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人生》的真实历史

关键词：路遥 《人生》 甘泉 原型

引言

当代著名作家路遥被誉为“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陕北的三个地方对他至关重要：榆林清涧县，是他的出生地;延安延川县，是他的成长地;延安甘泉县，是他的创作福地。而对于甘泉，路遥情有独钟，称它为“亲切的小县城”，并充满深情地写道：“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要透过车窗深情地瞭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得一阵阵发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路遥多次来到甘泉采风和创作，其代表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第三部，都是在甘泉县城完成。路遥曾多次表示，甘泉是他创作的“风水宝地”，这里铭刻着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陕北的胸怀是博大的，她就好像一位贫穷而又乳汁丰富的母亲，无论怎样幼弱的芽儿漂泊到她的怀里，她都会以无限热诚的爱接纳它，随着幼芽的长大、成熟，就会远离陕北，飘向全世界，但是母亲却永不知抱怨，这就是陕北，就是陕北大地，就是陕北灵魂！路遥作为陕北大地走出去的忠实儿子，他的灵魂和生命化成的全部创作，已经与生养他的亲爱的土地融为一体，并将永世长存。为全面了解路遥在甘泉的创作情况，还原路遥的代表作《人生》的写作过程，2021年笔者来到甘泉，遍访路遥的朋友、相知，包括甘泉道镇公社书记高应才、甘泉作协主席崔喜奎、甘泉文联主席刘虎林、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毕醒世和杨子民、甘泉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支书石存库、甘泉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手艺人吴春娥、甘泉县司法局干部董培华，并采访已故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弢之子张哲、已故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张畅之女张轶弢、旅居西安的陕北知名书法家马治权、西安电影制片厂知名导演何志铭，通过他们的回顾讲述，笔者力图重现20世纪80年代初那段难忘的理想岁月和可敬的陕北人们，以此向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伟大创造精神致敬。

《人生》开笔：张弢甘做人梯

路遥坎坷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许多热忱的陕北朋友，他在生命垂危时说过：“在我的人生岁月里，遇到过许多真诚朋友，为我做了许多事，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不行了。”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语道出了路遥对于朋友们的感念和愧疚，而在这些朋友们中，来自陕北甘泉的好友张弢对路遥20世纪80年代初的创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弢（1946—2010），原名张芳学，生于陕北米脂县城南关，米脂中学1964届高中生，1968年延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1969年参加工作，曾任甘泉县创作组组长、文化馆馆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1983年调入陕西省文化厅，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84年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88年远走海南工作，1995年回归西影厂，并在此退休。张弢于20世纪70年代活跃在陕北文坛，是80年代延安地区仅有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三名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马兰花》、大型戏剧《风流怨》等作品。路遥与张弢的友谊，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5年路遥还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张弢作为知名作家来延安大学举行讲座，二人一见如故，路遥被张弢的文采和口才折服，张弢认为路遥是文学上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

此后，路遥多次到甘泉采风，每次都找张弢帮助。那时候，对年轻的路遥来说，张是一个令许多人心里温暖的名字，一个热忱无私的好朋友，一个甘心情愿为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艺术家充当人梯的仗义大哥。路遥来到甘泉县城，张弢跑前跑后，为路遥安排食宿，营造理想的创作环境。1979年，路遥创作的两篇短篇小说《青松与小红花》《刷牙》，就分别发表在张弢主编的文学杂志《泉》的创刊号和第2期上。1981年7月，路遥经过两年的酝酿和思考，准备创作一部反映陕北农村青年生活的小说，于是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来到熟悉而亲切的甘泉。这次，路遥是应张弢的邀请，先住在甘泉美水饭店，接着张弢把路遥的情况报告给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甘泉县长魏延平，乔书记指示，让路遥入住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就这样，路遥住进了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后院29号窑洞。这座三孔连套窑洞是最高级别客房，平时用来招待省地领导，路遥住在这里，不但食宿全免，而且每天提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县委领导还安排招待所所长白桦，服务员李兰英、拓常秀一起照顾路遥，由于路遥的生活作息习惯是昼夜颠倒，深夜12点招待所厨师高东巨、付文智还要给路遥做夜宵。这时，张弢已升任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派宣传部的通讯干事毕醒世接待路遥，每天帮着路遥收集报刊、整理稿件，还有一位宣传部通讯干事杨子民，负责照应路遥的日常生活。张弢一有时间就来招待所看望路遥，关心路遥的写作进展，每当路遥写作疲惫了，张弢就拉上路遥到自己家里，因为张弢的妻子赵平华做的一手好茶饭，而路遥一生嗜好陕北饭食。饭后，两位真心朋友就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谝闲传”（陕北方言：闲聊）。张弢人生阅历丰富，熟知陕北民情风俗，并且口才惊人，既能谈天说地，又能段子频出，常常妙语连珠，路遥的许多灵感火花，就是在这些放言无忌的畅谈中迸发出来的。一次，路遥与张弢闲聊，张弢谈到妻子曾对自己说过：“我看到你，比看到我爸我妈还亲。”路遥的心灵猛然被触动了，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人生》里：

