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如何实践“跨界大通感”
作者: 赖瑞云关键词:莫言作品 跨界通感 传统技法 本土文论
拙作《莫言四谈孙绍振》在介绍莫言四次谈及孙绍振创作论如何影响其创作的同时,阐述了莫言已实际形成了“跨界大通感”创作观,以及孙绍振创作论中有关理论与之对应、契合的关系。本篇主要说明莫言作品是如何实践“跨界大通感”的,总的来说,“跨界大通感”起手于《透明的红萝卜》,爆发于《红高粱》,持续于他后来几乎所有的主要作品;并将阐述这正体现了莫言对本国传统艺术形式规范的继承与创新。
“跨界大通感”在《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体现
《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感觉异常敏锐。在他的耳朵里,雾气碰撞黄麻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像火车过铁桥”,“头发落地时声音很响”。他可以看到藏在气体里飘荡的声音。甚至“河上传来的水声”“明亮”到“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闻,而且可见”,不仅听觉、视觉、嗅觉全打通,而且感觉奇特;此时他想象远远的“河滩上影影绰绰,如有小兽在追逐”,而且他竟能感觉到小兽“尖细的趾爪踩在细沙上”的触感、声感,并且这微细声感由听觉挪移到视觉,“如同毳毛纤毫毕现”,毳毛又变为“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银丝儿”(多细多亮啊!),“刺透河的明亮音乐穿过来”。“明亮音乐”就是前面有形有色可闻可见的“河上传来的水声”,实际就是听觉(水声)向视觉(明亮)的挪移,表明河水声很大很响亮。银丝儿刺透明亮色传过来(视觉),实际就是极细的触感、声感穿过响亮水声传到他的耳朵。何其丰富多彩的五官通感,何其独特超常的感觉!这更是莫言追求的大通感境界。作家不仅要以此丰富通感表现这超奇的感觉,而且要表现它与正常现实的高度融通。它发生在“夜已经很深了”,还似有“婴孩鼾声”的人定寂静之夜,它是有双灵敏大耳朵的黑孩的“特异”功能,超奇的感觉是有现实基础的。它更是黑孩奇特经历造就的,这正是小说要着力表现的现实生活。
黑孩是没有家庭温暖的苦命孩子,平日遭后娘殴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来到水利工地后,遇上了善良美丽的菊子姑娘,菊子给予了他大姐般母亲般的关爱。还有同村来的又恋上菊子的小石匠,和菊子一起以监护人的身份不时关照,以及师傅老铁匠给予的温暖。这一切,慢慢累积,使苦涩日子里的小黑孩燃起了对生活美好一面的向往。黑孩过去的悲惨人生,形成了他异常内向的性格,他不是哑巴,在小说中却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他的全部精神活动几乎集中于脑海中的感觉、想象、思索,而来工地前后冷暖判若天地的异于他人的经历,使其感觉、想象、思索比同龄孩子敏锐、丰富、奇特。他毕竟只是十岁小孩,其异常思维常常寄托于幻想、幻觉。这就是黑孩超常感觉产生的现实客观环境,也就是超常与正常是融通的。所以当这些超常现象出现时,读者不觉突兀,反觉耳目一新。小说中类似前文的超常感觉,自然不止一处,其高潮就是著名的“透明的红萝卜”的奇异幻觉: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就像孙绍振指出的,异常的幻觉,是情感兴奋中心的反映,是通向更高智性的桥梁a。小黑孩来到工地,突然遇上一群好人,哪怕一声嘘寒问暖、一件御寒褂子、一次出手相助、几根黄瓜、几个窝窝头,都是他十岁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石匠与菊子的卿卿我我又给予了他某种幸福的朦胧想象。这一切,是对小黑孩从未有过的震撼性的温暖冲击。终于累积到那一天,他突然产生了异常绮丽的“透明红萝卜”的幻觉。这于黑孩而言,是巨大感情冲击的产物,是向往新生活的象征。于作家而言,则表达了他对人生、人性的智性思考。
小说的后半部分,工地上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老铁匠因故离开了工地。都在追求菊子的小石匠与小铁匠成了情敌,两个血性男儿的明争暗斗终于爆发为公开决斗。黑孩也加入了混战。结果不仅两败俱伤,连菊子的眼睛都被小铁匠抛撒的碎石片插伤。姑娘的惨叫,使所有人都惊呆了,黑孩也吓坏了。第二天,整个工地气氛阴惨。眼睛受伤的小铁匠叫黑孩再去拔个萝卜来解渴,转移心情。黑孩几乎把半地里的红萝卜全拔出来了,再也没有出现那天的奇美幻觉,其悲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见,这幻觉是生活的折射,与现实融通无隙。
