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学相济：从自卑走向自信

赵伯陶，1948年生，北京市人。1964—1978年，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机械处工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编辑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侧重于明清诗文与《聊斋志异》研究）及民俗文化研究。从1984年至2020年9月，已发表论文、书评等180余篇，计130余万字;整理点校《古夫于亭杂录》等古籍4部;注释评选《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袁宏道集》《七史选举志校注》《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合作）、《新译明诗三百首》《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徐霞客游记》（选注）、《中国传统家训选》《修己以敬》（中国传统价值观丛书）以及《三国志》（选注译）、《袁宏道小品》《蒲松龄小品》（以上三种即出）等;学术专著有《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十二生肖面面观》《义理与考据》《聊斋志异新证》等。

杨阿敏：您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十年后，又调至《文艺研究》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十五年，在工作中应该审阅了不少的论文，请从期刊编辑的角度，谈谈您在审稿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赵伯陶：文化艺术出版社因领导变更等原因，我于1998年经艺术研究院调整，调入《文艺研究》杂志社任文学编辑，2008年退休，又返聘五年。终因年近期颐的家母日渐衰老，需要照顾，65岁刚过即永久离开了编辑岗位。

论文编辑与图书编辑的工作有所区别，但异中有同，都可以视为能够实践“编学相济”的岗位。文通字顺是对论文写作的起码要求，然而不少研究古典文学的作者竟难达标，甚至包括教授乃至“博导”。文字不通者往往不自知，且自我感觉良好。有的人写作半文不白，实则逻辑混乱;有的人追求欧化句式，热衷于长句书写，其实前言不搭后语，缺少谓语或宾语的句子令读者不知所云。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博导研究员，出过不少书，发表过很多文章，还能获奖，但其文字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多在似通非通之间。这与一些编辑自身的文字水平相关，这些不合格的编辑常被貌似华丽的措辞所迷惑，以不通为通，结果助长并最终造就了文字如此不堪的“学者”。

文字表达而外，论文作者的文献功底也是目前学界堪忧的一大问题。有一些学者非常聪明，思辨能力极强，写文章也左右逢源，因而出名较早。然而如此学者投来杂志的文章却经不起文献的核查，辗转相引者姑且不论，即使出于元典的引文，不是篇名讹误，就是断章取义，甚至郢书燕说，完全是一副“六经注我”的气派。我有一个不够完整的经验：凡是从文献考据出发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能够走得很远，至老不疲，学术之树常青。凡是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聪明绝顶，“出道”甚早，却往往缺乏创新的持续力，晚年甚至靠吃老本维持一己的学术生命。

一个人的文字修养，除个别有天赋者外，皆须经历一个艰苦训练的过程。我初至中华书局任编辑，由于长期绝缘于书面文化，文字就写不顺畅，一封致作者的信函也要经编辑室主任大刀阔斧地修改方能发出。后来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将近四十岁，文字才勉强过关。我与作者的交往中，对于文章立意新颖却文字整体欠通者，往往“现身说法”，开诚布公地说明文字通畅的重要性;此后在编辑加工中的修改润饰也几乎须从头到尾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才能勉强面对读者。文章发表后，有些作者并不以为然，认为编辑多此一举，甚至是佛头著粪，点金成铁。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多数作者能够逐渐醒悟，正确反思自己以前的文字缺欠，有的作者还与我结为要好的朋友。

对于引文错讹乃至与原文意思南辕北辙的文章作者，我也坦诚相见，指出其瑕疵所在，帮助作者修订文章。做古典文学研究，文献考据属于基本功，绝不能漠视。在北大读书时，我曾将图书馆有关中文工具书检索的书籍几乎浏览一过，因而写毕业论文研究中唐诗人李益，搜集有关资料就显得得心应手，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我曾发现学界尚未瞩目的李益诗集的不经见版本。指导老师倪其心先生曾对其他老师说：“赵伯陶会自己找材料了。”如今个人电脑早已普及，古典文献数字化进程日新月异，乾嘉学者须穷尽一生之力解决的问题，用电脑也许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在与众多作者的交往中，交流有关学术软件，从而提高研究水平，也应当算我编学相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学问基本靠搜”，虽属自我调侃之语，却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今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学者有电脑助力，如果不能取得优于前人的学术成果，就真有愧于时代的眷顾了。

