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心路自白(上)
作者: 程文关键词:路遥何志铭心路纪录片
引言
1991年3月,路遥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位摘取中国文学桂冠的作家,从而攀登上了事业的高峰。随后,西安电视台筹拍宣传路遥的电视节目,经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张子良出面相助,推荐朋友何志铭担任该节目的导演。由于张子良与何志铭是与路遥有着友好情谊的陕北老乡,因此路遥欣然同意出演该片。同年6月初,何志铭偕同制片人毛安秦一起采访路遥,路遥自述生平,经何志铭笔录,整理成《路遥谈话纪录稿》。紧接着,何志铭创作出纪录片《路遥》解说词,交予路遥修改、充实、完善,并由路遥定名为《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6月中旬,路遥陪同何志铭为首的剧组,北上铜川煤矿,南下关中农村,冒着高温酷暑,四处取景拍摄,期间路遥与何志铭合作融洽,仅一周多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拍摄,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1991年,该纪录片上映后,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并于1992年荣获陕西省广电社教节目一等奖。
2020年9月,笔者来到陕北榆林,初次采访何志铭,得见路遥的信件、照片。2021年6月,笔者再赴榆林,何志铭再度向笔者提供西影厂的资料。2022年8月,笔者来到西安三访何志铭,他向笔者展示了珍藏三十余年的《路遥谈话纪录稿》手稿,和路遥亲自修定的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解说词手稿。《路遥谈话纪录稿》使用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稿纸,共13页,全文4524字。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使用的也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稿纸,共12页,全文3022字。这两份珍贵的手稿一份出自路遥的自述,一份是路遥的亲笔,都是首次发现,其中前篇从未公开发表,而这两篇也未被收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同时,何志铭还向笔者出示了路遥的妻子林达等亲友的信件。在此,笔者深表感谢,并本着还原事实、溯源真相的精神,根据何志铭等路遥朋友的讲述,结合现已发现的路遥遗作和相关资料,力图重现路遥最后两年时光的真实事迹,透过荣耀加身后的种种浮华粉饰,借此揭示路遥坦荡而深邃、孤独而非凡的心路历程。
收获友谊:路遥与何志铭的交往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到来,路遥步入了人生的秋天。伴随着路遥的文学事业走向辉煌,他所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里,涌来了越来越多的慕名来访者,他们中间有媒体记者,有文学青年,也有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就在1990年金秋时节,路遥的身边增添了一位新朋友: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他们俩的结识,颇富有几分诙谐传奇色彩,后来,何志铭对笔者娓娓讲述了此事:
1990年秋天一天下午,大约一点刚过,海波(路遥的朋友)带着我去路遥家。敲了半天门开了,路遥站在我俩面前,他穿着一身棉毛线衣线裤,很显然是刚睡醒,一脸的倦意。接着我们三人坐下,路遥只是跟海波说话,谈事情,其间并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就这样过了好久,让海波都感到不安了。最后路遥跟海波提起,说他想办一份文学杂志,却一直没有想好名字,这时我在一边脱口而出:“就叫《风》吧。”路遥听了很震惊,开始看了我一眼。
路遥对待来访者的这种不恭敬的态度,陕西省内有数位作家写过回忆文章,谈及路遥待人接物时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路遥的文友、作家杨堡铭曾撰文缅怀路遥,其中写到在诗人曹谷溪的家里初次见到路遥的情景:
我一听说是路遥,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便急忙站了起来,掏出一盒烟拆开给路遥递了一支,没想到,路遥一摆手说:我抽这个。说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盒“三七”牌烟,兀自点着吸了起来。路遥的做派弄得我有点小尴尬,人情练达的谷溪似乎看到这一点,便又接住话茬指着我说:这是从基层来的一个业余作者。路遥连头也没回,又冷冰冰地撂了一句:谁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一看这个情况,感到再待下去就成了自讨没趣,便赶忙起身告辞。直到临出门时,路遥才扫了我一眼。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霸气的路遥用眼角扫我的那种目光用“睥睨”二字来形容大概比较合适。
2020年,笔者在西安采访路遥的好友、艺术家张弢之子张哲,他对路遥的处事待人方式表示了理解,说道:
我爸和路遥是最好的朋友,在他看来,路遥只跟同一水平的人交朋友,达不到朋友标准的人,路遥是不理睬的。
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路遥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时,他也谈到路遥的此类行为,并且中肯地评说道:
路遥是一位有着许多优点和许多缺点的人物,路遥是个好汉,但是,路遥也是一个儿货(陕北方言:鲁莽憨直的人)。
幸运的是,何志铭为人豁达,并没有因为此事耿耿于怀,而是以自己的才华和不懈努力,逐渐赢得了路遥的赏识和信赖。在何志铭看来,当时路遥虽然久负盛名,却是一位孤独的人,他对笔者讲述道:
路遥不是那么平易近人,他的朋友不多,人际交往更少,择友标准又高,加上他把所有精力投入创作,所以他显得孤独。路遥拥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会轻易对别人打开。路遥在陕西作协里,走起路来就像一只老虎,从来不看任何人,也不主动跟人搭话,他总是全身心沉浸在创作中,思考他小说中的人物,但当他到了田间,他就乐意跟农民老汉说话。
我和路遥认识没多久,就成了朋友。这不仅因为我俩都是陕北人,还有路遥觉得我思想活跃,交友广泛,又有多种技能,所以乐意跟我交往。我每次去路遥家,他都专门给我留出一把高背的椅子,我俩敞开胸怀,无话不谈。路遥外表上高傲,其实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说起段子来能让所有人发笑。路遥经常来我家找我,有时我不在家,他就睡在沙发上等我,睡着了就打呼噜,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我们留他一起吃饭,给他做喜欢的揪面片。
何志铭的妻子邱丽霞,至今保留着对路遥清晰而美好的印象,她讲述道:
路遥到我们家,他外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工人,朴实、低调、沉默、稳重,静静地坐着听别人说话,偶尔开口说几句话,总是讲得恰到好处。他从来不夸夸其谈,更不卖弄他的学问。直到后来我读到了他写的书,我才知道:他是这么了不起的大作家。
邱丽霞作为一位贤淑善良的陕北女性,她对于路遥的描述,从路遥四弟王天乐遗孀梁志那里得到了印证。2020年,笔者在铜川采访梁志,她也评价了路遥:
路遥是当之无愧的陕北汉子,他非常强悍,但是路遥也懂得尊重女性。他每次到铜川我们家里,对我的态度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说:“行行行,好好好”,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于是,路遥与何志铭逐步建立起友谊,两人同是陕北老乡,同在省城西安奋斗,思想相通,志趣相投,走到一起势所必然。
回首半生:《路遥谈话纪录稿》
1991年3月29日,路遥在北京参加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载誉而归,接着4月15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及陕西文联、陕西作协联合召开大会,表彰路遥。随后5月,西安电视台准备拍摄一部颂扬路遥奋斗精神的电视节目,并联系到路遥。最初路遥并不乐意,因为他的时间宝贵,加之他对西安电视台的年轻编导不放心,于是路遥跟张子良商议此事,热心的张子良向他推荐何志铭担任该节目的导演。面对路遥和张子良两位朋友的托付,何志铭慨然允诺,接受了这一拍摄重任,并与西安电视台的制片人毛安秦合作,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
1991年6月初的一天,路遥在家里接受何志铭和毛安秦的采访,自述生平,由何志铭笔录。2022年,何志铭接受笔者微信采访时说:
因为要写脚本,我先采访的他,下午在他家沙发上,靠西边墙,他紧坐在我右边,给我说,当时没条件录音,就是手记。应该在六月初的一天的下午。拍摄在六月中旬,约一周多。片子后期在下旬。
于是,何志铭将这篇采访稿命名为《路遥谈话纪录稿》,现将全文公布如下:
一
我从七岁时到延川,12岁回到故乡清涧,那时家里困难,没有钱让我读书,我被寄养在伯父家里,童年时就失去父母的疼爱。
