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得睡着”又“睁开眼睛”，感受辽阔的江面和风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从兰社到〈现代〉》《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编有《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中国当代文学60年》、TheBookofShangHai等。

迟暮与怀旧的心态特别需要警惕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我翻看《南方文坛》张燕玲和张萍主编的《我的批评观》和《批评家印象记》两本书，发现从1998年开始迄今，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关注过;或者说，很多青年批评家是从“今日批评家”栏目走上批评界的。在“80后”批评家中，你和杨庆祥是被关注最早的，2008年第6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2012年，你和杨庆祥、黄平在《南方文坛》开设“三人谈”专栏;同时，2013年，你就入选第二批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一转眼，这些事最早的已经过去十多年，现在你已经是教授、博导了，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

金理（以下简称“金”）：回顾一下，我是2005年第一次在《南方文坛》上发表文章，当时是硕士生;2008年在“今日批评家”栏目登场;2012年和庆祥、黄平一起撰写“三人谈”……这些都如足迹一般镌刻在《南方文坛》，开初的几个脚印没准还是歪歪扭扭的。有一次《南方文坛》周年庆在思南做活动，我称张燕玲老师是批评界的“养成系教母”，当她看准年轻人的潜力后，会持续地给予提携，陪伴成长，而不只是等待果实成熟之后去采摘现成。唯有兢兢业业才能不辜负张燕玲老师和《南方文坛》以及现代文学馆的栽培。

记得“三人谈”里聊到过韩寒，还有些分歧。我个人觉得至少在“80后”群体中，韩寒确实具有代表性，影响也超越文学范围，在我们的青春成长期需要这样一个叛逆英雄。这次上海疫情期间闷在家里看了韩寒的电影《四海》，说实话挺失望的，那种退守孤岛而无法直面急剧动荡的现实的心态，给人一种风流云去的感觉。但我又确实会被这种心态击中，十数年转瞬即逝，似乎刚刚出道，却已经开始打扫战场，太可怕了。转念想，这种迟暮与怀旧的心态特别需要警惕。所以这几年读周嘉宁的小说真是心有戚戚，像《浪的景观》《明日派对》这批作品都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免不了怀旧，叙写的又是青春记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两者叠加，在其他作者那里，会造成多么难以自拔的感伤和自恋，可想而知。然而也许是素来诚挚的写作天性，诚挚居然赋予周嘉宁一种自反性，比如这段：“很多个凌晨我坐公交车或者在人民广场拼黑车从这个弯道回到浦东，在车上困得睡着了，最后会被这种离心力晃醒，睁开眼睛外面是来自江面的风，和一种非常辽阔的青春感受。绝不会让这种感受被损毁或者覆盖。”写得太棒了，“困得睡着”又极力“睁开眼睛”，感受辽阔的江面和风……我愿意以这样的感受力来自勉。

周：“80后”一代批评家，是以相对整齐的方式出道，后来有人批评“80后”批评家抱团取暖，替代了讨论文学。我在看第五代批评家资料时，看到李劼当年写的《写在即将分化之前——对“青年批评家队伍”的一种展望》，李劼很刻薄地批评了整个批评队伍面临从年轻化转入名人化的危机，青年批评家的贵族化等问题。其实，我发现第七代批评家的分化更严重。你认为，文学批评家正常的出道方式除了认真研读，做好充足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储备，外力的助推对批评家的成长有没有益处？关于第七代批评家的名人化、贵族化问题及其分化，你如何看？

金：人无法脱离社会环境，任何人的“出道”都需要“外力的助推”。每一位青年批评家引发关注，除了自身“充足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储备”之外，在其周围总能发现刊物、社团、导师、友朋、机制等“外力”提供的机会。最近大家都在悼念林建法先生，没有林老师（《当代作家评论》）等前辈的提携，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想不少我们这个代际的评论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用足球来打比方，有的教练永远只是挑选当时水平最高超的11名球员上场比赛，有的教练在发现年轻球员的潜力后就会持续给予机会，甚至甘冒战绩波动的风险（我知道不少刊物拒绝发表在读学生甚至副高以下职称的论文，怕影响转载率，这就是环境受迫下的“战绩压力”）。我比较幸运，遇到的都是后者这样的教练。而当自己成为主力球员之后，还是应该兢兢业业地训练。您所说的“批评家的名人化、贵族化”可能相当于球员中的“球霸”吧，李劼先生的那篇文章我未拜读，未必能领会确切所指。不过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好比中超球队里如果出一位“球霸”甚至自居为“球霸”，那么在大环境的映衬下只会显得可笑。

