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学相济:从自卑走向自信

作者: 赵伯陶 杨阿敏

赵伯陶,1948年生,北京市人。1964—1978年,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机械处工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编辑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侧重于明清诗文与《聊斋志异》研究)及民俗文化研究。从1984年至2020年9月,已发表论文、书评等180余篇,计130余万字;整理点校《古夫于亭杂录》等古籍4部;注释评选《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袁宏道集》《七史选举志校注》《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合作)、《新译明诗三百首》《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徐霞客游记》(选注)、《中国传统家训选》《修己以敬》(中国传统价值观丛书)以及《三国志》(选注译)、《袁宏道小品》《蒲松龄小品》(以上三种即出)等;学术专著有《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十二生肖面面观》《义理与考据》《聊斋志异新证》等。

杨阿敏:您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十年后,又调至《文艺研究》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十五年,在工作中应该审阅了不少的论文,请从期刊编辑的角度,谈谈您在审稿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赵伯陶:文化艺术出版社因领导变更等原因,我于1998年经艺术研究院调整,调入《文艺研究》杂志社任文学编辑,2008年退休,又返聘五年。终因年近期颐的家母日渐衰老,需要照顾,65岁刚过即永久离开了编辑岗位。

论文编辑与图书编辑的工作有所区别,但异中有同,都可以视为能够实践“编学相济”的岗位。文通字顺是对论文写作的起码要求,然而不少研究古典文学的作者竟难达标,甚至包括教授乃至“博导”。文字不通者往往不自知,且自我感觉良好。有的人写作半文不白,实则逻辑混乱;有的人追求欧化句式,热衷于长句书写,其实前言不搭后语,缺少谓语或宾语的句子令读者不知所云。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博导研究员,出过不少书,发表过很多文章,还能获奖,但其文字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多在似通非通之间。这与一些编辑自身的文字水平相关,这些不合格的编辑常被貌似华丽的措辞所迷惑,以不通为通,结果助长并最终造就了文字如此不堪的“学者”。

文字表达而外,论文作者的文献功底也是目前学界堪忧的一大问题。有一些学者非常聪明,思辨能力极强,写文章也左右逢源,因而出名较早。然而如此学者投来杂志的文章却经不起文献的核查,辗转相引者姑且不论,即使出于元典的引文,不是篇名讹误,就是断章取义,甚至郢书燕说,完全是一副“六经注我”的气派。我有一个不够完整的经验:凡是从文献考据出发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能够走得很远,至老不疲,学术之树常青。凡是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聪明绝顶,“出道”甚早,却往往缺乏创新的持续力,晚年甚至靠吃老本维持一己的学术生命。

一个人的文字修养,除个别有天赋者外,皆须经历一个艰苦训练的过程。我初至中华书局任编辑,由于长期绝缘于书面文化,文字就写不顺畅,一封致作者的信函也要经编辑室主任大刀阔斧地修改方能发出。后来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将近四十岁,文字才勉强过关。我与作者的交往中,对于文章立意新颖却文字整体欠通者,往往“现身说法”,开诚布公地说明文字通畅的重要性;此后在编辑加工中的修改润饰也几乎须从头到尾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才能勉强面对读者。文章发表后,有些作者并不以为然,认为编辑多此一举,甚至是佛头著粪,点金成铁。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多数作者能够逐渐醒悟,正确反思自己以前的文字缺欠,有的作者还与我结为要好的朋友。

对于引文错讹乃至与原文意思南辕北辙的文章作者,我也坦诚相见,指出其瑕疵所在,帮助作者修订文章。做古典文学研究,文献考据属于基本功,绝不能漠视。在北大读书时,我曾将图书馆有关中文工具书检索的书籍几乎浏览一过,因而写毕业论文研究中唐诗人李益,搜集有关资料就显得得心应手,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我曾发现学界尚未瞩目的李益诗集的不经见版本。指导老师倪其心先生曾对其他老师说:“赵伯陶会自己找材料了。”如今个人电脑早已普及,古典文献数字化进程日新月异,乾嘉学者须穷尽一生之力解决的问题,用电脑也许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在与众多作者的交往中,交流有关学术软件,从而提高研究水平,也应当算我编学相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学问基本靠搜”,虽属自我调侃之语,却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今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学者有电脑助力,如果不能取得优于前人的学术成果,就真有愧于时代的眷顾了。