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加林手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袋一起贴在他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

张弢不仅在创作、生活上关心路遥，还引荐路遥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高应才（1941— ，时任甘泉县道镇公社书记）对路遥的创作做出的帮助最大。1979年，在张弢的介绍下，路遥与高应才见面，高应才对出身贫苦、才华出众、抱负非凡的青年作家路遥赞赏不已，路遥也很欣赏这位陕北佳县苦娃出身、平易近人、任劳任怨的乡村干部，用高应才的话说就是：“我和路遥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这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高应才在家里为路遥过30岁生日，当天晚上甘泉县“四大名人”张弢、张畅（1943—2004，时任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刘亚华（1944—2011，时任甘泉县文化馆摄影干部）、高应才齐聚一堂为路遥庆祝生日，让路遥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h从此以后，路遥每次来甘泉，总是到县城找张弢帮忙，下乡找高应才相助，路遥亲热地称呼高应才为“高老兄”，高应才称呼路遥是“路老弟”。

《人生》原型：高应才全力协助

1983年，路遥在讲话《东拉西扯谈创作（一）》中回顾《人生》的创作过程时说：“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磨掉，再也不愿想它。八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这段话，道出了路遥当时高度投入而又备受熬煎的创作心态。1981年，路遥就带着这种创作心态来到甘泉投入写作，毫无疑问，他需要朋友们的热情帮助。

路遥住进招待所后，高应才常来看望路遥，路遥也逐步了解到这位高老兄的苦难经历：1941年，他出生在陕北最穷苦的佳县乌镇紫圪堵坪村的农家。家里九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子，从小就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受苦和流浪，讨过饭，吃过糠，在苦水中挣扎着成长。1955年，他才进校读书，两年半就读完小学。1958年大，还是初中生的他写下一首诗：“东方巨龙震天吼，三面红旗照九州。层层堤田绕山头，玉米高粱天上收。”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震撼了整个佳县，他成了全县皆知的诗人。然而，贫苦的家境迫使他初中毕业后，放弃了文学的梦想，先是到农村小学当教师，接着为改变命运于1960年参军。1969年他从部队退役后，转业到甘泉成为一名地方干部，要强上进的他凭借着脱皮掉肉的拼搏精神，连续取得了1974年甘泉县“桥下公路大会战”、1980年道镇公社“万斤粮万元户村”等突出政绩，成为受当地老百姓拥戴的干部。路遥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陕北苦娃奋斗精神，而这种改变命运的精神，正是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特质。于是有一天，路遥向高应才提出：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主人公取名为“高加林”（高，取自高应才的姓氏;加，谐音高应才的籍贯佳县;林，1979年高应才担任甘泉县林业局副局长，同年路遥和高应才结识），并征询高老兄的意见，高应才欣然同意。

主人公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接下来，路遥就为寻找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而陷入深思苦想，高应才得知，便向路遥推荐甘泉县供销联社主任段英富家的儿媳吴春娥，认为“平时看上去，是稳稳当当的一个人”。征得路遥同意后，高应才带着路遥到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找到段英富家，落坐下来，陪同见面的还有六里峁村支书石存库。与此同时，热情厚道的主人家儿媳吴春娥，昨天接到大队的通知，说有干部要下乡，派饭安排在他们家，便忙着炖羊肉、烙饼子。关于当天的情景，笔者采访了吴春娥，现将她的口述内容整理出来，公布如下：

