80年代，代际的概念也一直有，人们都熟悉电影中的“第三代”“第五代”，在阅读材料时发现文学批评也有类似的说法，而且代际区分的依据与电影很相似，也是上溯到新文学的起点那里，从“五四”那一辈算起。我在读这些材料时，最感兴趣的一个点是：为什么文学批评的代际概念没有像电影导演的代际概念那样流行开来？仅仅是因为文学批评不像电影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吗？有一个去年毕业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就让他讨论这个话题。不过，同他交流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思考这一代批评家与“75后”一代出场的历史境遇的某种相似性。

如兄所言，“第五代批评家”有20世纪80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个概念本身其实也有很强的“预设”意味，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批评刊物，1986年海南“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之后，主编谢昌余撰文提出这一概念，并指出第五代是“在知识结构、思维视野、理论风格、文化气质等方面都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的新一代”。“第五代批评家专号”，以及《我的批评观》一书的出版，还有京沪两地批评圈的形成、各种会议的助力，这些都为这代批评家的崛起做了铺垫和蓄势，而正是这代批评家深刻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进程。作为后辈，受益最多和最感慨的是他们那一代“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深刻的自由意识”，他们真的是文学的“立法者”。而后来的批评家，包括我们这一辈，更多是文学的“阐释者”，当然时代也不同了。兄所谈的“集体出场”，我个人觉得可能与相似的文学场域机制的运作有关，前面谈的，文学机构的政策引导和刊物的策划，京沪两地批评新势力的形成及向周边的带动，确实与第五代的出场有几分相像。

周：我和陈思和老师谈上述问题时，他觉得新一代批评家与前两代的生态环境很不一样。上述几个事件只是新一代批评队伍形成的几个发力点。思和老师觉得要从更加广泛的学术传承背景上去讨论，从价值取向的变化中找出年轻一代批评家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的状况、学院体制对他们的批评事业的干扰，以及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才有价值。你身在高校，又是孔范今老师的高徒，你觉得年轻一代批评家的优势（相对于前几代批评家）是什么？学院体制对身在该校从事现当代批评的年轻人的干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特别赞同陈老师的判断。我自己也有反思，“学院”批评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第五代批评家那种与时代共振的批评的主体性开始被标榜“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所取代，当“青年批评家”的身份变为学者和教授，批评也开始转为学术的自律生产，这到底会给批评带来什么？年轻一代学院批评的优势可能就在于依托前辈的教导和高校的资源获得相对完备的学术训练，有一套应对文学问题的方法论。但这也可能是双刃剑，你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我也谈到过，批评的学理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批判意识的衰减，批评家的身份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对于公共话题的介入态度大幅回调，对于思潮性的文学现象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的能力也在弱化。另外，学院体制有一套学术性的考评机制，高校内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尴尬是，有一些自己认为有批评价值的文章在这种考评机制中是算不了多少“工分”的。我记得自己评职称的时候，同行评议的外审材料要送三篇代表性论文，我一开始选的论文有些是非重要或权威刊物的，但有朋友就劝我还是要注意刊物级别。这当然也是一种对批评自由的干扰。

周：学术传承当然是重要的，但可能在学院的学术传承上，也会形成一定的遮蔽，尤其是对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现场的遮蔽。你毕业后曾到山东文艺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7月调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我自己长期在出版系统工作，这段出版的经历对你研究当下文学有帮助吗？

马：读书期间一直有当一个编辑的梦想，博士毕业因政策原因当时没有留校，就去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当编辑。那个时候刚离开校门，对文坛很陌生也很憧憬，有组稿的机会认识一些作家、名家，所以挺兴奋的。我记得刚入行不久就去我的母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参加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会，来了好多当时还在海外的华文作家，虹影、严歌苓、卢新华、张翎等，后来陆续做了虹影和严歌苓的书。现在来看，这段出版经历于我而言，一是交了一些作家朋友，二是把兴趣点转到当代创作中。

周：你曾在一个访谈中说，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你师孔范今老师（据说你是孔老师的关门弟子）。能具体谈谈孔范今老师在为文为人上对你的影响吗？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上，还有哪些老师对你产生过影响？

马：首先更正下，我不是孔老师的关门弟子，在我之后，孔老师还带了几届博士，像施战军老师、郭洪雷老师，他们是我的老师或师兄，但跟孔老师读博士时间还要迟一点哈。孔老师是现代文学史家，虽然并不处于京沪这样的学术重镇，但他的“20世纪文学史”整体观，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补遗书系”“中国新时期文学资料汇编”等在学界影响很广泛。我记得第一次同孔老师聊天时，他问我喜欢哪位作家，我说了几个作家的名字并表达自己的敬仰，孔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作为一个专业的阅读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也应采取平视的态度，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平等的和可能深入的对话关系。”孔老师的研究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特别重视结构意识，看待任何文学话题都将其纳入一个历史结构来综合观照;再一个是特别强调人文立场，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没有起码的人文立场的话，其对丰富文学世界的理解一定是隔膜的;还有一个是注重元问题，读研和读博期间，老师开列了不少原典，“四书”“五经”还有外国的原典等。最近去孔老师家里，听老师分享他读《易经》的心得，如沐春风。

