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教授访谈录（上）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社科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曾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重点优势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连续获得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1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等11部。

杨阿敏：请您谈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及中小学学习经历。

戴伟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亲念过私塾，在农村算是文化人。他写得一手流利、漂亮的毛笔字。年轻时去上海码头做苦工，上海刚解放时，因写字好被派去收税，当了税务员;后因家乡可以分到土地，又从上海回到老家，很快到了大队和人民公社做会计工作。因此，父亲认为字写得好，可以有饭吃，我兄弟二人在这方面受到父亲影响。在父亲影响下，我较早就开始练习书法，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母亲性格温和通达，乐于助人，在村里有很好的口碑，她也是村上少有的能认字会算账的女性之一。听父母说，我从小比较文静，也爱听故事。中学毕业时，正好村上民办小学缺老师，就托人照顾，做了小学代课老师，那是1975 年。父亲的理想教育，让我也有了梦想;母亲的性格，使我对待人和事比较平和。两年多的民办教师经历，让我有了机会去读书。同事张老师有一本《古文观止》下册，封皮和内页稍有残损。我经常去他家，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能说会道。经我请求，他竟把书借给我。记得开篇是李密的《陈情表》，一字一字读过去，第一次知道古代有这样情理兼备的美文。我开始背诵，不到一年时间，似懂非懂地能背诵了其中十多篇。

杨阿敏：您是怎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何准备考试的？为什么选择报考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戴伟华：村里和公社上上下下在传上大学开始考试了，人人可以参加，我听着就记住了，好像很在意。我赶上了时代发展的列车，1977 年恢复高考后，很顺利地报名参考，当时分级报了几家，理想是能考上中等师范学校，由民办教师转变为公办教师就很好了，最终为扬州师范学院所录取。如当年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一样，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尽量多读书。记得当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苦战》，取自叶剑英《攻关》诗“苦战能过关”，我把王勃《滕王阁序》的句子用上了，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做了修改，变为“关山难越，谁为苦战之人？萍水相逢，尽是攻关之士”。作文得分高，应是这一古文句子的活用引起改卷老师的注意被加了分。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有了进入扬州师范学院读书的宝贵机会。

之所以报考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是因为我从小对文学感兴趣，在选择专业时，也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中文专业。扬州师范学院离我家也近。现在还能记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兴奋。大队部的喇叭响起，党支部书记在喊我的名字，并告诉村上的人，我考上大学了。我的名字第一次通过扩音器传送，那天不断在方圆两里的村庄上空回响。“梦想成真疑是梦，还忧梦醒寸心惊。冬阳融尽枝丫雪，喇叭始闻榜上名。”结果来之不易，心绪难平，担心消息误传。通知书未到手，心里仍是不踏实的。此诗重现了我当时的心情。

杨阿敏：大学四年，您是如何度过的？ 当时的大学是一种什么状态？在大学期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戴伟华：想想大学读书时光，真不容易。我们大多数人都来自乡下，即使城里人，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刚进校时，在宿舍里讨论问题，经常出现一些尴尬场面，比如茅盾和沈雁冰是不是同一人？温庭筠是男是女？搞不清楚。可见知识多么贫乏。穷则思变，那就去补。真是饥不择食，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要吃下去。 我抄写的外国文学名著提要与重要章节、外国文艺理论家名言名段就有几大本。那时大家心态特别好：心齐，为班级争上游;有困难，互相帮助，尽力而为;不懂，没有人笑话，去学;勤奋，平常事，大家都一样;好书，大家分享，没有人保留。

当时学校最缺的是图书馆的藏书，有人借到一本名著，比如《复活》，其他人看到了，就会和他说，等你还时，我去借。如对方告诉你，已有人先和他说了，那好，再和等候的同学说一声，文明排队。同学相处也很单纯，有求必应。一段时间我想读完《李太白集》写篇论文，知道班上有同学和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是亲戚，就和她说，能否利用关系借出来两个星期，她爽快答应，没几天就帮我借来。除借书外，就是买书。大致买两类书 ：一类是老师推荐的，如沈祖棻《宋词赏析》、李泽厚《美的历程》，这样的书，需要夜里去排队，等到早晨书店开门才能买到的。文昌楼新华书店摸黑排队的大多是中文系学生;一类是特价书，有些很有用，有些专门的书籍后来也派上了用场。