再看小石匠与小铁匠决斗之后的情景描写:
第二天,滞洪闸工地上消失了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影子,整个工地笼罩着沉闷压抑的气氛。太阳像抽疯般颤抖着,一股股肃杀的秋风把黄麻吹得像大海一样波浪起伏,一群群麻雀惊恐不安地在黄麻梢头噪叫。风穿过桥洞,扬起尘土,把半边天都染黄了。一直到九点多钟,风才停住,太阳也慢慢恢复正常。
这显然是人化的自然,太阳、秋风、黄麻、麻雀、尘土,整个氛围一起为这善良人们的悲剧变故悲鸣。这样的人与自然的跨界交响,在《红高粱》中得到了大发展。
“跨界大通感”在《红高粱家族》中形成高潮
《红高粱》可说是莫言“跨界大通感”高潮期的代表作。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1. 内容上大幅度的跨界融通。小说把一个抗日英雄的雄豪与土匪司令的野蛮,民族大义的英勇悲壮与江湖世界的侠骨决绝,正义的反抗与自由的欲望,战争的惨烈与爱情的浓烈,爱者的热情奔放与战士的无畏无惧,敢作敢为、豪气盖天的人性优点与无法无天、放荡粗俗的人性缺点结合在一起,就像小说一开头说的:“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如此大幅度跨界的结合、融通,凝结点就在那像野生的片片红高粱那样原始而真实的生命、鲜活而本然的人性。因而就有了那个最具男子汉味的罗汉大爷极其悲壮惨烈地英勇反抗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的动人故事,就有了土匪头子出身的余占鳌(“我爷爷”)和女中豪杰戴凤莲(“我奶奶”)自发拉起抗日队伍,伏击、全歼日军,击毙日军少将,自己的队伍也几乎全军覆没的悲壮故事以及他俩风情万种的爱情悲喜剧。《红高粱》当年的横空出世、颠覆意义,首先就是在这内容上大跨界融通吸引、震撼了无数读者。
2. 人与自然的跨界交响。与上述“英勇悲壮舞剧”融通的自然界就是一开篇所言的“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这是全篇基调、色彩的写照,使人想起张贤亮导演的同名电影的震撼场景。这是特殊的拟人,独特的跨界通感,小说赋予自然界以人的生命,根据不同的内容、意象,赋予自然物不同的情感、思想、神态、动作,与人的相应精神活动交融交感交响,使人的活动更形象更传神。其中最突出者就是红高粱,它以不同的拟人形象出现在相应的句段中,与人性相通,像一个智者,审视、评判着人间的活动。当“奶奶”和“爷爷”当年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时,高粱的形象是“宽容温暖的、慈母般的”,代表着善良的人对“奶奶”当年的不幸及其叛逆行径深表同情。当一贯养尊处优的“奶奶”艰难地挑着担子,为抗日战士们送来饭食,不幸在河堤上中弹倒地,“父亲”(少年余豆官)哭喊着向“奶奶”扑去时,河堤安静得“落尘有声”,“堤外的高粱安详庄重”,人间万物一齐向这令人动容的献身庄严致敬。当“奶奶”即将走向天国时,高粱们时而像魔鬼哈哈大笑,时而像亲人号啕大哭,悲剧的氛围顿时笼罩人寰。还有,“遍野的高粱都在痛哭”“高粱前推后拥……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无边的高粱迎着更高更亮的太阳,脸庞鲜红,不胜娇羞”,这样的形似高粱、神似人性、天人交感的拟人形象随处可见,画境与心境交相辉映。
3. 异常搭配。这同样是有某种相似点,但跨度大的陌生、新异的拟物、比喻,因而引起的立体交感效果鲜明强烈。如被交口赞誉的“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全句是视觉,又包含鲜明的触觉感(鲜嫩、水分充足)。罕见地以植物比拟青年时代的奶奶靓丽光鲜的外表和旺盛鲜活的青春年华,由此才将视觉与触觉融通起来,既直露又含蓄地表达了少女、少妇时代“奶奶”夺目的美感、性感。类似的还有“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等。
