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我们自己时代的“现代”

王晴飞，生于1980年，江苏泗洪人。南京大学理学学士、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任职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文学论文集《望桐集》等。

“此人之肉，彼人之毒”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这几年，你从社科院到刊物，最后又落脚大学，短短几年，在三个城市，从事了三个不同的职业。这几年的情况是，很多大学老师到刊物工作，如《当代作家评论》的韩春燕、《小说评论》的王春林、《扬子江文学评论》的何同彬、《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等，我自己在刊物，也觉得在刊物蛮自由的，你为何从刊物去大学？

王晴飞（以下简称王）：这个怎么说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吧。此人之肉，彼人之毒。对于我来说，人生最理想的职业是大学教师，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各自的际遇，也会有各自的困难。世界并不是为某个人设定，最理想的未必总是可以立刻实现，而且有的时候经历了各种情况，也不知道自己“最理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下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每个人的我之为“我”，也往往不是自己最初期待的结果，而是在不断地选择与被选择中逐渐成为的那个“我”。从刊物到大学，于我个人，是夙愿以偿，了解我的朋友多数也都是拍手称快，拍案而起，认为我终于从短途车坐上了长途车。对于这些理解我的朋友，我是心怀感激的。

如果撇除外界的因素，我是懒得变动且执行力很弱的人，有时候身处并非自己理想的境遇，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做出大的改变，因为实在怕麻烦。而且我也觉得人生似乎并没有“最好的”，有次好的就已经很不错，所谓的“好”，往往只是在我们既有的选择中让自己觉得更适宜也更适意的。所以有时我也会感激人生中那些不可控因素，甚至是一些不大的挫折（挫折要有，但不要太大，不然gameover，就没得玩了）。如果人生一路顺遂，本科毕业读硕士，硕士毕业读博士，博士毕业去一所大学教书，一直到六十岁退休，那我可能不会遇到很多风景。有时候恰恰是一些当时看来“不顺”的际遇，赋予人一些预料之外的东西，让人生变得有意思一些。

周：多在一些岗位上体验一下，对从事文学研究也是好事。工作环境的变化，对你的研究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吧？

王：首先环境确实是有了变化，而我也确实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之前的大学经验，是学生眼中看到的大学，而学生眼中的大学和教师眼中的大学，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表达对大学向往的时候，会有长期任教于大学的朋友泼冷水，给我对大学的浪漫想象降温。

不过说到对研究的挑战，我倒也并没有觉得很大。大学教师真正需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教书，一是研究。在大学教书，于我确实是一个新经验，不过我也很乐于去学习怎样教书，而且我总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似乎我天然就适合教书。人在做有价值的事时，总是会有更大的热情。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可以参与并看到事物的生长，做研究会看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在慢慢生长，教书则看到学生的慢慢生长，这都是很让人快乐的事。人生有什么比做快乐的事同时还顺便解决了谋生问题更好的呢？

周：工作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研究方向的转变，毕竟要适应大学的考核方式。你到大学后，研究方向上做了哪些调整和规划？

王：工作环境的变化，确实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上，影响倒并不大。大学的考核方式确实会更细碎一些，但是说到大体，其实与科研机构并没有本质区别，大家的标准其实都是那几个，课题啊、论文啊。而且考核方式主要体现在成果的形式或刊发的载体，而不在内容，我研究的内容和兴趣不太会因此而变化。当然，也可能是我本来就疏于规划，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以后（过了四十岁以后，确实会感到，留给我们的有效工作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目前而言，我会较多留意当下比较有创造性的作品，也会关注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想多了解一些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情感与想象模式。

大学给个人研究或知识结构带来的变化，会体现在讲课上。比如，为了把问题给学生讲清楚，会对以前泛泛阅读的作品或问题仔细研读，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以前忽略的问题。当然我讲课时间尚短，这样的时候有，尚不太多。