杨阿敏:您是如何将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的?您对古代文学论文选题与投稿等方面有何建议?请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赵伯陶:从大处着眼,在小处落墨,也就是说写论文不能“求全责备”,面面俱到,否则大而无当,犹如《庄子》中所谓的“五石瓠”,虽能“浮乎江湖”,但用场毕竟无多。至于如何选题,应当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而定。至于投稿学术刊物,首先要知己知彼,方能提高命中率。各学术刊物皆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并随主编或分管编辑的易人而发生变化,多多留意各刊物所发文章的风格,为刊物号脉,投其所好,发表论文就容易一些。当然不断提高自我水平是必需的;与刊物编辑交友,也算是“功夫在诗外”吧。

以我个人的治学经验而言,由于职司编辑,不像大学教授那样有科研压力,我治学全凭个人兴趣,这反而令我有了相当的自由度。我的写作或古籍整理大多是出版社命题作文的产物,这样就免去了“找婆家”的困窘。1998年左右,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高弟刘铁梁教授主编《中国民俗文化面面观》丛书,其中《十二生肖面面观》久而未得合适人选,齐鲁书社同仁推荐我应命。当时我尚未使用电脑,就花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利用休息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记笔记,做卡片。进入角色后趁热打铁,十个月一气呵成,近26万字的书稿终于蒇事。生肖文化涉及面广,文化人类学、天文地理、宗教信仰、岁时风俗、民间传说、美术造型艺术乃至马具文化等,几乎与生肖文化都有相关性。如今天骑马不可或缺的金属双马蹬,是西晋以后方登上历史舞台,马上“无立足处”,其单骑作战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三国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骑兵之间的单打独斗绝非如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般惊心动魄,骑兵团体迅捷勇猛的冲击力才是冲垮步兵的制胜法宝,诸葛亮的“八阵图”当是步兵在开阔地带抵御骑兵团队冲击的有效阻尼手段,而排阵的迅捷变化是击溃骑兵的关键。有了这一概念,以后我做百万余字的《三国志选》的译注书稿,对于有关战事的诠解,就有游刃有余之感。

从事古籍整理,如选注古代文学作品,只要认真去做,总能发现前人忽略乃至误解的一些问题,及时一一记录下来,一篇文章就稍具雏形了。对于原著读不懂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现问题之所在;自以为了然于心之处,往往反而会出现讹误。将论文写作与古籍整理结合起来,选题有的放矢,质量就有保证,发表也非难事。

杨阿敏:您在古籍选注上有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如注释评选有《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修己以敬》《中国传统家训选》等,请谈谈您在文献注释方面的心得和经验?当下文献影印、古籍整理之风正盛,但成果亦参差不齐,对此,您有何看法?

赵伯陶:古典文献数字化的工程方兴未艾,为当今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有关学者应当充分利用电脑软件强大的检索功能,就有可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清初王士禛诗创作为追求神韵的内在风格,挦扯古人的“偷句”“偷意”乃至“借境”策略实为其重要手段,唐诗宋调自然不在话下,元明诗的佳句也时而进入诗人法眼,笑纳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如果没有电脑检索的方便,发现这种微妙的联系谈何容易!这也是今人注释王士禛诗可能超越清人惠栋与金荣的方便之门。我应出版社之命做《王士禛诗选》就是拜电脑所赐发现了有关其神韵说内涵的诸多有趣的问题,以后写有《偷句、偷意与借境:王士禛诗创作神韵举隅》长文,刊于《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恕不赘言。