那时，倚仗着年轻，记忆力好，恨不能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大脑。除背诵古文唐诗宋词外，中外文艺家批评的名言也记。毕业考试，只考两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公布的成绩中，我现代文学成绩排名第一，古代文学是第二名。可能对留校任教有参考价值，我格外重视毕业考试。古代文学相对熟悉一些，但现代文学不能大意。事后想想现代文学答卷，能得高分，与背诵外国文学批评名句有关。一般同学复习时都会认真背诵书本上的内容。但在答卷时，我不仅写了教科书上的内容，还临场发挥，用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帮助阐述题意。任课老师曾对我说，你引用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答卷，这很好，得了高分也是应该的。

四年时间过得真快，应没有虚度。除了班级组织的几场电影，自己都没有进影院看过一场。生活也比较简单，没有想过“吃”“穿”二字。毕业时，是用向同学借的呢料制服照了张标准像。买书花了不少钱，一部《李太白集》五元一角，一部《杜诗详注》八元六角，这都是大钱，那时除学校包集体伙食外，每月的生活费是二三元。但也有教训。目标不明确，缺少远见。当有同学去选修外语时，我有畏难情绪，以基础差为借口，没有报名。这一短板使自己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乃至于个人事业发展中吃了大亏。其实，学外语的时间完全能挤出来。

杨阿敏：当时的扬州师范学院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先生，您与这些先生接触多吗？

戴伟华：从古代文学学习角度说，大学期间我和赵继武老师渊源最深。那时和1978 级的蒋寅同学经常去赵继武先生家，如他所言：“每随戴伟华兄去赵府问学，都能听到老师一些治学心得，时常获得读书方法的启迪。”（蒋寅：《我的第一位学术蒙师》）赵老师认为研究者如不懂得写诗，论诗会有隔靴搔痒之病。学诗是赵老师对学生的一般要求，这方面我虽下了功夫，收效却不大。赵老师常常在我的诗稿上写满批语，一首诗从初稿到定稿改动很大，每次除了当面听赵老师的修改意见，我都会反复揣摩赵老师改诗的用心。赵先生是我本科论文《许浑研究》的指导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写过有关杜牧诗歌、李白散文的论文，并在刊物公开发表。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赵先生的提点下，曾一度去做何逊、阴铿集的整理，惜未能完成。赵先生的学养和风度，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对我影响深远。

李廷先老师研究《史记》《汉书》对读，著有《唐代扬州史考》，他记忆力好，对我也比较爱护。读书时我也常去李老师家请教。李老师和赵继武老师在学术路径和方法上似有不同，性格也不同。赵老师儒雅，身材瘦削，两眼有神，拄着拐杖走进课堂，一个回转环视的动作十分有戏剧味;然后打开保温瓶，向旋开的瓶盖中注水。赵老师一手好板书，更是文气诱人，课后我总不忍心轻易擦去，而要观摩很久。李老师爽直，长相有些特别，他高兴时告诉我，祖上应是犹太人。又说，大唐皇帝是有外族血统的，也许是其祖先。李老师经常对学生说，我考考你，如果你答出来，不用考试，给你高分。这当然不可能兑现。听：1978 级的同学有一次存心去考李老师，问李老师“李尔王是什么时代的人”，李老师答曰“应是晚唐人”。有些同学很得意，心想真把李老师整住了。其实，李老师耳背，他没有听清楚，就做了回答。

谭佛雏老师教过我们古代文论专题课，班上有近200人，我是课代表，有了更多接触。但是谭老师是系主任，除上课期间有接触外，读书和留校后工作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先生。记得当年周顺生老师随堂听课，也给我们上了两次课，气度儒雅，语言干净准确，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是那段时间和周老师有接触，后来周老师做系、校领导，还去省里任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厅长，也没有联系。谭老师给我们上课发的讲义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是王国维《人间词话》和《红楼梦》研究，这批讲义后来都出版了。