周：年轻一代批评家，确实是在长辈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的。我最近研究几代批评家，发现他们的成长，都是受外力助推的。去年年底和陈思和老师谈批评家的出道问题，陈老师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如客座研究员制度、“今日批评家”等）几乎都是面上的出道的几个发力点。当时他建议我“要从更加广泛的学术传承背景上去讨论，从价值取向的变化中找出这一代批评家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的状况，学院体制对他们的批评事业的干扰，以及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我觉得陈老师的建议非常好，你在大学里工作，你觉得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有哪些干扰？

金：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内部不可避免存在歧视链，不同版本的歧视链中，文学批评（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肯定叨陪末座。观察高校各类项目评审、成果申报，几乎看不到文学批评的题目。您所说的学院对文学批评的干扰，首先体现在高校成果评价体系的制度性限制。但更内在的，可能是校园的某种画地为牢对文学批评开阔胸襟、自由思索的伤害。

周：在《写在文学史边上》的跋中，你讲到，书中第一辑中的几篇文章，皆是在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刘志荣等师长的启发下，时有所得，形诸笔墨。你说借“写在文学史边上”，还有一个意思，在前辈身边成长，有温暖而健康的学术小共同体。你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在复旦，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复旦这么多年的学习、工作，给你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

金：身边有这个温暖而健康的学术小团体，我倍感幸运。李振声老师今年要退休了，我特别想表达对他的感激。作为在复旦中文系学习、成长起来的研究者，上李老师的课，读李老师的文章，一路过来受益无穷。我的博士论文完全就是受李老师讨论章太炎那篇长文的影响，只是试图在那个延长线上做一点推进。记得博士论文完成以后，忐忑不安地拿给李老师看，过了几天李老师召我去聊天，手边一页纸上记了几条批示，给了我一点小小的表扬，主要是提意见，开示不完善且进一步往下做的可能，我听了一身冷汗，这些意见都是我的论文本该触及，但限于学力又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在这样一些师长身旁学习，他三言两语就指点你看到自身的边界，也同时促使你感慨学海真是茫无涯际。这种指点甚至越出学术而抵达为人之道。尤其在今天这个穿林打叶的时代里，难免焦躁或急迫的时候，这时就会想想李老师，心底就会安静下来，提醒自己不妨缓步徐行。

“名教”与“实感”

周：“现代名教批判”是你的博士论文选题，后来跟随姜义华老师做博后，又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博士毕业十多年了，才出版专著《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这么多年，中间也不断修改吧？自2007年开笔至今，面对这个课题，你自己的思想经历了哪些变化？

金：2007年前后开始动笔，写作计划的动念还更早一些。写作的缘起，主要得自于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时的感受。鲁迅《伤逝》、茅盾《虹》、张天翼《出走以后》等所描述的新文化的启蒙困境，都和“半生不熟的名词”传递——1920年9月，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讲，认为新文化运动已经沦为“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有关。胡适这段话有其语境和心目中的“对手方”。但不妨借用过来作为一种普遍的困境：中国现代是大规模输入西潮的时代，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各种口号、学说、主张、思潮、主义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进入中国人主体世界内部并且对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作用的不在多数（鲁迅说“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新名词狂热搬演的背后，亦不乏功利式和机会性的利用;而直至今日，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血气丧失的符号操作依然屡见不鲜。这其中“伪士”当道、名教膨胀正是一大原因。“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在梳理概念古今演变的基础上，我所提炼的“名教”概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以“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其次指向一种“名词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很显然，这个课题需要历史学、思想史视野的参与，所以我去做了两年博后。当然我的落脚点依然是“文学”，尤其将文学提供的“实感”与名教对举。所谓立“名”为教，往往是抹擦掉立“名”过程中的造作、构制，而化为自然、“天性”。名教压抑性的生成，往往是启动一种内在化的机制，将对名教的臣服锲入人的感性世界。所以针锋相对，“脱观念世界之执持”离不开与感性机能、个人感觉紧密相连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的“实感”，这是反抗名教的重要资源。当然这里面也留下继续深入的余地，我在书中花了大力气勾勒胡风严苛的标准：语言要真实地呈露主体对生活世界的“置身”以及这一“置身”状态中生命内部的心灵图景，而主体要对语言付诸“真诚的感情”——综合起来，就是“极老实、极诚恳”的语言与“一个真诚的人”，“文字能对感情负责，自己的行为能对文字负责。否则，宁可掷笔不写”（胡风：《简述收获》）。这个标准（或者说名教批判的理想之一）与其说针对作家，毋宁说针对知识分子（尤其面向公共事务发言之际）。我的讨论更多的是“实打实”，而忽略了文学的修辞性及其“以虚击实”的能量。钱锺书先生早就提醒：“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钱锺书：《管锥编》）书名突出“文学史视野”的缘故，一方面是着眼于上述文学为名教批判提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于自知手眼依然在文学研究的门墙之内。如若对英美分析哲学、现代语言学对名实关系的描述有深入掌握，则能更加周密地界定何谓“现代名教”。上海东方青年学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与广西师大出版社曾联合为小书召集以“走出名教时代”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专家从各自学术视野出发，点出了我研究中的不足，也开示了不少继续深究下去的法门。

