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问世记（上）

关键词：路遥 王天乐 李金玉 《 平凡的世界》

引言

《平凡的世界》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也是路遥（1949—1992）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长篇小说。自从面世以后，这部有着跟它名字一样质朴厚重的大书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大众读者层收获着褒贬不一、冷热迥异的评价。一方面，它被誉为“感动中国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的巨著”和“民选经典”;另一方面，它因拙朴的艺术面貌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饱受文学史家的质疑诟病，从而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两极分化的“平凡的世界”现象。

今年是路遥逝世三十周年，路遥的一生是浓缩精彩的人生，也是超重痛苦的人生，而作为艺术家，他留给世界最好的纪念就是用心血和生命凝结成的作品。因此，回顾三十多年前路遥在文学的独行道路上栉风沐雨、负重前行的艰辛征途，走近、寻觅、探索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重现路遥构思、写作、发表、出版《平凡的世界》的一波三折、历经磨难的曲折过程，展现路遥当年经历的遭逢冷遇——迎风挺立——大起大落——荣誉满身的人生沉浮，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反思历史、照亮未来的意义。

为了全面呈现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所走过的艰难历程，笔者近两年来跋涉榆林、延安、铜川、西安、北京多地，采访路遥的亲戚、朋友、同事、合作者逾数十位。通过他们对往事的讲述回忆，以及他们展示的手稿、资料，笔者力图还原当年的事实真相，借此探索路遥捍卫信念、执着耕耘的创作精神，并向那些为了路遥的创作、出版、获奖而做出默默贡献的人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人生》问世：成名后的危机

人类重大的历史转折，往往是在那些不经意的小事中间猝然发生的。

对于作家路遥来说，1982年是生命里程中至关重要也是发生转折的一年。一方面，他因代表作中篇小说《人生》的问世震撼文坛、名扬海内，从而奠定了其新时期陕西作家当之无愧的领军地位;另一方面，成为名人的荣誉也带来了负累，名人的桂冠后面隐藏着烦恼，这使得路遥在事业、家庭、单位等诸多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重大挑战。

路遥在临终那年的心灵自传《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谈到这一时期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烦恼，写道：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忙中添乱。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

路遥在这段近乎忏悔的追忆中，坦承自己在骤然面对鲜花、掌声和红地毯的荣耀时，出现了短暂的精神迷失与荒唐行为，当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处在但丁所说的“正在人生的中途”。这段时期，路遥的婚姻家庭还出现了危机，路遥的四弟王天乐在回忆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中谈到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请读者原谅，这篇文章里关于路遥很多重大的灾难我暂时还不能写，因为当事人都活着，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

不仅如此，路遥在文学事业上收获成功的同时，就面临着下一步如何突破和创新的重大难题。环顾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文学，正是老中青作家云集、各种文学竞赛层出不穷的沸腾年代，如何在自己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路遥因此陷入了创作上最沉重的思考。路遥的文友、作家王蓬在回忆文章《苦难与辉煌》中写道：

中篇小说《人生》以及电影《人生》给路遥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带来巨大的压力。

“积累用光了，下一步看他咋走？再要突破怕难！”等等云云，隔着道秦岭的我都听到过这种议论。其实，几乎每个写出点儿名堂的作家周围，都有一批曾被鲁迅斥为提着皮鞭的工头，他们经常指导你应该趁年轻出成果，出作品。即就是你刚苦耗几年心血熬出一本作品，他用不了两天匆匆翻完，便又来指导你完成下一部能“站得住”的作品了，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为文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为官没干一件让老百姓能记住的事情;可永远忘不了“指导”别人，尽管这种人让人愤怒得恨不得揍他两拳，可还得对他满脸赔笑，因为他全是无比真诚、无比正确地在为你“好”！

《人生》发表，拍电影引起巨大轰动时，路遥年仅34岁。这岁数，俄罗斯的果戈理还没有提笔写作，革命家朱德又过了8年，42岁才去法国留学。可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热情关心他的人已经在指导他要如何如何，或者断言他怎么怎么，既无法回避又摆脱不掉，奈何！

因此，对路遥来说，文学之路绝非坦途，而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征战之路。路遥即将面临着文学战场上突围的生死鏖战，然而，他的周围环境并不是温暖如春、笑语盈盈的安乐窝，他那种与生俱来的陕北硬汉性格又使得他不能快速而又圆熟地融入他所置身的环境里去。2021年，路遥的挚友、作家陈泽顺接受笔者采访，谈到这一时期路遥所置身的环境时，写道：

