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批评：笔底波澜与诗性正义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博士后，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雷平阳词典》、“当代诗人传论三部曲”以及其他专著、译注、诗集、散文集、随笔集、批评集等三十余部，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全文转载。主持“中国好诗”“天天诗历”“诗人散文”等长效出版计划。曾获中国文联年度文艺评论长篇论文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诗探索”理论奖、“后天”双年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四届袁可嘉诗学奖、《星星》年度批评家奖、《草堂》年度诗歌批评家奖、首届金沙诗歌奖·年度诗歌批评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山花》年度评论奖、《广西文学》年度散文奖等。

“年轻批评家的成长需要各种合力的推动”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是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今年，客座研究员正好十年。年轻一代的批评家走上批评舞台，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样，有着“中国文坛批评重阵”的《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数年来一直持续发现、培养着一代又一代批评家。我查阅了一下，俊明兄是2009年第4期被“今日批评家”推介的。其实，《名作欣赏》对年轻一代批评家的成长也颇为关注，多年来开设了不少关注年轻批评家的栏目，今年又不吝版面，开设“第七代批评家访谈”。俊明兄觉得这些外部的推力，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同时，你长期在中国作协工作，站得高也看得远，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外部培养机制对年轻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帮助的？

霍俊明（以下简称霍）：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认为批评家的成长方式、速度、环境与作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甚至对于年轻批评家而言更需要各种合力的推动。在二十多年的所谓批评生涯中，我个人深深受益于《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刚才兄也谈到了2009年和201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对于我的重要性。我还极其清晰地记得当时《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准备做我的专辑的喜悦情形，我当时是请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超（1958—2014）先生给写的那篇印象记《霍俊明和他的诗歌批评》。那时，我的同时代诗人朋友江非已经从山东临沂远赴海岛的澄迈，他在热带岛屿上连夜为我写了那篇评论文章。我非常感谢张燕玲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扶持，自2009年开始这十多年间我在《南方文坛》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也有幸得到过年度优秀论文奖。时至今日，《南方文坛》作为学术杂志是我的必读书，我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些年陆续从“今日批评家”走出来的越来越年轻的批评家同行。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首届客座研究员和特邀研究员，我同样是受益颇深。在当时那种密集的学术讨论和聊天中，我从李敬泽老师、吴义勤老师、李洱老师以及梁鸿、张莉、周立民、杨庆祥、房伟那里学到了好多东西。他们时至今日仍是我的良师益友。每一批老的客座研究员离馆以及新的一批客座研究员进馆，我都在关注着，这一青年批评家激励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各种风格的年轻批评家的成长。《名作欣赏》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很看重的刊物，我还有幸获得过这份厚重的文学批评刊物的年度评论奖，对此我深深感激。当然，我也希望在此之外有更多的渠道能够关注和推动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因为批评的道路既是艰难的又是寂寞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奖掖。

周：俊明兄所言极是，我这些年在研究批评家的过程中发现，批评家的成长相对作家而言还是艰难的，需要外部力量的助推。你之前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的主要工作是关注、评论国内的诗歌创作，后来转任《诗刊》社副主编，不仅要关注诗歌创作，还策划、组织诗歌活动以及遴选高质量的诗歌予以刊发。站在了诗歌创作的最前沿，这个身份的转变，对你的诗歌创作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变化和挑战？

