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心路自白（上）

关键词：路遥何志铭心路纪录片

引言

1991年3月，路遥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位摘取中国文学桂冠的作家，从而攀登上了事业的高峰。随后，西安电视台筹拍宣传路遥的电视节目，经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张子良出面相助，推荐朋友何志铭担任该节目的导演。由于张子良与何志铭是与路遥有着友好情谊的陕北老乡，因此路遥欣然同意出演该片。同年6月初，何志铭偕同制片人毛安秦一起采访路遥，路遥自述生平，经何志铭笔录，整理成《路遥谈话纪录稿》。紧接着，何志铭创作出纪录片《路遥》解说词，交予路遥修改、充实、完善，并由路遥定名为《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6月中旬，路遥陪同何志铭为首的剧组，北上铜川煤矿，南下关中农村，冒着高温酷暑，四处取景拍摄，期间路遥与何志铭合作融洽，仅一周多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拍摄，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1991年，该纪录片上映后，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并于1992年荣获陕西省广电社教节目一等奖。

2020年9月，笔者来到陕北榆林，初次采访何志铭，得见路遥的信件、照片。2021年6月，笔者再赴榆林，何志铭再度向笔者提供西影厂的资料。2022年8月，笔者来到西安三访何志铭，他向笔者展示了珍藏三十余年的《路遥谈话纪录稿》手稿，和路遥亲自修定的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解说词手稿。《路遥谈话纪录稿》使用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稿纸，共13页，全文4524字。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使用的也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稿纸，共12页，全文3022字。这两份珍贵的手稿一份出自路遥的自述，一份是路遥的亲笔，都是首次发现，其中前篇从未公开发表，而这两篇也未被收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同时，何志铭还向笔者出示了路遥的妻子林达等亲友的信件。在此，笔者深表感谢，并本着还原事实、溯源真相的精神，根据何志铭等路遥朋友的讲述，结合现已发现的路遥遗作和相关资料，力图重现路遥最后两年时光的真实事迹，透过荣耀加身后的种种浮华粉饰，借此揭示路遥坦荡而深邃、孤独而非凡的心路历程。

收获友谊：路遥与何志铭的交往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到来，路遥步入了人生的秋天。伴随着路遥的文学事业走向辉煌，他所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里，涌来了越来越多的慕名来访者，他们中间有媒体记者，有文学青年，也有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就在1990年金秋时节，路遥的身边增添了一位新朋友：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他们俩的结识，颇富有几分诙谐传奇色彩，后来，何志铭对笔者娓娓讲述了此事：

1990年秋天一天下午，大约一点刚过，海波（路遥的朋友）带着我去路遥家。敲了半天门开了，路遥站在我俩面前，他穿着一身棉毛线衣线裤，很显然是刚睡醒，一脸的倦意。接着我们三人坐下，路遥只是跟海波说话，谈事情，其间并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就这样过了好久，让海波都感到不安了。最后路遥跟海波提起，说他想办一份文学杂志，却一直没有想好名字，这时我在一边脱口而出：“就叫《风》吧。”路遥听了很震惊，开始看了我一眼。

路遥对待来访者的这种不恭敬的态度，陕西省内有数位作家写过回忆文章，谈及路遥待人接物时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路遥的文友、作家杨堡铭曾撰文缅怀路遥，其中写到在诗人曹谷溪的家里初次见到路遥的情景：

我一听说是路遥，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便急忙站了起来，掏出一盒烟拆开给路遥递了一支，没想到，路遥一摆手说：我抽这个。说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盒“三七”牌烟，兀自点着吸了起来。路遥的做派弄得我有点小尴尬，人情练达的谷溪似乎看到这一点，便又接住话茬指着我说：这是从基层来的一个业余作者。路遥连头也没回，又冷冰冰地撂了一句：谁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一看这个情况，感到再待下去就成了自讨没趣，便赶忙起身告辞。直到临出门时，路遥才扫了我一眼。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霸气的路遥用眼角扫我的那种目光用“睥睨”二字来形容大概比较合适。