作为一个中年人，我并不预期会有完美的环境，我也认为无论环境怎样，人活在其中，都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人和环境是可以适当互动的。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尽量让自己的兴趣、个性与环境之间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但如果外界标准实在让自己不舒服，那就舍弃一部分标准吧，只要自己的选择和内心自洽，就可以获得愉快与宁静。我也不太相信没有个人兴趣、热情的学术会是好的学术。人们经常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但是“出溜”真舒服啊，我当然不是说人应该“出溜”下去，混迹于“心理舒适区”，但是面对和自己个性或兴趣过分犯冲的标准，偶尔“出溜”一下也是可以谅解的吧？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对“标准”保持忠诚。

周：心态好，把一些事情看淡点，人就更轻松自由了。去年年底和陈思和老师谈批评家的出道问题，陈老师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如客座研究员制度、“今日批评家”等）几乎都是面上出道的几个发力点。当时他建议我“要从更加广泛的学术传承背景上去讨论，从价值取向的变化中找出这一代批评家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的状况，学院体制对他们的批评事业的干扰，以及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我觉得陈老师的建议非常好，你之前在社科院工作，后来又到刊物，在不同性质的单位工作过，现在在大学里工作，你觉得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有哪些干扰？

王：对于这些方面，我的感受其实有些迟钝，这可能跟我总觉得自己不在学院中（我确实时常会隐隐觉得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学院”，但有时候又觉得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也不专心致力于做文学批评有关，我也觉得人应该跟某一种被便宜性命名的整体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很少思考批评家群体该如何或者会如何的问题，偶有思考，也是会想作为个体的“我”在既定的环境或者说体制里怎样尽量做得好一些。所以我所说的只能对我个人有效。

至于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的干扰，我想这里想表达的或许是指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外部的，文学批评这项工作在大学学术体制里的重要性会低于文学史研究，不会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文学批评文章不被计入考核成果，这虽然只是外部问题，但是成为一种学术风气或潜在的对学术价值的判断，可能会引导青年人学术方向的选择。一是内部的，就是现行的学院体制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理解，会有一个相对的延后，所以有时候会显得停留在比较陈旧的知识体系和观念里。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说起来可能没什么意思——很多事从个人角度说都会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道理——那就是学院体制对我没什么干扰。我愿意把学院的作用理解为更专业的，更沉潜的，不轻易被轻浅的风气裹挟的一种气质或者说方法，而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坚硬、更封闭、更保守的。在这种方法之下，文学批评会在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文学现象与社会现实、个人趣味与文学原则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和有益的张力，使两端互相激发、创造。

对“学院”这样的理解，或许会被认为过于理想化，但是个人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只要你自己相信这一点，也往这方向努力就好了。至少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它是可以实现的。而给学院赋予某种狭义的内涵——正如我们所见，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内涵，且各有道理——并从而支持或反对它，是容易的，但我更愿意想的问题是怎样使“学院”于我们自身对于文学的理解有益。

周：你这些年阅读量很大，但文章并不是很多，你是有意放缓自己的写作速度还是有其他考虑？

王：说来惭愧，阅读量大恐未必属实，写得少确是无可抵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绝无有意放缓速度或其他考虑，甚至我也很羡慕那些手快的朋友。倾尽全力都不敢说做得够好，哪里还敢保存实力？