我是1960年生在甘泉县东沟乡茅家庵村，家里八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因为家里穷，我爸又有病，我14岁就不上学了，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好着呢。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花馍，那时就有人上门给我说亲，介绍的有八家，最后我爸看上了我们掌柜的（陕北方言：丈夫）。我爸说：“这是个老实娃娃，走路一步一个坑。”实话说，我们掌柜的是一个非常善良、老实的人，但我当时心里一满的（陕北方言：非常）不乐意。我17岁出嫁到道镇公社六里峁村，娘家和婆家就隔着一条洛河。”

路遥来我家时，我只知道干部要到我家吃饭，羊肉是大队给的，我烙了些饼子。当时他们几位在窑里炕上坐着，高书记出来对我说：“小吴，你盛上一碗，给路遥送去。”我端着碗进了窑，双手递给路遥，他接过碗，看着我笑了一下。我接着就出去了，那时我生了二儿子，还得给娃娃喂奶。

他们吃完了饭，路遥从炕上下来，走到我跟前，问我：“你上过学没有？”我说：“上过小学。”他接着问：“《陕西日报》《延安日报》，你能看懂吗？”我说：“看过，我爱看书。”他又问：“婚事是大人决定的，还是自己谈的？”我说：“是大人决定的。”正说着，家里的猪叫了。路遥问我：“喂猪吗？”，我说：“喂的。”看得出，他是一个朴素的人，说话堂堂的（陕北方言：文雅）。临走时，他向我伸出手，我都不好意思跟他握手，只觉得他是个作家。

《人生》出来以后，高书记跟我说：“小吴，你知道吗？《人生》的作者，就是到过你家的路遥。”当时我们都在传看这本书，我也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看到巧珍出嫁那一幕，我感到这简直就是在写我的，把我的心事都写出来了，我觉得作家就到我的心里走了一圈。第二天我们掌柜的看到我眼睛哭得红红的，问我：“春娥，你咋啦？”我不说话，因为我觉得《人生》里的马栓（刘巧珍丈夫）像他。我三妹吴凤莲也来找我，对我说：“二姐，我咋觉得这本书是写你的？”我三妹也跟巧玲（刘巧珍妹妹）一样，大学没考上，到乡里来当医生了。再到后来，我知道路遥去世了，我心里难过了好久，心想这么好的人咋就走了。

这位美丽、善良、心灵手巧、勤劳能干的陕北好婆姨吴春娥，就是直接启发路遥的创作灵感，塑造出《人生》中的女主人公刘巧珍感人至深的美好形象。也许，在现实生活里，刘巧珍的原型不止一位，诚如路遥所说的那样：

像巧珍这样一些妇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在农村就遇到过巧珍，我回答说，不是，她就是整个陕北劳动妇女的一种形象，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样。……我的目的就是写得叫人们爱她、同情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这就是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漂亮、美好、不幸。

这番话道出了路遥的心声，他曾说：“我写的刘巧珍，是长期的感情积累，她说不上是谁，也可能就是我所有故乡的姐妹们。写巧珍时，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哭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扔出去了。”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最亲密的四弟王天乐讲过：“只有他《人生》中的‘刘巧珍’可能是他自己最好的‘媳妇’。”

但是，悲剧在于，刘巧珍（姓氏谐音：留，寓意珍惜挽留）所象征的古老淳朴、千年如斯的陕北大地，却是高加林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竭尽全力要挣脱的生存困境。面对着心灵的故乡和现实的选择，究竟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成了一个残酷地拷问古今中外无数具有奋斗情结的人们的永恒之问。就是在这种永恒之问的困局下，路遥的《人生》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和净化灵魂的道德魅力，而这也是作家路遥深藏心底的对人生的痛楚与热恋、诅咒与歌颂、背弃与珍惜的种种复杂心结的净化与升华。路遥爱过，而在现实生活中他选择了寒心和缄默，他把爱转化成推动他的作品产生的巨大力量，最终，路遥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选择了爱与原谅，因为爱是写作的唯一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