杨阿敏：您是如何将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的？您对古代文学论文选题与投稿等方面有何建议？请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赵伯陶：从大处着眼，在小处落墨，也就是说写论文不能“求全责备”，面面俱到，否则大而无当，犹如《庄子》中所谓的“五石瓠”，虽能“浮乎江湖”，但用场毕竟无多。至于如何选题，应当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而定。至于投稿学术刊物，首先要知己知彼，方能提高命中率。各学术刊物皆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并随主编或分管编辑的易人而发生变化，多多留意各刊物所发文章的风格，为刊物号脉，投其所好，发表论文就容易一些。当然不断提高自我水平是必需的;与刊物编辑交友，也算是“功夫在诗外”吧。

以我个人的治学经验而言，由于职司编辑，不像大学教授那样有科研压力，我治学全凭个人兴趣，这反而令我有了相当的自由度。我的写作或古籍整理大多是出版社命题作文的产物，这样就免去了“找婆家”的困窘。1998年左右，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高弟刘铁梁教授主编《中国民俗文化面面观》丛书，其中《十二生肖面面观》久而未得合适人选，齐鲁书社同仁推荐我应命。当时我尚未使用电脑，就花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利用休息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记笔记，做卡片。进入角色后趁热打铁，十个月一气呵成，近26万字的书稿终于蒇事。生肖文化涉及面广，文化人类学、天文地理、宗教信仰、岁时风俗、民间传说、美术造型艺术乃至马具文化等，几乎与生肖文化都有相关性。如今天骑马不可或缺的金属双马蹬，是西晋以后方登上历史舞台，马上“无立足处”，其单骑作战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三国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骑兵之间的单打独斗绝非如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般惊心动魄，骑兵团体迅捷勇猛的冲击力才是冲垮步兵的制胜法宝，诸葛亮的“八阵图”当是步兵在开阔地带抵御骑兵团队冲击的有效阻尼手段，而排阵的迅捷变化是击溃骑兵的关键。有了这一概念，以后我做百万余字的《三国志选》的译注书稿，对于有关战事的诠解，就有游刃有余之感。

从事古籍整理，如选注古代文学作品，只要认真去做，总能发现前人忽略乃至误解的一些问题，及时一一记录下来，一篇文章就稍具雏形了。对于原著读不懂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现问题之所在;自以为了然于心之处，往往反而会出现讹误。将论文写作与古籍整理结合起来，选题有的放矢，质量就有保证，发表也非难事。

杨阿敏：您在古籍选注上有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如注释评选有《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修己以敬》《中国传统家训选》等，请谈谈您在文献注释方面的心得和经验？当下文献影印、古籍整理之风正盛，但成果亦参差不齐，对此，您有何看法？

赵伯陶：古典文献数字化的工程方兴未艾，为当今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有关学者应当充分利用电脑软件强大的检索功能，就有可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清初王士禛诗创作为追求神韵的内在风格，挦扯古人的“偷句”“偷意”乃至“借境”策略实为其重要手段，唐诗宋调自然不在话下，元明诗的佳句也时而进入诗人法眼，笑纳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如果没有电脑检索的方便，发现这种微妙的联系谈何容易！这也是今人注释王士禛诗可能超越清人惠栋与金荣的方便之门。我应出版社之命做《王士禛诗选》就是拜电脑所赐发现了有关其神韵说内涵的诸多有趣的问题，以后写有《偷句、偷意与借境：王士禛诗创作神韵举隅》长文，刊于《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恕不赘言。