写得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懒散，所以经常是“半年不开张，开张管半年”，尤其是写完一篇比较用心的长文之后，会沉浸在劳作后那种充实的喜悦中，可以躺下来看几个月的闲书而不至于产生负罪感。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很少去规划自己，兴趣上喜新厌旧，所以很多觉得好玩的题目，在研读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放在一边，而被新的题目吸引。当然“新”和“旧”是相对的，因为“旧”话题被搁置后，过两年或许又会被捡起来，成为“新”话题，继续做起来。所以有时候跟朋友聊天说到我的某篇论文，我可以毫不心虚地说：这篇文章，从动念到完成，花了x年时间。（x可以是2，也可以是3或5）。因为确实从动念后有三五年就没有再看过。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重新捡起来的时候，要把冷灶烧热，关于这个题目就需要一个新的“预热”时间。当然，从正面来说，有时暂时搁置也是因为觉得准备不足，就不强行去写，而是先放一放，等着它慢慢长大。而一个题目一旦动了念，即便平时不去专门搜集材料，在看其他书或闲览的时候，与之相关的内容，也还是会自动从纸面浮现出来。所以有时候一篇文章一直觉得没有把握去写，但是某一天看到某一本书，或是某一条材料，忽然就觉得可以动手了。当然，顾随教人写作，说到“巧迟不如拙速”，这句话我也常记在心，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不必过于求全，不妨稍微写得快一些。

周：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王：突破肯定谈不上，我目前不太去想一些特别整体性的问题，即便涉及整体性的问题，也多是从局部入手，小题大做——我总觉得自己对局部的了解还不够。当然这也是我需要克服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总体和局部的了解应该是相互作用的，我们不太可能先穷尽所有的局部再去了解整体（实际上也不存在一个既有的整体），也不可能先充分了解了整体，再去研究局部，只能是大概有一个整体的轮廓，以这个轮廓去大致确定局部的定位，同时在对局部的研究中调整对整体的认知，这个过程是无尽的。所以我想我也应该慢慢试着去研究更“整体”一些的问题。我平时的阅读和研究不是很有明确的整体目标，多是随着兴趣读相关的书，解决自己对世界认知的一些困惑，属于日拱一卒型。所以我这十年所做的工作，谈不上突破，只能是说为将来的突破做准备——假如将来会有突破的话。

如果说这十年有什么变化或者说进步，我想是慢慢懂得如何阅读、理解以及评论文学作品了。2015年我们聊过一次，那次我说到我更多地研究的是死人，而很少研究活人。所谓研究死人，其实是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活人，指的是文学评论。二者虽然有相通之处，毕竟还是有所不同。2014年以后，由于外部的原因，加上随波逐流（如果用褒义词，也可以说是随遇而安）的习性，我较多地关注活人，阅读了比较多的当下作品，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更多地懂得了如何切近新鲜的文学作品。

“‘虚’心涵泳，充分体味作品自身”

周：我看你近年的文章，对当代作家的关注较多，其实每位从事文学批评的从业者，都有自己偏重的作家。你比较喜欢的作家是哪些？或者说，你一直集中关注、跟踪研究的作家是哪几位？

王：对，近几年我确实对当下作家的作品关注得多一些。不过也没有特别集中关注或跟踪研究的作家，我想我的阅读还是以“我”为主，在日常阅读中发现能够吸引自己的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作品，会停下来仔细研读，而不太会刻意追踪某一个或几个作家，所以说不上哪些是特别偏重的作家，因为毕竟发生在当下，文学的演变如流水，充满不确定性——当然，当下最大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下一部能够吸引到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其实无法预测，也充满偶然性。我只能说近些年我认真评论过的作家如刘亮程、朱琺、石一枫等，都是很有意思也值得关注的。当然，没有评论过的作家，并不代表我就觉得不好，因为评论也是和个人性情有关的，有的作品很好，你也知道很好，但是与你的性情不合，你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充分理解它;也可能其实有意评论，但是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谈论方式，或者觉得准备还不足，也会暂时搁置，但会一直关注。而且那些没有被谈论的作品，也并非不存在，它们隐藏在每一篇文章的背后，作为背景，制约着我们下笔的分寸。

周：近年，你写过两篇关于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对贾平凹的写作多有批评。对贾平凹或他们这代作家的评价，往往有两极化的现象，他们同辈或稍晚一代的批评家，对他们的写作基本是持肯定的，而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则对他们的写作有诸多批评。你认为这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的人审美”有关，还是年轻一代的审美更加自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