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刍议

在《〈刘忠介公年谱〉叙》中，章学诚曾感慨道：“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知人论世”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门径，实斋此议既已彰明年谱之用，亦已指出年谱之内容与作法，成为历来编纂年谱者议论之所资重。盖其所依凭，实乃前人所作之诸多年谱，当属经验性的理论总结。仅以备受推举的《阳明先生年谱》为例，其徒钱德洪主成其事，他就年谱编纂起源交代：“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胜。且喜为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藐礼教于任性。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迩年以来，亟图合并，以宣明师训，渐有合异统同之端，谓非良知昭晰，师言之尚足征乎？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钱氏所言，年谱以统合其事，有以昌明阳明之学说思想，征言求正以辟乱象。知乎此，年谱之作，其所求当不言自明，至于具体实施，则有所依傍，不至跑偏。

数年以来，学人好为年谱之编纂者，日以益众，成果迭出，由古圣先贤而近人往事以至当下时人，无不谱次其年月实事，称号年谱。然良莠不齐，粗精失当，亦比比皆是，反芜杂而乱，莫衷一是。单以当代作家年谱而论，除去世作家年谱编纂成果数量相当，即便在世作家，稍具文名者也都悉数在列，甚而有些作家年谱不止一种，可谓丰富至极。但此类年谱要么简单罗列事实，要么尽数抄书以系年，有些甚至编排混乱，皇皇数万言的年谱竟不如简单年表来得清晰。编纂目的尚不明确，措施便混乱杂糅，结果自然不如人意。要之，年谱编纂的核心在“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以宣明师训”，亦即“征言求正以辟乱象”，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编排上则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考辨事迹与实绩，彰明文脉源流，在史料考证与征引上去取得当。

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起

1921年秋，在长期进行历史研究并发表了相应成果后，梁启超开始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题在南开大学做系列演讲。俟后，同年的11月和12月便在《改造》第四卷第三一四号上，发表了经其文字修订的演讲部分摘录。自感此次演讲更注重“通史”的侧面，而于“专史”极少涉及，他又于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间，在清华大学做了系列演讲，侧重于专门史的具体作法。其中“分论一”的《人的专史》中，辟出专门章节对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等体裁进行了详细论述，既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也是提纲挈领的历史写作指导。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损益之，对我们讨论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工作，将能起到积极的影响。

在年谱部分讲座伊始，梁启超便开宗明义，仍旧沿着“知人论世”的传统年谱编纂的道路，论说道：“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这与章学诚的主张是一致的，结合钱德洪编纂《阳明先生年谱》与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的特殊情况，我们仍要注意另外两点：其一，年谱编纂亦要彰显作家本人的成就，交代其流变与影响，强调其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思想性创建等。在具体编纂过程中，需要适当加入重要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述，以昌明作家及其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其二，年谱编纂要能自成系统，独立出来成为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与载体，在不阅读其庞大全集的情况下能掌握其创作的实绩与文脉历程。这并非是要将“作家传记”的编纂取而代之，而是想方设法以摘录的方式“全面”展现作家的生命历程与创作历史、作品概况。为实现这样的目的，梁启超提出两点建议：其一，“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这所强调的乃是作家影响之来源，促成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基本要素。“知人论世”所指，便在这种“时势与环境”，不仅影响着作家，还影响着他笔下的创作。其二，“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比如一个政治家的年谱，记载他小时如何，壮年如何，环境如何，功业如何，按年先后，据事直书。一个学者的年谱，记载某年读什么书，某年作什么文，某年从什么师，某年交什么友，思想变迁，全可考见”。尤其作家的交游、同题吟咏、阅读书目、所接受的教育等，皆为影响之所来源。文学起步阶段的模仿、人生阅历中思想的影响、国内外文学名著的启发等，都应该成为年谱关注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梁启超强调：“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时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史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即便著名作家，其作品流传的广度、接受的程度都很高，也仍然要有这种保存史料、满足读者阅读愿望的追求。

如此，具体编纂的方法、所要考量的方面、年谱的构成内容，也就要求尽量地丰赡、厚重。按照梁启超的建议，年谱编纂要考虑如下几个侧面：（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二）关于记载当时人;（三）关于记载文章;（四）关于考证;（五）关于批评;（六）关于附录。梁氏并未条分缕析，分别就年谱编纂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列条式提醒与建议，不过此六者具，年谱要追求的目标也就一定能够达成。粗略言之，“谱主的背景”包括谱主的家室、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的过程、启蒙的影响等，尤其“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即以贾平凹为例，他的创作与他的故乡、与他父亲、与他所生活的棣花镇之关系，自不待言，需要明了此等生活的“背景”，对解读他的作品才会有帮助。《童年家事》所写是贾父与兄弟们未分家时的现实，《秦腔》则是棣花镇的哀歌，《腊月·正月》又是其父的精神传记……若不了解这谱主的背景，作品的解读也会稍受影响。“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以教育经历为例，沈从文之于汪曾祺的意义、莫言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校生活……都是应侧重的。至于时事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轰轰烈烈、文学批评的扶持与影响……在在构成了他们文学的一部分。关于“当时人”，便是作家生命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举凡父母亲、授业恩师、批评家、作品的人物原型、杂志编辑、出版社人员等，都应成为作家年谱编纂的重要考虑对象。正因此，“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做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做人名索引”。比如在贾平凹的创作过程中，父亲贾彦春、前妻韩俊芳，以及师友张月庚、费秉勋、何丹萌、孙见喜等，乃至于曾合写小说的冯有源、杜彦明等，都应该在其年谱编纂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能附录小传。这当然就需要考证的工夫。

