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概念的历史语义

散文的领域广阔，其定义和分类之难是有名的。而体类概念的研究是散文理论建设和批评的基础工程，制约着对现代散文的认识和评价。定义和分类虽难，但并不意味着对分类的认知不可以推进。鉴于很难对这些体类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我试图借鉴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分析现代汉语散文几个主要文体概念的语义流变。把体类概念历史语境化，选择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考察某种体类概念的语义流变以及与其他体类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凸显其在较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含义。

对中国现代散文分类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林非的方法。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根据散文中叙事、抒情和议论三种文体因素所占比重，把现代散文分为四种文体：侧重于议论性的“杂文”，叙事和抒情并重的“小品”或称“散文”（狭义散文），侧重于抒情性的“散文诗”，侧重于叙事性的“报告文学”。这种划分简单明了，容易操作，与现代散文的实际情形也较为符合。

沿着林非等学者按照文体因素分类的路线，我认为可依据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几种因素所占的比重，把现代散文分为以下三种文体：一、随笔，以议论为主、夹叙夹议式的;二、记叙抒情散文，以记叙、描写、抒情为主的;三、纪实散文，现在又称非虚构文学，以记人记事、传达真实信息为旨归的，“纪实散文”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每种文体之下又有具体的样式。随笔包括杂文和小品文（闲话笔调的散文）;记叙抒情散文包括记叙文、抒情文、游记等;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如有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分出细类。

我拟依次评述几个主要的散文文体概念——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和记叙抒情散文。本篇关注的是属于随笔的杂文。

随笔是一种夹叙夹议式的议论文，现代随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应运而生。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创设“随感录”栏目，“随感录”随感而发，与“随笔”的意思十分相近，这是现代随笔诞生的标志。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等效仿增设“随感录”栏目，其他报刊也纷纷以“杂感”“评论”“评坛”“乱弹”等栏目发表杂文。这些议论文字尖锐泼辣，被视为现代杂文的最早形态，杂文概念也略具雏形。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语丝》杂志，发展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小品文，二者成为中国现代随笔的两个主要体式。

“随笔”一词常被认为是英文essay的对应词。早在1918年4月，林语堂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称赞西文中“义理畅达、学问阐明”的讲学说理的文章，特别强调“这讲学说理的一种，essay style应该格外注意”。傅斯年1919年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也以西方的essay为典范。他们保留了英语概念的原文，显然是因为尚未在中文里找到合适的对应词。1921年，周作人在《美文》中更明确地以英国随笔为榜样，倡导纯文学的散文，不过把Essay叫作“论文”。他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把集子中的散文称为“雨天的随笔”。鲁迅于1933年致李小峰的信中，称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为“随笔集”。

“随笔”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使用，只是不温不火，不像“杂文”“小品文”那样大起大落。20世纪90年代，随着“随笔热”的出现，“随笔”概念更为流行。汪曾祺云：“随笔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夹叙夹议’，但是有些事是不好议论的，有的议论也只能用曲笔。‘随笔’的特点还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至于‘随笔’‘小品’，就更难区别了。我编过自己的两本小品，说是随笔，也无不可。”刘锡庆说：“杂文、随笔原是一类的，因为它们没有严格的界限，只存在题材上的软硬。杂文讲究讽刺，随笔注重幽默，二者都很讲究文采，这两种文体应合在一起予以独立。”他所言“随笔”指的是闲适笔调的小品文。

中国现代随笔有杂文、小品文两种体式。除刘锡庆而外，还有学者强调二者关系的密不可分。唐弢说：“依我看来，散文、小品文、杂文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精密地说，所谓杂文和小品文，无非是一种文体——也就是我们所指的散文的两面，彼此之间，并非真有什么不同的。闲散飘逸，偏于抒情味的是小品文，凌厉削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这是一般的意见，泥于习俗，未必可为分类的根据。”姚春树、袁勇麟著《20世纪中国杂文史》研究的对象包括通常所谓的“杂文”以及梁实秋、钱锺书等的“随笔”，其“杂文”概念与本文所持的“随笔”概念近似。

现代杂文源自《新青年》时期的杂感。鲁迅有段著名的话：“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j与中国传统的杂文相比，现代的杂文明显突出了个人的笔调，多了幽默和雍容的态度。

说到杂文，很容易联想到西方的随笔。在西方随笔中，有很多是可以看作杂文的，如周作人所译斯威夫特的《育婴刍议》《奴婢须知》等。不过，在西方随笔中很难找到中国现代这样嬉笑怒骂、充满各种杂文形象的杂文。理解现代杂文，离不开中国文章传统。中国自古就有“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的杂文（杂著），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杂文的历史甚至可以远溯到先秦的诸子百家。吴调公说：“周秦诸子中，很早就出现了优秀的杂文，例如‘孟子’的‘齐人’章、‘庄子’的‘养生主’和‘徐无鬼’篇、‘列子’的‘鲍氏学之言’，等等。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号召的古文运动兴起后，形象地针砭时弊而又抒发愤世嫉俗的感情的杂文，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像韩愈的‘原毁’‘杂说’‘获麟解’‘送穷文’，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捕蛇者说’，都可以说是杰出的古典杂文。”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称赞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杂文。郭预衡说：“从文体的发展变迁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杂文时代。”章学诚谈“易象”与“诗之比兴”关系时云：“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从《庄子》《列子》，到晚清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捕蜮一》《与人笺二》等，深于比兴的取象之风绵延不断，成为杂文艺术的一大源流。