陕北的冬天是干涸而漫长的,隆冬我挖开冻土找到那萌发的幼芽,是那样令我惊喜,它仿佛像我自己一样。苦难的命运,自己很伤感。五年级时也就是十二岁,我回家看父母。从延川坐汽车回清涧,我看到每一块石头都特别亲切,眼泪顺着玻璃默默地流。在我回家后,母亲又添了几个孩子,她用高粱面和土豆给我包饺子。水一开,全烂在锅里,成一锅面菜糊,母亲趴在土台上哭,我也跟着哭。
我出生在一个陕北农民家里,七八岁时我就懂得了:你在这个世界没任何依靠,靠自己,靠自己在生活中挣扎,努力,确立自己的位置。十几年后,我长成大人,回头倒把自己的父亲看成了孩子,我成了自己这个农民家族的精神领袖。
对于陕北家中的老人,弟兄姐妹我总有一种责任感,像孙少安一样帮助他们,但不能完全把自己淹没了,我有自己的追求,有这么大的目标。生活是一张庞大的网,我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来工作的,任何时间不依靠别人。这种状态下培养起来的与劳动人民的情感不会割断,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周围的世界变了,远离了他们,但总和他们在一块生活。
小时候连一支铅笔没钱买不起,睡在地下哭,就是没有八分钱。只好依靠那些村里的老光棍,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们喜欢我,把自己买烟和喝二两酒的钱给了我,就那么几毛钱。如今我有好多钱也和过去的几毛钱没法比。
以后当我在繁华的王府井、南京路上,常常猛下就停住了,想起遥远的地方,陕北荒山秃岭,为几毛钱一老头,在光脊梁挖地,脊梁上汗珠在滚。我站在这些地方就想流泪。青年少年时的沉淀,在任何地方都淹没不了。现在我写这些小说,五六年的时间,能以这种牺牲代价,没有任何虚情假意。
我和普通人很贴近,联系在一起。进城之后精神状况变了,特别和原来的生活是远离了。从陕北乡里来人是我最愉快的,村里一家一家的变化,从村东到村西,我仿佛能看到,感到特别的愉快。
过去的岁月留给我的伤感,主宰我的精神世界。这种的激情,别人不一定理解。家里穷得一颗粮食都没有,但我还是要求考一回中学,我要证明,我的失学不是我没能力,一考试我就被录取了。
后来我把这些写进了《在困难的日子里》。
二
我没有远离陕北。
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陕北奔波,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作,是一种内心的要求,那里能给我精神自由和想象力。在城里待久了,就想出去了。我喜欢无边无沿地冥想。我一个人睡在沙漠里,生活和尘世间一切退后了,心胸特别博大,想到许多有关人类的问题。我许多创作上的危机,在沙漠中完成,觉醒在沙漠中。写《平凡的世界》是以我整个青春作为抵押,是我昨天的一种告别。按照《人生》往下写,我也可以证明我活着,顺着滑下去也可以的。但应该真正追求有价值的东西,重新付出更大的代价。写《平凡的世界》我知道短时间完不成,计划六年时间,写完也就四十岁了,必须整个青春投入这个东西。睡在沙漠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特别的辽远。我大部分时间在陕北,在原来熟悉的生活中,重新到位。我下砖场主要是找特别逼近的贴身感受。坐上汽车穿过城镇、农村,直奔个体户砖厂,从第一道工序开始……参与销售、税收、贷款。每个生活应重新靠近,自己也成了砖瓦匠了。高度地熟悉生活,描写才能到了一种自由圈子。
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法,我从开始就考虑不能用实验手法写,这种失败,这种玩我玩不起,如果失败了,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我自己,六七年的时间,我必须走一条前人已经走得通的路,一种可靠的方式。我是个不入伙的作家,从《人生》以来就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左”派说我向生活挖得太厉害了,右派说我操作方法太老实了。我曾对《文艺报》说我是在夹缝里生活。他们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平凡的世界》则是两派都接受,都想利用我压别的一批人。
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应该是独立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追逐潮流对于作家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四五年我不想说话,待到一定的阶段向社会公布一下,文学界关注的是我对文学说些什么。写了三天三夜,一小时一行字……在文字活动方面太幼稚了,就会搞得自己很被动。但我总认为写“人民性”是永恒的,作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