2020年，笔者在西安采访路遥的好友、艺术家张弢之子张哲，他对路遥的处事待人方式表示了理解，说道：

我爸和路遥是最好的朋友，在他看来，路遥只跟同一水平的人交朋友，达不到朋友标准的人，路遥是不理睬的。

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路遥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时，他也谈到路遥的此类行为，并且中肯地评说道：

路遥是一位有着许多优点和许多缺点的人物，路遥是个好汉，但是，路遥也是一个儿货（陕北方言：鲁莽憨直的人）。

幸运的是，何志铭为人豁达，并没有因为此事耿耿于怀，而是以自己的才华和不懈努力，逐渐赢得了路遥的赏识和信赖。在何志铭看来，当时路遥虽然久负盛名，却是一位孤独的人，他对笔者讲述道：

路遥不是那么平易近人，他的朋友不多，人际交往更少，择友标准又高，加上他把所有精力投入创作，所以他显得孤独。路遥拥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会轻易对别人打开。路遥在陕西作协里，走起路来就像一只老虎，从来不看任何人，也不主动跟人搭话，他总是全身心沉浸在创作中，思考他小说中的人物，但当他到了田间，他就乐意跟农民老汉说话。

我和路遥认识没多久，就成了朋友。这不仅因为我俩都是陕北人，还有路遥觉得我思想活跃，交友广泛，又有多种技能，所以乐意跟我交往。我每次去路遥家，他都专门给我留出一把高背的椅子，我俩敞开胸怀，无话不谈。路遥外表上高傲，其实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说起段子来能让所有人发笑。路遥经常来我家找我，有时我不在家，他就睡在沙发上等我，睡着了就打呼噜，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我们留他一起吃饭，给他做喜欢的揪面片。

何志铭的妻子邱丽霞，至今保留着对路遥清晰而美好的印象，她讲述道：

路遥到我们家，他外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工人，朴实、低调、沉默、稳重，静静地坐着听别人说话，偶尔开口说几句话，总是讲得恰到好处。他从来不夸夸其谈，更不卖弄他的学问。直到后来我读到了他写的书，我才知道：他是这么了不起的大作家。

邱丽霞作为一位贤淑善良的陕北女性，她对于路遥的描述，从路遥四弟王天乐遗孀梁志那里得到了印证。2020年，笔者在铜川采访梁志，她也评价了路遥：

路遥是当之无愧的陕北汉子，他非常强悍，但是路遥也懂得尊重女性。他每次到铜川我们家里，对我的态度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说：“行行行，好好好”，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于是，路遥与何志铭逐步建立起友谊，两人同是陕北老乡，同在省城西安奋斗，思想相通，志趣相投，走到一起势所必然。

回首半生：《路遥谈话纪录稿》

1991年3月29日，路遥在北京参加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载誉而归，接着4月15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及陕西文联、陕西作协联合召开大会，表彰路遥。随后5月，西安电视台准备拍摄一部颂扬路遥奋斗精神的电视节目，并联系到路遥。最初路遥并不乐意，因为他的时间宝贵，加之他对西安电视台的年轻编导不放心，于是路遥跟张子良商议此事，热心的张子良向他推荐何志铭担任该节目的导演。面对路遥和张子良两位朋友的托付，何志铭慨然允诺，接受了这一拍摄重任，并与西安电视台的制片人毛安秦合作，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

1991年6月初的一天，路遥在家里接受何志铭和毛安秦的采访，自述生平，由何志铭笔录。2022年，何志铭接受笔者微信采访时说：

因为要写脚本，我先采访的他，下午在他家沙发上，靠西边墙，他紧坐在我右边，给我说，当时没条件录音，就是手记。应该在六月初的一天的下午。拍摄在六月中旬，约一周多。片子后期在下旬。

于是，何志铭将这篇采访稿命名为《路遥谈话纪录稿》，现将全文公布如下：

一

我从七岁时到延川，12岁回到故乡清涧，那时家里困难，没有钱让我读书，我被寄养在伯父家里，童年时就失去父母的疼爱。

陕北的冬天是干涸而漫长的，隆冬我挖开冻土找到那萌发的幼芽，是那样令我惊喜，它仿佛像我自己一样。苦难的命运，自己很伤感。五年级时也就是十二岁，我回家看父母。从延川坐汽车回清涧，我看到每一块石头都特别亲切，眼泪顺着玻璃默默地流。在我回家后，母亲又添了几个孩子，她用高粱面和土豆给我包饺子。水一开，全烂在锅里，成一锅面菜糊，母亲趴在土台上哭，我也跟着哭。