我在山大读书时还有一些老师对我帮助很大，像黄万华教授，在我心目中，黄老师是国内沦陷区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给我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其广博的学术视野对我启发特别大。与山大有渊源的施战军老师、黄发有老师、贺仲明老师是引我走上当代文学批评道路的领路人。我博士期间的方向偏现代更多一些，回学校后开设的课程本来也是现代文学的，后来施老师调离山大去北京，他承担的当前文学热点课交给我，我那个时候对新世纪的文学还很隔膜，恶补了好多东西。

我特别感谢王德威教授，我读博士时王老师到我们学校参加孔老师举办的一个会议，因此有幸结识。后来王老师邀请我去中国台湾参加了一个国际青年学者的论坛，会议出版的论文集用了我提交的论文做书名，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后来还有数次见面机会，每一次王老师都帮我解决了不少困惑，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和启悟。

从事批评以来，还有很多前辈的奖掖和扶持，像宋遂良、丁帆、张炜、张清华、吴义勤、王尧、何平等，很多位，他们的文章、为人和对我的勉励，让人感动。

周：这十年来，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你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收获颇丰。你自己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马：这个很惭愧，其实我性格疏懒，与同辈的佼佼者比，量与质都差一些，并非谦词。若勉强说有突破和变化，大概是批评的视野开阔了一些，对于当下文学的认知更深入了一些。兄一定听说过学术鄙视链的说法，就是做古代文学的瞧不起现代文学，做现代文学的瞧不起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中做文学史的又瞧不上做批评的，当代批评是处于鄙视链的底端的。我自己在从事相关研究前，也认为批评文章没什么学术含量，但后来发现批评文章并不好做，外人看起来是追踪批评、即时批评，但文章要写透，还得跳出来往前往后看，得有一个起码的线索意识。任何一个小问题，牵扯起来都是一串的，你只谈那个小的，当然就很轻很容易，可要把那一串拎起来，弄清楚，真不容易。我对两个话题有兴趣：一个是当下叙事中的传统资源，尤其是志怪、笔记小说的传统如何在当代获得回响，也一直在做相应的积累和准备，这其实说明了要做好批评，必须有足够的积淀;一个是青年写作如何建立历史感的问题，我不认为青年写作必然缺乏历史感，而是不同代际对历史观念的理解不同。

周：兄关注这两点，都非常有意思，期待兄的大作。我个人非常好奇的是，山东这些年出走的批评家是非常多的，早年有“山东四小龙”之称的批评家张清华、吴义勤、施战军、王光东先后离开山东，后来稍年轻的房伟、张丽军等人也离开了山东。记得有次和你聊起，你说你要坚守山东的，不会离开。我好奇的是，山东作为文学大省，为何会留不住这些批评家？

马：是，山东在外的批评家很多，除了兄提到的这些在山东工作生活过的，像李云雷、黄德海、何同彬、鲁太光、项静、丛治辰等也都是山东人，我一直建议山东省作协做一个鲁籍批评家的论坛，把山东的批评家召集起来。很多优秀的批评家都离开了山东，这个挺让人遗憾的，张丽军、房伟他们在的时候，大家常聚谈。我也说不太好，每个人离开的具体情由都不一样，笼统说，是南方的高校有更优厚的条件，地方也比较养人吧。

故事，重新开始了

周：2021年初，你的专著《北村论》出版，你本科毕业论文就做的北村。对北村关注了二十年了吧。北村的哪些特质吸引了你自本科后持续不断地关注、研究他？

马：阅读并关注北村是一个必然也是偶然。必然是因为我大学时是先锋文学的狂热爱好者，买了苏童、余华、格非他们所有能买到的作品，自然会延展到对北村的关注。偶然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开始订《收获》，无意中读了北村发表在《收获》1995年第1期上的一个小说《水土不服》，里面那个叫康生的诗人形象深深打动了我，我四处跟同学说北村，还把能找到的北村作品都读了，并决定毕业论文以他为题。后来北村有新作就一直关注，毕竟在中国，真正有信仰并敢于亮明信仰的写作者并不多见。大约三年前吧，谢有顺老师打电话说他主编“中国当代作家”丛书，问我有无兴趣参与，我试着问了一下可否写北村，谢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谢老师是北村的老乡、多年的好友和评论者，他远远比我有资格去写《北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