周：康凌在对你的专著《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的书评中说：“近些年来，金理在文学批评工作中倡导对同代人作品的阅读和批评，希望在观点的参差中，推进对共同的当代境遇的理解。《名教批判》的写作，或许也可视作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在康凌看来，“本书始终是一部意在向同代人发言，与同代人对话的忧患之作”。那么，名教批判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名教批判与做同代人的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你尝试为同代人提供什么样的反思资源？

金：我尝试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旨在探讨现代中国读书人在身处名词爆炸的情形中，在接受新知识、新思潮的过程中，一种反思性的应对与态度：当面对一般客观知识时，力求深入钻研与独立思辨，而不仅止于浮光掠影的皮相了解，或在“函胡不明”中汲汲运用于现实;当面对“实践的知识”，尤其是关联着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时，付诸言行一致的诚意与身体力行的担当，褪去“名”的“虚空”的符号形态（胡适语）。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指出中国现代文人“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但是没有实感”。在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名教阴霾并未散去，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的符号操作屡见不鲜，那种丧失“实感”而将自己打扮成“一大堆抽象名词化身”的发言者一再粉墨登场。比如面对“向西方学习”这样自近代以来持续而重要的课题时，那种立“名”为教、唯“名”是举的思维定式与运作（将西方各种主义、思潮膜拜为普遍、终极的真理，或者走马灯似的轮换符号）并未绝迹，甚至依然大行其道。一个世纪前，当面对“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困境，鲁迅提倡“用科学之光照破”名教奴仆们“所举的各主义”。这样一种突破主义、思潮的空壳而探习隐伏在其根柢、滋养其生长繁茂的“神髓”的态度至今值得我们深思：不应该把现代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提供的成果，当作既定的公理、教条与法则来接受，而要从造就思想的“本柢”中来学习，方才可以避免僵滞的名教话语产生;而这样把握住的整体的、能动的“精神”，才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在具体、活生生的现实中处理、重建自身的“名”与“实”等关系的经验中去。具体到文学研究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史贡献过大量口号式的短语（“写真实”“两结合”“三突出”“纯文学”等），其抽取“本质”的简化能力，在变革时代曾发挥过巨大的以简驭繁的动员作用。但同时也引发深刻危机：它们往往去除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异，去除难以剥离的思想、情感，去除感性血肉，而不对流动的现实和具体实践开放。“名教批判”为辩证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反思平台与可能。

我在研究“现代名教批判”这个课题时，心意中要应对的是现代中国接引新知过程中的困境，这个困境是持续性、普遍性的，倒未必是针对同代人发言。康凌兄提醒我将史论与批评贯穿。名教批判的核心关怀是“诚伪”之辨，关注的是个人与其所倡言的言论、思想，亦即持“名”者与其所秉持的“名”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独立自觉与真诚无伪的。我在写作文学批评时也需要时时反身自省：这些文字是我切迫而不能已的表达吗？我也知道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至少提醒自己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门面话尽量少说、不说。借用周作人的表述，做文章容易“作态”，所以提笔作文要时时自警，“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关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本所有耳”（周作人：《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