一般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当代作家根本不需“考证”，甚至直接忽略。在年谱编纂过程中，考证作用其实巨大，不管是人物原型的考证，还是时事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确证，乃至于谱主周围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资料搜集与考证上都应下苦功夫。“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若为诗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j比如张炜尽管多次言及年轻时期的经历，但他身边的人物形象并不丰满，他叙说过老师肖平、初中校长等，然而这些人物生平事迹，实在需要考证一番，或趁其健在，抓紧时间做口述史的整理，留下史料。关于“批评”，倒不是年谱编纂的重要侧面，梁启超提及这一项乃是因为年谱编纂有变成歌功颂德的危险，他说：“本来做历史的正则，无论哪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这一点则需要侧重强调，即因文学批评的繁盛而产生大量的文本资料，“批评”则不许外求，搜集整理、条次分类、适当引用，即可见出这一环节的功力。以亓凤珍、张期鹏的《张炜研究资料长编》为例，1995年下有“10月7日、14日，11月11日、18日，《湖北日报》分别刊载昌切的《论争热的冷思考》之《源起篇》《尺度篇》《层次篇》《前景篇》，其中评述了张炜的人文精神”。只有简单文章记载，却未摘录相关文字，一般读者翻阅便不知所宗，即便研究专家也仍需按图索骥找来原文，否则便对这一“评述”茫然不知。倘若年谱能概括、摘录核心观点，读者也就不必因求备而兴师动众，更何况书名不言“年谱”而称之为“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无资料，也是缺憾之一。最后，“附录”作为年谱重要构成，一般还会以“谱前”“谱后”“谱余”“世德纪”等名头出现在年谱编纂中，亦即将谱主的事迹进行向前和往后的延伸拓展，更为全面地展示其生平。梁氏论说道：“要知道谱主的全体，但从生年叙到死年还不够。他生前的家况，先世的系统，父母兄弟的行事……与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做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钱德洪等人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便以附录的形式，单独增加“世德纪”，述及王守仁先世情况;《晏阳初年谱长编》则以“引子”和“谱余”的形式，交代晏阳初成长的世界历史大事与其去世后与之相关的事件。

需单独提及、讨论的话题，是谱主文章的处理。按梁氏所言：“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 对于当代作家年谱编纂而言，作家文集、全集几乎是主要的材料来源，在陈述谱主生活事实后，应摘录谱主相关文章、自述等文字，以构成年谱的核心内容。一切以谱主的文字为主，辅之以考证与辩驳，当是理想的年谱编纂形态。尤其谱主年少时期，事件相对较少，然谱主此后渐次以追忆的方式叙述童年经历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此时便应以谱主的创作文字来入于年谱，以丰富其最初的记忆。更何况有些作家还作自传、回忆录等文字，给年谱编纂带来便利。《郭沫若年谱长编》可谓这方面较为成功的例子，在1-10岁的年谱中，大量引用郭沫若的自述文字，此后的年谱中将其所作旧体诗词几欲尽数收入，使人能窥见郭沫若创作的风貌。相反，《沈从文年谱》的编纂者，尽管也引用诸如《从文自传》等，但相对而言简略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对《沈从文全集》的利用不够充分。在阐发关于“文章”载入问题时，梁启超以举例的方式说道：“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作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别，各年之下，可另做一表，附在年谱后。”摘录文章入于年谱，附录形式罗列篇目，直接将短小文章作为年谱内容……都是处理这一问题常采用的方式。

在年谱部分的末尾，梁启超就年谱编纂的体例提出：“叙事的体例可分二种，一种是最简单的平叙体，一种是稍严格的纲目体。平叙体以一年为单位，第一行顶格，写某朝某年号某年谱主几岁，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写谱主的直接活动，时事，诗文目录。他的好处，在有一事便记一事，没有取大略小的毛病。纲目体是《王阳明年谱》首创的，第一行和平叙体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标一格很大的纲，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记这个纲所涵的细目。……这种体例有一种困难，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纲？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但我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在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上，这两种体例也是常用的，只是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编纂者还可以再行细化、重组，不定于一尊方能有创新效果。

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管窥

披览当代作家年谱编纂情况，可以从两套丛书入手，即“《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近些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化”倾向愈发明显，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相关传记、年谱的编纂也进入热潮。尽管并未呈现铺天盖地的年谱编纂狂潮，但对当代文学而言，顶着诸多质疑声、迈着坚实的步伐，试图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化工程，在这一点上这两套丛书都可谓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诚如“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主编所言：“尽管这些已出版的年谱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一个突出的亮点。”当然，如果我们不及时反思总结，从学理上廓清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的相关问题，这种乱象将会持续存在而不能得到精益求精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