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厂胡同7号：我的80年代

我于1979 年夏由北京南池子的普庆前巷搬家到菜厂胡同7 号，直到1990 年4 月搬离，整整住了11 年。我的80 年代是在那里度过的。如今我离开菜厂胡同已30 年，就目前的居住条件而言，应该说，比当年好多了。但我还是很怀念在菜厂胡同的那些日子，那是很紧张、很窘困，但也很出活的时光。我的头几本书都是在那条小巷、那间平房中诞生的，我坚定地踏上诗歌评论的道路，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菜厂胡同是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条胡同，明清时为皇家御膳房所需蔬菜、水果等的贮存地，由此得名。菜厂胡同7 号这所院落， 当年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祠堂，格局比一般的四合院要大，中心部位为祠堂主体，左右各有一个跨院。当时院内住了21 户人家，是个超级大杂院了。我住的是西南角的一间西房，大约13 平方米。放上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桌，两个书架，两个书柜，两个简易沙发，就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吃饭时只能打开一个活动的方圆桌，吃完饭就折起来。没有暖气，用蜂窝煤炉取暖，冬天最冷时，室温只有8 度，我坐在靠北窗的书桌前写作，手上常常要戴手套。我菜厂胡同这个家，虽然狭小、简陋，但偏处一隅，关上房门自成一统，倒也可以闹中取静了。这里还有个便利之处，就是紧邻王府井大街，胡同口对面就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内原有好几家旧书店，后合并为中国书店，就开在紧对着菜厂胡同的市场大门内，离我住的菜厂胡同7 号不过几十米。这为我选书、购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时我在写作中突然发现要查一下引文或工具书，手头又没有，就放下笔到东风市场的中国书店去找，通常都能解决问题。

诗歌评论家邹建军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吴思敬：小巷踱出高妙手》，谈到我在菜厂胡同的生活与写作情况，说我“住在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所弄堂里，他常是白天登讲台，深夜在方格上开夜车，只有晚饭后的黄昏，才慢慢悠悠地踱步在王府井大街的树荫下，沉思，沉思……”邹建军先生所言，大致符合我当年的情况，不过，他描述的我在王府井大街独自踱步的情况并不多，实际上更多的是抱着两三岁的儿子在王府井漫步。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报社门前有一排报栏，报栏的下边是木框打成的方格，上边是玻璃门，里面贴着当天的报纸。有一次我只顾看报，儿子的小脑袋不小心钻进报栏下边的木格里出不来了，怕蹭破他的脸，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来，急出一身汗。

菜厂胡同所在的王府井地区，不光有百货大楼、东安市场，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里有《人民日报》社，有中央美术学院，有协和医科大学，有工艺美术服务部，有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外文书店，还有新华书店的内部发行部。许多朋友来王府井买书、购物，顺便来我家坐一坐，聊聊天，也是很自然的。1983 年我开始担任《诗探索》的责任编辑，谢冕、丁力、杨匡汉、刘士杰、刘福春、楼肇明等诗探索同仁多次来我家，或谈诗坛情况，或交流稿件。至于江河、顾城、杨炼、林莽、一平等朦胧诗人来得就更多了。谈的话题多与书相关。一次江河带来一位新的朋友方晴，他是诗人沙鸥的儿子。江河说方晴每星期都会骑自行车把北京的主要书店跑一遍，凡是他想要的新书都不会错过。方晴后来为大家更熟悉的笔名是止庵，他能写出那么出色的书话、随笔、作家传记，跟他在追踪图书方面下的功夫是分不开的。20 世纪80 年代初，国内出版的国外文艺理论著作还不多，所以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黄皮书”“白皮书”还十分紧俏。我最早读到周煦良等翻译的《托·史·艾略特论文选》，就是一本白皮书，是江河借给我的，不太厚，但收了《传统与个人才能》等重要论文。艾略特这本白皮书，成为我的案头书很长时间，后来才被王恩衷编译的《艾略特诗学文集》所取代。