4. 幻觉与现实的交融。《红高粱》的幻觉不但量比《透明的红萝卜》多,且跨界融通、交感交响更明显。仅“奶奶”临近牺牲时,就写了“奶奶”的六次幻觉。但不是只有幻觉,还有“奶奶”的真实感觉、“奶奶”对自己过往人生的审视,还有“父亲”的观察以及莫言以叙述者身份对“奶奶”的描述、评价。这是多种感觉、多种视角的跨界交汇,由此才总结性地为“奶奶”塑造了一座立体雕像。如:“奶奶正向上飞奔,她看到了从天国射下来的一束五彩的强光,她听到了来自天国的,用唢呐、大喇叭、小喇叭合奏出的庄严的音乐。”——这是第三次幻觉。“我就要死了吗?”“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是“奶奶”收回幻觉,挣扎着苏醒过来,对自己一生所做的庄严审视。小说接着说:“奶奶的真诚感动上天”,出现回光返照,复又几度再昏迷,再苏醒,出现了第四次、第五次幻觉,幻觉中出现“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这是以幻觉形式表现了这位抗日女头领最后的牵挂和忧虑。最后的时刻到来时,出现了叙述者的描述、评价、思考和“奶奶”的第六次幻觉、真实呼喊、最后思考难以分清的交织。正是以上多方面的幻觉与现实的交融,才更巧妙地总结了“奶奶”短暂传奇的一生,表现了她无限眷恋生命、亲人、故土的强烈情感。
5. 时空交错。将现在、过去、未来或其中两个时空里的事情交织在一起叙述,是典型的跨界融通。现代叙事学将旧说的倒叙、预叙、追叙、补叙、插叙简化为闪前(提前叙述未来之事)、闪回(回头叙述过去之事),在叙述上带来新鲜感,使读者产生了悬念和好奇。最主要的是,短短几句话就融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要表达的某一核心意思更为突出,氛围更浓,正如王先霈指出的:“《红高粱》中那恣意而为的叙述正体现了叙述者对时间的独到处理。叙述者把故事时间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叙述中不仅分别运用了闪回、闪前、交错的叙述技巧,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闪回中的闪回、闪回中的闪前、闪前中的闪回等新奇的叙述手段,从而建立了一种复杂且更具凝聚力的叙述结构。”也就是孙绍振“聚合论”所言的“哪怕是在时间与空间上距离遥远的,都会奔赴而来”的立体交感交响。就《红高粱》全篇,主干故事伏击战之外的大大小小的闪回、闪前共出现47处。其中,“闪回中的闪回”“闪回中的闪前”“闪前中的闪回”等戏中戏者出现19处。这在当年是罕见的。《红高粱》的主干故事是伏击战,与之密切相关的大事件为罗汉大爷惨烈殉难、余占鳌与戴凤莲惊世骇俗的爱情、纯种汉子任副官整治军纪、冷麻子的国军队伍未按原定时间到达伏击点四件大事。如果这“1+4”五件事,完全按时间顺序叙述下来,不是不能成为杰作(那是另一种功力),但最可能失手的,就是成为冗长沉闷的流水账。现在五件事互相穿插,全篇紧凑热烈、摇曳多姿、高潮迭起、悬念丛生、意义突显、形象彰明。比如,戴凤莲不顾余占鳌威胁,坚决支持任副官处决强占民女的余之亲叔叔,就是以闪回插到伏击战中戴凤莲组织村民做饭并亲自往前线送饭,不幸中弹倒地的情节中的,“奶奶”敢作敢为、豪迈决断的巾帼英豪本色由此更为亮丽动人。
6. 多视角人称。《红高粱》另一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使用了“奶奶”“我奶奶”“爷爷”“我爷爷”“父亲”“我父亲”等特别新颖的人称表述。莫言说:“这个叙事的视角我认为是我的发明”;“《红高粱》通过‘我爷爷’建立了‘我’和祖先的一种联系,打通了过去和现在的一个通道。如果我用全知人称写历史,那么就和一般历史小说差不多,用第一人称写显然你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一旦用‘我奶奶’‘我爷爷’,就使我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灵,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仿佛以一种自己亲眼见到的亲切和真切来描写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显然莫言深知第三、第一人称各自的优缺点,而创造了二者合一的新人称。“我奶奶”“奶奶”既实为第三人称,是全知视角,可以自由进出一切领域,又带上了、隐含了第一人称,甚至错觉为“我”也是在场的亲历者,并且当莫言单独使用“我”用于他自己说的“跳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发议论”时,“过去和现在”再一次打通,成了上述时空交错、典型跨界融通的独特表现。而且,还似乎带上了家族史、自传、地方史的亲切色彩,似乎是爷爷、奶奶亲自告诉“我”的,将“实录”笔法贯通到小说。此外,小说中因各种需要,照样还有余司令等人物指称及其他第三人称。总之,人称视角越多,越是多向交织,立体交响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