传统杂论文体到了晚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求变致用成了晚清的时代风气，从龚自珍、魏源的政论文，到王韬、谭嗣同等的报章体和梁启超的“新文体”，演化为《新青年》的杂感。杂文可以说是从传统中成功突围、冲入现代的轻骑兵。政论文与现代的杂文相比，态度上也许还显得有些庄重，然而在这些政论文家的手下已经出现了与后者非常接近的杂文。龚自珍的杂论如《病梅馆记》等，简练犀利，富有杂文形象，在文体和手法上已和现代杂文十分接近。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收入了他于1898至1910年间的杂感六十则，作者应时援笔，文章短小活泼，不拘一格，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相当接近。

中国文学史上的杂文往往兴盛于王纲解纽的时代，现代杂文亦复如此。它肇端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杂文在参与“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斗争中走向成熟。1927年后，政治斗争空前激烈，杂文积极介入现实斗争，成为战斗文学的代表，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文体的发展。与此同时，杂文理论也渐趋成熟。

在散文主要的文体中，记叙抒情散文的纯文学性最易得到认可，小品文次之，杂文又次之。杂文针砭时弊，纯文学的色彩不浓，而且容易招惹是非。

随着杂文文体的成熟和理论的生长，鲁迅所言“杂文”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34年之前，鲁迅多以“杂感”称之，指的是随感而发的短论，与《新青年》栏目“随感录”的“随感”同义。如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三闲集·序言》等文中都称所收作品为“杂感”。在《两地书》里，他把此类文章叫作“短文”。1925年12月，鲁迅称《华盖集·题记》收录的作品为“杂感一类的东西”。他在写于1926年11月的《写在〈坟〉后面》中，则称《坟》中的文章为“杂文”，原因如《题记》所言，收录的是“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还如“后记”所称“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政治斗争和文学思想斗争空前激烈，杂文作为一种可以快速因应现实的文体躬逢其盛，文体的多种可能性被打开。鲁迅等左翼作家已有杂文的概念，而且初步找到“杂感”等表达概念的语言符号，只是尚未定型。“杂文”的概念体现了左翼作家对这个文体样式意识形态化的期待，带有强烈的论战性。“杂文”被选为这一文体样式概念的词语，是多重文学论争的产物。

在左翼文学运动的推进下，杂文兴旺，这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和攻击。邵洵美、章克标任编辑的《人言》周刊，译载鲁迅用日文所写《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关于中国的监狱”一节，文末“编者注”云：鲁迅文“强词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现代》杂志卷头刊发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开篇就说：“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在他看来，杂文之所以“畸形”发展，是因为它轻便易写，“杂文之繁兴与乎杂文家之辈出，要不是说明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施蛰存讽刺鲁迅的杂文为“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杜衡攻击道：“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林希隽指杂文是“鸡零狗碎的非真正的文艺作品”，认为杂文绝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1934年10月，鲁迅用笔名发表《做“杂文”也不易》一文，批驳林希隽《杂文和杂文家》。这是一篇专门谈论杂文问题的文章，然而却在“杂文”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本是杂文批评者的蔑称。鲁迅针锋相对，肯定杂文的价值：“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稍后，鲁迅便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多次称该集中的文章为“杂文”。1935年5月，他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指出：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

这表现出对现代杂文原创性和文学价值的高度自信。

1935年12月，鲁迅作《且介亭杂文·序言》，点了杂文反对者邵洵美、施蛰存、杜衡和林希隽之名，明确把自己的杂感叫作“杂文”，并解释道：“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里，鲁迅仍在包含众体的意义上使用“杂文”一词，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他还有言：“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把他所说的“杂文”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仅就三集“且介亭杂文”来看，除了文学性的议论文，还包括记叙文、序文、书信、答问，甚至有文言的墓记碑文等，体式较杂。

20世纪30年代前期，言志派作家推崇晚明小品，林语堂等人提倡闲话笔调的小品文，引发了现代散文史上影响深远的小品文论争。小品文论争始终伴随着争夺概念的主导权。1933年6月，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争夺杂文概念的阐释权。他赞扬战斗的小品文，把闲适的小品文谥之为“文学上的‘小摆设’”，并提出左翼的小品文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把“生存的小品文”与“闲适的小品文”对立起来，扬此而抑彼，前者即是他稍后命名的“杂文”。鲁迅强调杂文作者的任务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和“匕首”“投枪”等都是对杂文功能的经典性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