路遥身处作协那样的具体环境里，我觉得还是应对得不错的，彼此客客气气，该尊敬的地方尊敬到，也就仅此而已。

路遥是一个精神追求很高的人，他与周围的庸众保持距离是很正常的事情。路遥表面上比较冷，对于他看不上眼的人不搭不理，这就导致一些人对他产生怨恨，其实也正常。路遥对品行不端的人总是嫉恶如仇，有一些谈论路遥的人，其实恰恰是路遥生前深恶痛绝的人，现在都以所谓“路遥朋友”的身份出来招摇撞骗。

那时候我还仅只是延安地区的一个业余作者，你完全可以想象已经初露才华的路遥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会遭遇到什么！

对此，路遥的内心是清醒而又无奈的，他曾经总结自己的处境，写道：

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这些地方虽听不到枪炮之声，但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

然而，路遥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陕北高原的孤勇者，当他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尽人意时，能够拯救他的灵魂并重新唤醒他内心热望的，就只有神圣的文学劳动了。正如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对文学事业立下的誓愿：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

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

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此时的路遥，决心全力以赴踏上文学远征的长途，他力争要在40岁以前，完成自己一生当中篇幅最浩大、内容最丰富、全方位展现改革年代和奉献给陕北大地的一部大书。作为1980年代的作家，自觉背负起历史的重担，将自我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致力探索中国的未来，正如路遥所表白的：“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因为他的心里明白，仅仅凭借着他早期创作的反映“青春——饥饿——激情——命运”为主题的《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等几部暂时博得了知识界叫好的作品，是无法让自己的名字“路遥”高傲地留在文学史册上的。

后来，在漫长的六年精神炼狱般的岁月里，当路遥面对着文学界普遍的冷遇、评论家的质疑、家庭的破裂、同行的疏远，种种磨难、挫辱、不幸横加于他一身，他却依旧巍然屹立，不为所动，坚守并且践行着清代左宗棠所说的人生信条：“能受天魔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直到最终，他悲壮而又不甘心地闭上了自己高傲的双眼。

兄弟同心：穿云破雾苦求索

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后，都簇立着默默无名的奉献者和牺牲者。

路遥出生在陕北一个贫苦而又亲人众多的大家庭里，身为长子，他一直背负沉重的负担。所幸的是，路遥有一位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的四弟王天乐，理解他的追求，撑扶他的事业，无私无畏地替大哥开辟前行道路，而他甘心情愿做追随大哥的影子，作为回报，路遥也以自己的劳动成果答谢天乐的牺牲和付出。因此，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动情地述说了他和天乐间的兄弟情义：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

创作一部宏伟的长篇小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路遥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从1983年到1989年，王天乐全副身心协助路遥投入文学远征，成为路遥生活和事业的助手、秘书、经纪人。路遥对天乐的信任和依赖，超过了所有的亲人，而天乐在协助路遥创作过程中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天乐曾在1985 年6月新婚第二天，便陪伴路遥踏上了前往陕北采风的路，那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尚未动笔。路遥构思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长达六年时间，在这难忘的日日夜夜里，天乐陪伴路遥下农村采风，进城市调查，调动各种人脉，联系各地食宿，为路遥解决一切庞杂琐事，小到每到一处住地，天乐替路遥整理房间、收拾行李;大到联系地方领导，天乐替路遥打通关节、安排会面。另外，天乐还要随时保证给路遥提供写作中必备的香烟、咖啡，使路遥得以全身心投入写作。

然而，即便是这样，路遥的创作劳动依然是孤独而艰苦的。史诗在中外文学史上历来是属于极少数天才的专利，长篇小说是为一个民族书写过往的历史，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是对一位作家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和残酷筛选，其惨烈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文学角斗场上的生死搏杀，失败者出局，胜利者在荣誉加冕后陷入身心俱疲。就作家而言，除了才华之外，还应兼具学识、修养、语言功力、人生阅历等诸多方面的储备，方能胜任写作长篇小说这一艰巨的重任。对于“文革”年代成长起来的路遥来说，在内外储备方面都存在不足，尤其是他刚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草创期和80年代的迸发期，还需要经历创作积累期，才能尝试触及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殿堂的最高门槛。然而，胸怀广大、激切进取的路遥在内外环境驱使下已不愿再做长久的等候，他力争在陕西文坛上尽早凿空开道，他需要证明。当然，路遥意识到自己的缺憾，他曾对文友、评论家肖云儒坦白说：

我实在太缺乏才能，只有牛力气。……我哭了，哭自己的无能。

于是，路遥开始了知识上的补课，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