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个性化，是一种阅世的魅力

陈建功：梁豪，你这篇《腕》，实在令我惊艳。我在飞往底特律的航班上读了两遍，到安娜堡后，又读了一遍。因为出国前忙乱，未及阅读此前你出版的两本小说集，我知道它们都有不俗的反响。你在上海的“文学脱口秀”我倒是看过了，虽然博得不少喝彩，但也看得出你这广西老乡在掌握普通话方面，似乎还须努力。但你的这篇《腕》，一读，时不时便不由得击节而叹，读罢可算“宾服”。读第一遍，甚至还没捯清里面的人物关系时，已经被你小说的语言击倒了。

梁 豪：承蒙您对后进的呵护和鼓励，感激之情，不胜言表。对于小说，我心中高悬的巨石，算是相对平稳地着陆了。写作至今，自信甚至盲目自信，依然会不时闪现在创作和修改的过程中，一旦隔上一段时日，再回首，才惊觉又是如履薄冰的一程路，不免唏嘘忐忑。作品交给杂志后，戒慎恐惧之余，往往还掺杂一份无来由的害羞。这篇《腕》也不例外，因为规模较大、人物较多，更加令我头疼和彷徨。这下稳妥了很多。

关于您说的口音问题，放到上海，已经衬得好些了，若是在北京，想必更加不堪。我会发奋努力“嚼舌根”，既为二级甲等（或以上），也为京调京腔，以配“新住民”的身份。

陈建功：一边读，我一边庆幸，允承《广州文艺》所写，是附于正文后面的观后感，若是单独的评论，岂不还要概括全篇的梗概？而对这篇小说来说，那种概括简直太危险了——它会把阅读文本时，从语言本身可能享受到的那种纷至沓来的快感抹杀殆尽。那些比较浅显的例子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比如你写青年葛多的“自信”——“葛多喜欢这样的自己，永远年轻都在其次，主要是不知天高地厚，盲目的自信像一笔横财，似乎谁也奈何不了他，何况区区一个陆娜”。而这“自信”面对着女友陆娜的离去，随即被一种悲怆的“自嘲”所摧毁：

……跑步机的启动钥匙不见了，葛多翻遍房间也没找着。肯定是陆娜离开时给顺走了。一边撤退，一边破坏，这就是女人。他同样没能找见新购的五条内裤，只剩三员老将供他捉襟见肘地使用。在快递员送来崭新的一盒CK前，他必须改变作风，每天手洗内裤。搓洗的过程让他不得不记起陆娜的种种好和种种坏……

对一个作家来说，既不能毫无节制，放纵自己的笔墨，也不可丢失妙笔生花的机遇。某些小说家，并不知道珍惜机会，只知轻车熟路，沿着庸常的语言惯性前行。而你，妙在感受的独到、言说的精细，更妙在这精细中流露着某种幽默，且这幽默拿捏得恰到好处，时不时便让人忍俊不禁。

梁 豪：我总爱说，写作者自己阐述自己的作品，是一件既危险又羞涩的事。但写作者在写作中，肯定下了一番功夫，文本之内遍布着自己的心思和心意，功夫铆得越足、心思越是缜密，越渴望被专业而会心的读者看见和体认。世界如果是冷漠的，这份懂得，就越发显得珍贵，我想，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尽在此中。谢谢您。

陈建功：你的叙事能力，不仅是在言说的风格上找到了自己，而且毫无矫情与做作，永远贴着人物的性格历程。比如在你的主人公葛多的性格前史中，曾有在高尔夫球场做过八九年球童的经历，他在小说里登场时，恰因与女友分手，重陷狼狈不堪的境地。你写道：“他的境况就像一颗落入杂草区的高尔夫球，得赶紧把自己打回本该去往的果岭。”此后的回叙中，很多话题的幽默取譬于主人公球童时代的感觉，乃至写他和女友陆娜欢爱，隐喻他时而停滞“高尔夫球场的长草区”，时而来至球场上的“沙坑”，颇有几分雅谑的味道。我年轻时曾听一位批评家说，看一部小说值不值得看，不必读完全书，你随便打开一页，看看能否被它的语言击倒，便可决定是否值得再看下去。

梁 豪：我在意小说的语言正如在意小说的故事，所以，有两句过来人的话我听得格外深，一句是贴着人物写，一句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且，须尽最大可能让两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即有心有意地自然而然，终归不露痕迹。这是小说创作的难度和趣味所在。也因此，在过往的创作中，我的小说语言或说叙述语言，并非一以贯之，我自知它有过几番较大幅度的变动，这跟我的驾驭能力、偏好的辗转有关，更跟我对语言乃至小说的认知有关。但不管怎样，我始终想要找到最契合自己，最让自己意为之动、神为之夺的语言和叙述节奏。