霍：从作协创研部到《诗刊》社，对于我个人而言实际上有一个方面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我始终尽可能地关注最新的诗歌动态及诗歌生态，尽可能地多发现有潜力、有前景的年轻诗人和基层诗人。从2014年开始，我负责创研部一年一度的年度诗歌精选的编选工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坚持的标准就是不接受诗人的主动投稿，而是坚持从海量的报刊、诗集以及网络和新媒体平台上自己去遴选。我记得有一次在鲁迅文学院的八里庄校区参加作协的培训，我用一个特大的行李箱把一些杂志运到了宿舍。白天听课，晚上编诗歌年选。当时几个年轻诗人和编辑到我房间聊天，看到那么多杂志他们也很感慨。所以，编选年度诗歌这么多年，我形成了主动和连续阅读诗歌的习惯，这也能够较为及时地发现诗歌的新变和趋势。到《诗刊》社工作之后，接触诗人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大量的精力也放在了中国诗歌网的网站运营以及一些诗歌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实施上，但是我仍然坚持阅读大量的刊物，包括民刊。粗略统计，当下的诗歌民刊不少于数百种，甚至前些年已经超过了一千种，近几年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有民刊生存和生长的空间，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可缺少的差异性的声音。关于民刊，我有过专门的研究文章，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跟踪诗歌民刊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体文化环境的变动。平心而论，现在的民刊同样受到了自媒体和短视频的冲击和影响。我们一直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刊，实际上今天的民刊仍然发挥着它小众而必要的文化作用和先锋立场。除了《诗刊》，我更关注其他诗歌刊物的状态和特点，因为诗歌生态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平心而论，现在诗歌更多地转移到了全媒体平台上，电子化和屏幕化的阅读以及各种各样的微信诗歌群让人越来越疲惫，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各种声音都在喧闹，这都需要有人尽可能地予以筛选、甄别和判断。显然，当下读诗和评诗的工作越来越难了。

周：最近十年，俊明兄出版了多部专著，其中的《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雷平阳词典》等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每年有大量的诗歌评论、诗歌作品面世。如此大的创作量，俊明兄是如何处理量和质，或者说，是如何规划自己的研究的？这十年来，年轻批评家异军突起，俊明兄著述颇丰，且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斩获各类奖项，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霍：这么多年做诗歌评论，主动和被动的情况都有。从2003年读博士开始那几年我写下了大量的关于个人和现象的评论文章，现在看来很多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包括那些相应的诗人也是。大量写作评论的一个好处就是阅读量会对你的诗歌观念产生开放性的影响，弊端当然也是非常明显的。后来我对此有深深的反省和自责。无论是诗歌批评还是诗歌创作，我都一直牢记陈超老师的教诲。他多年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就对我说，一个做诗歌批评的人必须要坚持写一点诗，不能做诗歌的门外汉而又对诗歌指手画脚。这句话一直震撼着我，所以我一直坚持两手兼顾，一手批评，一手写诗，它们相互打开，彼此激励，共同成长。但大约是从2013年开始，我突然对诗歌批评失去了兴趣，一则是感喟于自己批评才能的有限，二来是接触形形色色的各类诗人的时候我对诗歌圈子产生了排斥反应。那时我也在反省自己，写了那么大量的批评文字有什么意义吗？甚至很多人也不值得你去写一篇评论文章。思来想去，我甚至决定要退出诗坛了。但后来想想，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要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不能降低了批评家这一项工作的难度，所以还是坚持了下来。而对于我的批评研究工作产生最大影响和改变的仍然是陈超老师，2014年10月31日凌晨他选择飞升弃世，他的批评文章、诗歌、散文、札记以及日记和书信使我长时期处于黑暗的旋涡之中，而正是《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这本书的写作完成了我个人的精神救赎，也让我重拾批评的信心，把“诗人批评家”作为我向往和奔赴的终点。此后，从《于坚论》到《雷平阳词典》的写作，我更为注重的是批评对象和批评方法的主动选择，同时我也把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注重阅读的趣味性和写作过程中的活力、效力。从此之后，我的诗歌批评就更多变自动、被动为主动了，也就是我想写的就写，不想写的就不写，完全凭借个人的认知、兴趣，尤其对于一些基层作者和年轻诗人我会予以更多关注，于是在批评中我重新找回了自由。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在面向当代诗歌场域的同时也转向了对古典诗学尤其是唐诗文化的关注，目前已经积累了一些写作计划，希望它们能够早日面世。这十年来，确实获得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奖项，我感谢这些刊物、师长以及朋友对我的鼓励，使我对批评这项工作心生敬畏。只有敬畏之心，我们才能对自己、对诗人、对读者负责。