我出生在一个陕北农民家里，七八岁时我就懂得了：你在这个世界没任何依靠，靠自己，靠自己在生活中挣扎，努力，确立自己的位置。十几年后，我长成大人，回头倒把自己的父亲看成了孩子，我成了自己这个农民家族的精神领袖。

对于陕北家中的老人，弟兄姐妹我总有一种责任感，像孙少安一样帮助他们，但不能完全把自己淹没了，我有自己的追求，有这么大的目标。生活是一张庞大的网，我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来工作的，任何时间不依靠别人。这种状态下培养起来的与劳动人民的情感不会割断，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周围的世界变了，远离了他们，但总和他们在一块生活。

小时候连一支铅笔没钱买不起，睡在地下哭，就是没有八分钱。只好依靠那些村里的老光棍，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们喜欢我，把自己买烟和喝二两酒的钱给了我，就那么几毛钱。如今我有好多钱也和过去的几毛钱没法比。

以后当我在繁华的王府井、南京路上，常常猛下就停住了，想起遥远的地方，陕北荒山秃岭，为几毛钱一老头，在光脊梁挖地，脊梁上汗珠在滚。我站在这些地方就想流泪。青年少年时的沉淀，在任何地方都淹没不了。现在我写这些小说，五六年的时间，能以这种牺牲代价，没有任何虚情假意。

我和普通人很贴近，联系在一起。进城之后精神状况变了，特别和原来的生活是远离了。从陕北乡里来人是我最愉快的，村里一家一家的变化，从村东到村西，我仿佛能看到，感到特别的愉快。

过去的岁月留给我的伤感，主宰我的精神世界。这种的激情，别人不一定理解。家里穷得一颗粮食都没有，但我还是要求考一回中学，我要证明，我的失学不是我没能力，一考试我就被录取了。

后来我把这些写进了《在困难的日子里》。

二

我没有远离陕北。

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陕北奔波，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作，是一种内心的要求，那里能给我精神自由和想象力。在城里待久了，就想出去了。我喜欢无边无沿地冥想。我一个人睡在沙漠里，生活和尘世间一切退后了，心胸特别博大，想到许多有关人类的问题。我许多创作上的危机，在沙漠中完成，觉醒在沙漠中。写《平凡的世界》是以我整个青春作为抵押，是我昨天的一种告别。按照《人生》往下写，我也可以证明我活着，顺着滑下去也可以的。但应该真正追求有价值的东西，重新付出更大的代价。写《平凡的世界》我知道短时间完不成，计划六年时间，写完也就四十岁了，必须整个青春投入这个东西。睡在沙漠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特别的辽远。我大部分时间在陕北，在原来熟悉的生活中，重新到位。我下砖场主要是找特别逼近的贴身感受。坐上汽车穿过城镇、农村，直奔个体户砖厂，从第一道工序开始……参与销售、税收、贷款。每个生活应重新靠近，自己也成了砖瓦匠了。高度地熟悉生活，描写才能到了一种自由圈子。

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法，我从开始就考虑不能用实验手法写，这种失败，这种玩我玩不起，如果失败了，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我自己，六七年的时间，我必须走一条前人已经走得通的路，一种可靠的方式。我是个不入伙的作家，从《人生》以来就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左”派说我向生活挖得太厉害了，右派说我操作方法太老实了。我曾对《文艺报》说我是在夹缝里生活。他们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平凡的世界》则是两派都接受，都想利用我压别的一批人。

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应该是独立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追逐潮流对于作家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四五年我不想说话，待到一定的阶段向社会公布一下，文学界关注的是我对文学说些什么。写了三天三夜，一小时一行字……在文字活动方面太幼稚了，就会搞得自己很被动。但我总认为写“人民性”是永恒的，作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