创作如果不能从（哪怕是局部的）共性中突围，建立自己的个性和章法，哪怕缘于某种附会而获得一时一刻的奖励，在我看来，也是死路一条。当然，所谓找自己，不被有意无意地窄化、标签化，尤其在这个年代，何其难也——我们实在常常误解着“自己”，也误会着彼此和这个社会。那就“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陈建功：小说家当然必须留意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关系的搭建，甚至也可以追求某种戏剧性。如《腕》里的葛多、李博、陆娜、欧阳珊珊直至郭宁，无疑在这些方面都是成功的。但你的小说语言里那种个性化的自觉，应是最为突出的品格。多少“文青”（你在“脱口秀”里也如此自道）毕其一生，很难找到所谓“扬名立万”的出口，大都是因为他们未曾找到语言里的自己。语言的个性固然呈现为修辞与表现的独到，比如你写到葛多初识欧阳珊珊，说她“每块指甲上都绽放着一朵工笔的白色小花，不知其名，形态相异”，又见她“右手中指隐约有一圈泛红的勒痕”，对这位女医生生活品位的刻画何其精致，对她刚刚萎靡的爱情之花，交代得又何其含蓄。当然，我以为，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语言的个性化绝不仅止于此。文学的语言，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阅世的魅力，一种“人人心中皆有，个个笔下全无”的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与其说是字斟句酌的打磨，不如说是人生情怀的修炼。我从《腕》里，读出了这种情怀。

梁 豪：小说写作，应当感觉先于语言，感觉对了，好比路标，之后语言才好上马。沿途大可走走停停，来一点儿弯弯绕绕，这并不妨碍语言的自由度——自由之有限度，才是真的自由。作为读者，我发觉现在很多情况往往倒过来，所以只见语言的堂皇而感觉索然。那么，感觉如何得来，感觉是否精妙，的确如您所说，功夫在诗外，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醒。另外，理想的小说应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在大家伙儿纷纷忙于定位象、捉拿象、驯化象的时节，小说既得保护好那头“象”，同时还得守护住那份“恍惚”。“恍惚”和“象”，难道不是同生共息、一灭俱灭的吗？这是小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价值所在。

陈建功：《腕》所呈现的，是对当代青年群体人生轨迹的追索。这种追索，呈现了当代青年生活的缤纷与遭遇的多样，展示了当今青年——“北漂”、90后——在爱情观、道德观等诸多方面的风貌。我读出你对“人”的理解是宽厚的。尽管出身不同、遭遇各异，对人性与爱情的理解也大不一样，但最终你把作品的题旨引向我们必须直面自己心灵的渊薮，它在每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里，在卑微者的尊严中，也在社会层级的分化中。

梁 豪：人的多样性和复杂化，是我之所见，也是我所在意的，或者说，是让我深深为“人”着迷和好奇的本质。具体到青年，我欣赏他们身上的理想和干劲，也理解他们的“佛系”和“躺平”，我对他们背负原生家庭之“债”而又不得不在种种场合仰人鼻息的客观处境充满同情，也为他们为人处世中的种种偏狭、鲁钝和自负而不屑和怨愤。说来也怪，我常常不觉得我在青年之列，好像偷偷从代际那环环相扣的纵队中逃逸，自在神游于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之间。我就是我，无感于代表或被代表，甚至有些警惕，哪怕客观上根本脱不开、赖不掉。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写出每个人的光泽来。

陈建功：说到这里，不能不说到作为这部作品的复调——鹩哥“葛爷”的设置是成功的，这是时代难以窒息的忧愤情怀的象征，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葛多带着这只老死的鹩哥，在动物殡仪馆遭遇了几近荒诞的接待，是出人意料的一笔。随后你牵扯到了利比亚的难民船，感叹“没有人能够真正凿穿这个世界可怕的间距”，点到了当下人类的痛处，亦即“高贵”与“贫寒”的间距。我一方面感慨你对这世界这人生悟得通透，另一方面觉得于小说而言，再戳却又不免稍显直白。其实那只老去的鹩哥，被人捻舌、训练，一生只发取悦之声，个中凄凉，已不待言。它死了，“周到”“暖心”的人间，争相要给它置办一场风光的葬礼，这种描写的象征与反讽意味，无须更多的解读。倒是后面牵涉利比亚难民的文字里，感慨“所有对此岸不满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彼岸”，固然显示了某种哲理性及人类情怀，但一部作品题旨之呈现，何时是藏何时是露，须直言还是含蓄，或许还是可以讨论的。

梁 豪：象外之象，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无疑是我追求的境界，以至于到最后，在庄子的意义上，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可惜常常心有余而力有不逮，只能继续切磋琢磨。您这一声即时的“棒喝”，让我再度变得清醒。“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写作之路，正因越走越难，所以，越走越带劲。希望一路上能够常常听到您的提点和教诲。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