朋友们来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诗歌……有时忘乎所以，甚至在我这屋里举行即兴的朗诵会。我妻子回忆，有一次她下班回来，推着自行车刚一进院，就听到我房间里传出的高声朗诵声，她心想这是谁呀，进门才发现是任洪渊在朗读他的新作。反正我这小屋偏处大院的一隅，即使说笑、朗诵的声音闹翻了天，也没人干预。来访的朋友多，有时我不在，他们往往在门上留个条就走了。但丁力先生比较特别，他知道我的房子在角落里，不好找，进了大门就高声大叫：“吴思敬，吴思敬……”我听到后，赶紧答应，迎出来。有时我不在家，他高叫几声，没人答应，他便折身返回了。有些诗人是来过而未遇的，像伊蕾，当时还叫孙桂贞，是在门上留过条才知她来过。有些诗人来访但没有留条，多年后在偶然的机会下才知他曾来过。暨南大学博士苏文建2013 年3 月曾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转达了贵州诗人哑默给他邮件中的几句话：“文健：你提到的吴思敬先生，1986 年夏，黄翔、我等一行四人北上，曾于8 月14 日（周四）下午去拜访过他。那时他尚住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菜厂胡同，但那日他没在家，未遇……没想事情一隔就二十七八年！”看了这封邮件，我才知当年贵州曾有两位诗人来过我家，哑默后来是见过的，但黄翔却始终缘悭一面。对我来说，这些学者、诗人来做客，“与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使我拓展了眼界，温暖了心灵，特别是这种个人接触，彼此不设访，才能心心相通，才能感受到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包括某些他们作品中没有写出的深层次的东西。