出版社影印古代文献，为学者提供可靠的原始材料，的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出版事业。然而今人整理古籍就须慎之又慎，如果掉以轻心，往往欲益反损。我曾翻阅今人整理的晚清人《鲁一同集》，内有《安东岁灾记叙》一文，开首几句整理者如下标点：“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我才疏学浅，反复阅读，绞尽脑汁，竟不知其所云为何。查考工具书，也无从下手，只得借助有关古代典籍的逐字检索电子软件，因“计然”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较低，即以此两字为关键词搜索，检得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明雩篇》：“《范蠡计然》曰：‘太岁在于水，毁;金，穰;木，饥;火，旱。’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论衡》标点本，唯“范蠡计然”中加顿号，作人名处理，小误）再经一番辗转查考，“范蠡计然”四字，并非人名并列，而是《范子计然》一书的异称，故加书名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此书今已不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三《经籍考四十》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云：“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用太岁（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岁星）之运行结合阴阳五行之说解释每年的“水旱饥穰”，合理与否，这里不作辨析，但有了《论衡》的书证，再标点上揭一段文字，即是：“《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如此标点，文义就非常清晰了。

标点古籍小心为妙，校勘其文字也不能随心所欲。“为之地”三字，在古汉语中成词，即给人提供事理的根据。语出《韩非子·说难》：“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不必借助电脑，《汉语大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就不难查到。一部由某地方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别集，却对文本中出现的“为之地”这三字出校曰“疑衍”。如此校勘古籍，真令人大跌眼镜，无话可说！

对于古籍，首先要怀有敬畏心理，整理工作才能有获成功的可能！

杨阿敏：古籍今译工作在今日已是必不可少，于文化普及作用匪浅，然而对于古典诗歌的今译，则多不认可，以为丧失诗味。您做过《新译明诗三百首》，请谈谈您对诗歌今译的理解？在具体的工作中，您是如何处理诗歌所蕴含的多义性所造成的翻译困难？

赵伯陶：古代诗词乃至历史典籍的今译，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为山东大学出版社做过一本《清词选译》的小册子，台北三民书局2015年出版我注译的《新译明诗三百首》，2019年我又曾做《三国志选》的注译本（尚未出版），全为应命之作，不得不尔。然而概括而言，我认为古籍今译并非普及传统文化的利器。为历史、哲学典籍做一些今译工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阅读效率，但若用于文学典籍如诗词等韵文，今译会极大地削弱原作的文学感染力，而且往往费力不讨好。即使叙事文学中的文言小说，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不宜今译。白话《聊斋志异》一类的整理本出版了不少，只能满足于但求粗识故事梗概的读者，所谓“买椟还珠”，有关文学鉴赏的趣味则丧失殆尽，读这样的白话小说，岂不是味同嚼蜡？文学类的典籍实在不宜今译，否则将令读者与“文学”渐行渐远。

杨阿敏：您做过《七史选举志校注》，对《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的《选举志》逐一进行过校注，通过这项工作，您对诸史《选举志》应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请您谈谈各志的特色与优缺点，在阅读和利用史志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赵伯陶：传统正史为“二十四史”，只有六史有《选举志》，将《清史稿》中的《选举志》计入，则为“七史”。如果将隋代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发轫期，那么唐代就属于这一取士制度的生长期，宋代是成熟期，明清两代堪称中国科举制度的完善化时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不能隔膜于历代选材制度及其变迁，读书人的入仕荣身之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研究文学者不可忽视。比较各志特色，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我曾写有《中华本诸史〈选举志〉商斠》一文，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2009年3月20日《简报》第26期全文转载，恕不赘言。《聊斋志异》涉及明清科举的篇章不少，做完135万字的《七史选举志校注》以后再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就有得心应手之感。可见传统治学者所谓“文史不分家”之说，的确有道理，只挖一口深井式的探讨学问法，就往往会捉襟见肘，时而露出破绽，甚至出现“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