“真正有良知的写作者必须为自己准备一个抽屉”

周：你在2021年的诗歌综述《2021年诗歌——生长点·开放性·历史化·总体性》中说：“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在整体性的时代大势面前，‘新时代’已然成为评价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化装置。”诗歌创作，自“五四”以来，似乎都和现实贴得太近、太紧，没有反思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那么，时代与诗歌，究竟应该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诗人要如何去把握或书写这个“新时代”？

霍：“时代”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显然，十年来，我们都处于“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都是如此。“新时代”对于任何写作者来说都是巨大的复杂的精神工程，既可以从细节出发也可以从全局考量，这与写作者的态度、世界观、格局、襟怀都密切关联。诗人和作家对时代应该抱有开放和审慎兼顾的态度，不能一拥而上，也不能冷眼旁观。与此同时，每一个人对时代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差异的，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转化这一差异更是非常关键。我一直认可的是杜甫式的“诗性正义”，存在意识、生命体验、时代介入、家国主题、万物法则都在他浑然的思想境界和写作技巧中得到了独一无二的体现。今天的诗人学习杜甫，向杜甫致敬，更应该从诗歌的内部规律出发，更应该从现实感和思想难度出发，而不是轻而易举地认为大主题和重要题材是写作的道德律令。

周：在《2021年诗歌——生长点·开放性·历史化·总体性》的结尾你写道：“2021年岁末，诗人向以鲜出版了近44万字的杜甫评传《盛世的侧影》。当以终极意义和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当代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杜甫’或‘李白’在哪里？也许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同时代人当中，也许这一切未为可知。”你提出“以终极意义和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代诗人的品质，那么，以这个标准，当下的诗歌创作具备了这个品质了吗？又有哪些诗人具备或接近于这个品质？

霍：多年来，我们一直处在“当代诗歌”缺乏经典的焦虑之中，我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方向性、总体性的写作者，即类似于叶芝、里尔克、沃尔科特、米沃什以及杜甫那样的终极诗人。我想到沃尔特·惠特曼说过的这句话：“要想有伟大的诗人，那么也必须要有伟大的读者。”也许“伟大”这个词对于当下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来说都太重了，于是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文学所依赖的，不是理想读者，而仅仅是足够好的读者。”（《理想的读者》）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着属于它的“杜甫”，杜甫是伟大的总体性诗人和精神共时体，每一代诗人都能够在他那里找到学习的源头和方法。我之所以强调要从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当代诗人，意在提醒诗人要注重诗歌的难度，注重人格的修为，强化写作的效力和活力，持有罕见的持续的创造精神。只有如此，写下的文字才不会是短暂、易逝的碎片。

周：在2015年我们的对话中，你说：“‘大众’和公共媒体以及自媒体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差不多八年过去了。你认为诗歌圈的这种病态得到改善没有？我看现在诗歌圈还是热闹非凡啊，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也充斥着大量有关诗人和诗歌的龌龊。

霍：2015年时说过的这句话，我今天仍然认领，甚至我仍然认为其所指并不是夸大其词。媒介和技术的革命使得每一个人都享有了“话语权”，每一个写诗的人都身不由己地处于屏幕化的狂欢之中。这不仅影响到了诗人的心态，还影响到了从生产、传播到接受的整个诗歌生态，很多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和功利化。而当诗歌面向大众空间的时候，这种长久的诗歌隔膜并没有消解，而是变得越发具有戏剧性。自媒体的法则“网言网语”，通俗了说就是大家要遵循它的玩法，也就是制造热点和爆点，就是制造噱头和抢眼球，而诗歌身处其中也是如此，往往是那些具有“新闻效应”的诗人、段子和事件才可能在短时间内窜上热搜，而这恰恰是反诗歌的举动。与此同时，在一部分诗人那里，“诗”与“人”是分立的，不可能像杜甫那样做到诗格与人格的统一。所以我也一再强调，“写诗的人”不等同于“诗人”，“诗人”是一种更高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