出版社影印古代文献,为学者提供可靠的原始材料,的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出版事业。然而今人整理古籍就须慎之又慎,如果掉以轻心,往往欲益反损。我曾翻阅今人整理的晚清人《鲁一同集》,内有《安东岁灾记叙》一文,开首几句整理者如下标点:“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我才疏学浅,反复阅读,绞尽脑汁,竟不知其所云为何。查考工具书,也无从下手,只得借助有关古代典籍的逐字检索电子软件,因“计然”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较低,即以此两字为关键词搜索,检得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明雩篇》:“《范蠡计然》曰:‘太岁在于水,毁;金,穰;木,饥;火,旱。’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论衡》标点本,唯“范蠡计然”中加顿号,作人名处理,小误)再经一番辗转查考,“范蠡计然”四字,并非人名并列,而是《范子计然》一书的异称,故加书名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此书今已不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三《经籍考四十》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云:“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用太岁(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岁星)之运行结合阴阳五行之说解释每年的“水旱饥穰”,合理与否,这里不作辨析,但有了《论衡》的书证,再标点上揭一段文字,即是:“《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如此标点,文义就非常清晰了。

标点古籍小心为妙,校勘其文字也不能随心所欲。“为之地”三字,在古汉语中成词,即给人提供事理的根据。语出《韩非子·说难》:“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不必借助电脑,《汉语大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就不难查到。一部由某地方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别集,却对文本中出现的“为之地”这三字出校曰“疑衍”。如此校勘古籍,真令人大跌眼镜,无话可说!

对于古籍,首先要怀有敬畏心理,整理工作才能有获成功的可能!

杨阿敏:古籍今译工作在今日已是必不可少,于文化普及作用匪浅,然而对于古典诗歌的今译,则多不认可,以为丧失诗味。您做过《新译明诗三百首》,请谈谈您对诗歌今译的理解?在具体的工作中,您是如何处理诗歌所蕴含的多义性所造成的翻译困难?

赵伯陶:古代诗词乃至历史典籍的今译,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为山东大学出版社做过一本《清词选译》的小册子,台北三民书局2015年出版我注译的《新译明诗三百首》,2019年我又曾做《三国志选》的注译本(尚未出版),全为应命之作,不得不尔。然而概括而言,我认为古籍今译并非普及传统文化的利器。为历史、哲学典籍做一些今译工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阅读效率,但若用于文学典籍如诗词等韵文,今译会极大地削弱原作的文学感染力,而且往往费力不讨好。即使叙事文学中的文言小说,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不宜今译。白话《聊斋志异》一类的整理本出版了不少,只能满足于但求粗识故事梗概的读者,所谓“买椟还珠”,有关文学鉴赏的趣味则丧失殆尽,读这样的白话小说,岂不是味同嚼蜡?文学类的典籍实在不宜今译,否则将令读者与“文学”渐行渐远。

杨阿敏:您做过《七史选举志校注》,对《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的《选举志》逐一进行过校注,通过这项工作,您对诸史《选举志》应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请您谈谈各志的特色与优缺点,在阅读和利用史志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赵伯陶:传统正史为“二十四史”,只有六史有《选举志》,将《清史稿》中的《选举志》计入,则为“七史”。如果将隋代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发轫期,那么唐代就属于这一取士制度的生长期,宋代是成熟期,明清两代堪称中国科举制度的完善化时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不能隔膜于历代选材制度及其变迁,读书人的入仕荣身之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研究文学者不可忽视。比较各志特色,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我曾写有《中华本诸史〈选举志〉商斠》一文,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2009年3月20日《简报》第26期全文转载,恕不赘言。《聊斋志异》涉及明清科举的篇章不少,做完135万字的《七史选举志校注》以后再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就有得心应手之感。可见传统治学者所谓“文史不分家”之说,的确有道理,只挖一口深井式的探讨学问法,就往往会捉襟见肘,时而露出破绽,甚至出现“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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