我在菜厂胡同的80 年代，是打开国门的时代，随着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外国的精神文化产品也纷至沓来。尤其是20 世纪以来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著作，以及各种现代、后现代的文学作品，让我国的诗人和评论家眼界大开，也为我个人诗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那时我虽不能像方晴一样，每周把北京市的主要书店跑个遍，但家门口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及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却是经常光顾的。于是我的藏书迅速膨胀起来，书架、书柜放不下了，又没有空间添置新的，就在书架、书柜上层层搭板，直顶到天花板。书多了，不能闲置，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每天看理论书籍至少50页。这个计划定下来，果然有效。以心理学方面的图书来说，20 世纪70 年代后期，我曾在北京图书馆看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释梦》;进入80 年代后，看了高觉敷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探索》、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托马斯·贝纳特的《感觉世界》、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还有当时刚刚引进的“认知心理学”，我读的是北师大教授的打印本讲义……大量的阅读为我80 年代写下的几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觉得，20 世纪80 年代给我从事的诗歌评论工作提供了宽松的研究环境。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雷，诗歌也冲破了禁锢诗坛的樊篱，它以顽强的生命力穿透板结的土壤。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不能不对我的诗歌评论事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1965 年大学毕业，1966 年“文革”爆发，诗坛一片凋零，根本没有从事诗歌评论工作的可能。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我才可能在舒畅的心境中研读理论、阅读诗歌，才能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由于我与“朦胧”诗人交往较多，再加上我妻子就是与朦胧诗人同属于一代的“老三届”，因而我深深地理解这代诗人的处境与心态，所以在1980年开始的“朦胧诗”论争中很自然地就站在支持朦胧诗人的一方。先后写出《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说朦胧》《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等文章，并为顾城、江河写出了关于他们诗歌的首篇评论。写顾城评论时，不只与顾城多次深谈，而且前往总后大院访问顾城的父亲顾工和母亲胡惠玲。写江河评论时，江河提供了他“文革”期间抄录的中外诗人的名篇，为了把我们俩对话的内容保留下来，我还临时去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盒式录音机。也正是在“朦胧诗”论战的大背景下，我感到诗歌理论建设不能满足于零敲碎打，要切实提高理性思辨能力，要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诗理论体系。于是萌发了把自己关于新诗的主张写成专著的想法。恰好这时《工人日报》社有意为全国职工文学创作编一套诗歌教材，找到了我，搭桥的人便是诗人王恩宇。我与王恩宇在“文革”期间相识，他当时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技术员，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写诗，曾参加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职工诗歌创作班，聆听过许多著名诗人的讲座。在那没有诗的日子，我们经常为了诗而互相走动。他的家在呼家楼第一机床厂的平房宿舍，面积很小，没有餐厅，就在地上摆一张小方桌吃饭。我去了，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王恩宇比我大五六岁，他诗歌圈入得早，知道很多五六十年代诗坛的掌故。有时他也拿出正在写的诗稿，与我交流。80 年代初期，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为提升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办了一个中南海职工业余大学，我在那里兼课。这一时期，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菊香书屋及流水音等景区曾一度对外开放，但参观票非常紧俏，很难得到。我由于在那里兼课，受到照顾，优先得到了参观票，带着我的父亲和在上小学的儿子参观了久已向往的中南海，并在那里留下我的首张彩色照片。我想到王恩宇在60 年代曾写过一首政治抒情诗，叫《中南海，我心中的海》，影响很大，但他却从来没有进过中南海。我便通过机要局的有关领导，搞到了两张票，请王恩宇夫妇参观了中南海，王恩宇为之兴奋不已。80 年代前期，王恩宇以工人诗人的身份调入《工人日报》社文艺部任编辑，主要负责编诗。1984 年春夏之交，王恩宇陪同《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于在渊来我家，向我约稿。说是《工人日报》社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联合主办了“全国职工文学创作函授讲座”，请我为这个讲座撰写一部诗歌教材，每月刊载一讲，每讲约三万字，共十讲。这是一件大活，我考量了一下：多年来我积累了一大批关于诗歌的资料;进入新时期以后，结合诗坛现状思考关于诗歌的问题，又写了一些诗歌散论，正好通过写这部教材把我对诗歌的思考系统地整理、提升一下，于是我便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当时约定由王恩宇做这部教材的责任编辑，负责初审并与我直接联系。文艺部的领导申宜芬、于在渊复审，还另约了那时已转业到工人出版社的诗人雷抒雁为特约编审。我接受了这个约稿后，才知道压力太大了。因为“全国职工文学创作函授讲座”要像期刊那样固定出刊，每月一期，不能拖延。所以根本不可能像写一般文章那样慢工细磨。而我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每周两个半天上课，一个半天政治学习，工作量满满的。我住的菜厂胡同7 号，星期日来的朋友多，干不成活，于是我每周日就骑上自行车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或国子监首都图书馆去写。晚上点灯熬夜更是常事。经过10 个月的艰苦拼搏，终于把这部教材完成了。这期间王恩宇不辞辛劳，多次奔跑于我家与报社之间，关心、督促最勤。有时候，他来家取稿，而我还在修改、润色，他就坐在沙发上静等，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当然我也不能总让王恩宇等，时间来得及我会给他送去。1984年10 月13 日我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今天到首都图书馆去改‘诗的运动与时空’一稿，终于在闭馆前改完，我要给王恩宇直接送去，可无论如何还要再看一遍。但首都图书馆是不能呆了，我就骑车到了安定门立交桥，发现桥西地铁新车站的西边，新修了一个像是汽车总站的小广场，还未启用，便在那里看稿子。不到半小时，天黑了下来，只好又搬家，这回搬到了28 路终点的一个路灯下，在一个长着草的沙石堆上，垫着报纸看完了，七点钟，送到王恩宇处。”当时写作的紧张与窘困的情况，可见一斑。诗歌教材刊登后，反映良好。《工人日报》曾发表《马鞍山报》社的陈亚东同志所写的《讲座提高了我的诗歌水平》一文，内称：“我特别感谢诗歌教材撰写者吴思敬老师，他运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及各种有借鉴价值的原理（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手段对诗歌进行宏观、微观的分析，让人大开眼界，我有时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叫好。我已发表在省、市报纸上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吴老师的启发。现在，我能够比较正确地运用通感、意象和主题多角度等手法创作，诗歌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读到这些来自基层的诗歌作者的评语，我深感欣慰，因为我的付出、我的劳动毕竟还是有价值的。在王恩宇建议下，我对这30 万字的稿子又做了些加工，调整体例，删除枝蔓，订正文字，命名为《诗歌基本原理》，交给工人出版社。紧接着，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强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尽心尽力，严格把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审阅、加工、校订了全书，由工人出版社于1987 年2 月正式出版，首印1 万余册，一年后又加印1 万余册，均很快销完。《诗歌基本原理》是我的第一本诗学专著，这本书尽管是作为教材而写的，但我并没有停留在一般诗歌概论的层次上，而是放开眼光，在我国诗歌理论研究中较早引进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注意从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把握诗歌的特殊性，在诗的观念上、在诗歌理论的构架及体系上均有一定的突破与出新，因而于1992 年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诗人王恩宇已于2006 年因病逝世，每当我拿起手头这本已绝版的样书，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伴随着对王恩宇感恩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