车锡伦老师教过古代文学，他是研究宝卷的专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记得早年间，台湾“中研院”请大陆学者当客座教授，车锡伦老师就在其中，代表大陆学者去讲宝卷和民间文学。车老师的《中国宝卷研究》一书获得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了解车老师境遇的人，会更敬佩车老师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坚韧。车老师是那种一辈子只把一件事做好的学者典范，尤其让人尊敬和崇拜。

扬州师范学院是全国第一批设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学校，这归功于任中敏先生。我收藏有任中敏先生书信一通，其内容大致痛斥所居环境，复以钢笔书附言数句，云：“我脑贫血已十分严重！唯望最后一稿《敦煌歌辞总编》明春可以出版，过此便无留恋，可以撒手去矣！”数语诚挚动人。附言形式亦特别，粘八分邮票于纸上，希望对方寄回所需资料。任先生时年89岁。89岁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学术事业，学术是生命，学术结束，生命方可结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师范学院曾要我去做任先生的学术助手，和任先生见面时，依例先在来客登记簿上签名，注明单位。因为紧张，说过什么大多不记得了，但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任先生说：“你来了。我会发你补助，但你就要为我工作了。一天工作12小时，一年工作360天，不打折扣。”我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回家后，我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机会好，工作一紧张就睡不了，也没法工作，要不还是不去了吧。我也觉得有理，就托人回话不去了。没有做任先生的学术助手，真是失去了一次机会;而我因失眠的状况确实也承担不了责任，完成不了任务，甚至会耽误任先生的学术研究。这样一想也就原谅自己了。不过有了这次经历，自己对学术研究也有了新的要求，以后做《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时，稍有懈怠，就会想要坚持，因为再苦也没有当任先生助手辛苦。另外，自己也会琢磨任先生的治学路径，先搜集资料，再做分析，如《唐声诗》即如此。

杨阿敏：毕业留校任教之后，您为什么选择继续读研？

戴伟华：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有了进入扬州师范学院读书的宝贵机会。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先生，用汪晖同学的话说：“他们大多能够立足于某一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扬州师范学院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的文科，都可以凭借这些学术群落，在各自领域与北京、上海的高校相颉颃。”（汪晖：《我的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任中敏先生的带领下，获得了全国首批博士点。

说实话，我没有太高的学术理想，如有理想，我在大学时就要选修英语，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也是不断加强的。留校后并没有读研的紧迫感，而是不断被逼着向前走。系里开会说，以后评副教授要有硕士学位。明摆着要在高校混下去，必须读研。这于我是太艰难的被动选择，放下手中的活，全力以赴去参加英语培训班。当年我们同辈人中不少如我一样，突击学英语，不会念，只会写，所谓“哑巴英语”。硕士毕业了，以为万事大吉了。但到评教授时，又说有博士学位才行。那只能去考博士。现在想起来，很惭愧，也很感恩，虽说一步一步被逼着去读学位，但没有学位也走不到今天。

杨阿敏：老师们是如何指导您读书治学的？

戴伟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许浑研究》有幸在赵继武老师指导下完成。赵老师让我一首诗一首诗地读过去，尽量做笔记，读完作品后再找相关的评论，由评论再重读诗歌。这样的往复，是一次良好的学术训练。赵老师的指导很具体，他说：“许浑在晚唐是有地位的，《诗薮》讲：‘俊爽若杜牧，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这不是随便说的，你看许浑诗作，‘整密’是其他三人不及的。”并随手举例说，像这首诗，《和祠部杨员外以仆射杨公拜官致仕旧府宾僚及礼部杨侍郎同年门生先辈合宴申贺座中饮后书事》，首联“龙阙公卿拜后尘，手持优诏挂朱轮”讲致仕，颔联“从军幕下三千客，闻礼庭中七十人”讲幕宾，颈联“锦帐丽词推北卷，画堂清乐掩南郊”讲礼部同年门生事，尾联“岂同王谢山阴会，空序流杯醉暮春”讲宴饮。开篇入事，因杨仆射致仕起，结句切合宴饮，诗的内容一一呼应诗题。赵老师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对我读许浑诗特别有帮助，在论文撰写中我慢慢体会到许浑诗“整密”的特点，以及其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诗歌风格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