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个性化,是一种阅世的魅力

作者: 陈建功 梁豪

陈建功:梁豪,你这篇《腕》,实在令我惊艳。我在飞往底特律的航班上读了两遍,到安娜堡后,又读了一遍。因为出国前忙乱,未及阅读此前你出版的两本小说集,我知道它们都有不俗的反响。你在上海的“文学脱口秀”我倒是看过了,虽然博得不少喝彩,但也看得出你这广西老乡在掌握普通话方面,似乎还须努力。但你的这篇《腕》,一读,时不时便不由得击节而叹,读罢可算“宾服”。读第一遍,甚至还没捯清里面的人物关系时,已经被你小说的语言击倒了。

梁 豪:承蒙您对后进的呵护和鼓励,感激之情,不胜言表。对于小说,我心中高悬的巨石,算是相对平稳地着陆了。写作至今,自信甚至盲目自信,依然会不时闪现在创作和修改的过程中,一旦隔上一段时日,再回首,才惊觉又是如履薄冰的一程路,不免唏嘘忐忑。作品交给杂志后,戒慎恐惧之余,往往还掺杂一份无来由的害羞。这篇《腕》也不例外,因为规模较大、人物较多,更加令我头疼和彷徨。这下稳妥了很多。

关于您说的口音问题,放到上海,已经衬得好些了,若是在北京,想必更加不堪。我会发奋努力“嚼舌根”,既为二级甲等(或以上),也为京调京腔,以配“新住民”的身份。

陈建功:一边读,我一边庆幸,允承《广州文艺》所写,是附于正文后面的观后感,若是单独的评论,岂不还要概括全篇的梗概?而对这篇小说来说,那种概括简直太危险了——它会把阅读文本时,从语言本身可能享受到的那种纷至沓来的快感抹杀殆尽。那些比较浅显的例子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比如你写青年葛多的“自信”——“葛多喜欢这样的自己,永远年轻都在其次,主要是不知天高地厚,盲目的自信像一笔横财,似乎谁也奈何不了他,何况区区一个陆娜”。而这“自信”面对着女友陆娜的离去,随即被一种悲怆的“自嘲”所摧毁:

……跑步机的启动钥匙不见了,葛多翻遍房间也没找着。肯定是陆娜离开时给顺走了。一边撤退,一边破坏,这就是女人。他同样没能找见新购的五条内裤,只剩三员老将供他捉襟见肘地使用。在快递员送来崭新的一盒CK前,他必须改变作风,每天手洗内裤。搓洗的过程让他不得不记起陆娜的种种好和种种坏……

对一个作家来说,既不能毫无节制,放纵自己的笔墨,也不可丢失妙笔生花的机遇。某些小说家,并不知道珍惜机会,只知轻车熟路,沿着庸常的语言惯性前行。而你,妙在感受的独到、言说的精细,更妙在这精细中流露着某种幽默,且这幽默拿捏得恰到好处,时不时便让人忍俊不禁。

梁 豪:我总爱说,写作者自己阐述自己的作品,是一件既危险又羞涩的事。但写作者在写作中,肯定下了一番功夫,文本之内遍布着自己的心思和心意,功夫铆得越足、心思越是缜密,越渴望被专业而会心的读者看见和体认。世界如果是冷漠的,这份懂得,就越发显得珍贵,我想,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尽在此中。谢谢您。

陈建功:你的叙事能力,不仅是在言说的风格上找到了自己,而且毫无矫情与做作,永远贴着人物的性格历程。比如在你的主人公葛多的性格前史中,曾有在高尔夫球场做过八九年球童的经历,他在小说里登场时,恰因与女友分手,重陷狼狈不堪的境地。你写道:“他的境况就像一颗落入杂草区的高尔夫球,得赶紧把自己打回本该去往的果岭。”此后的回叙中,很多话题的幽默取譬于主人公球童时代的感觉,乃至写他和女友陆娜欢爱,隐喻他时而停滞“高尔夫球场的长草区”,时而来至球场上的“沙坑”,颇有几分雅谑的味道。我年轻时曾听一位批评家说,看一部小说值不值得看,不必读完全书,你随便打开一页,看看能否被它的语言击倒,便可决定是否值得再看下去。

梁 豪:我在意小说的语言正如在意小说的故事,所以,有两句过来人的话我听得格外深,一句是贴着人物写,一句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且,须尽最大可能让两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即有心有意地自然而然,终归不露痕迹。这是小说创作的难度和趣味所在。也因此,在过往的创作中,我的小说语言或说叙述语言,并非一以贯之,我自知它有过几番较大幅度的变动,这跟我的驾驭能力、偏好的辗转有关,更跟我对语言乃至小说的认知有关。但不管怎样,我始终想要找到最契合自己,最让自己意为之动、神为之夺的语言和叙述节奏。

创作如果不能从(哪怕是局部的)共性中突围,建立自己的个性和章法,哪怕缘于某种附会而获得一时一刻的奖励,在我看来,也是死路一条。当然,所谓找自己,不被有意无意地窄化、标签化,尤其在这个年代,何其难也——我们实在常常误解着“自己”,也误会着彼此和这个社会。那就“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陈建功:小说家当然必须留意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关系的搭建,甚至也可以追求某种戏剧性。如《腕》里的葛多、李博、陆娜、欧阳珊珊直至郭宁,无疑在这些方面都是成功的。但你的小说语言里那种个性化的自觉,应是最为突出的品格。多少“文青”(你在“脱口秀”里也如此自道)毕其一生,很难找到所谓“扬名立万”的出口,大都是因为他们未曾找到语言里的自己。语言的个性固然呈现为修辞与表现的独到,比如你写到葛多初识欧阳珊珊,说她“每块指甲上都绽放着一朵工笔的白色小花,不知其名,形态相异”,又见她“右手中指隐约有一圈泛红的勒痕”,对这位女医生生活品位的刻画何其精致,对她刚刚萎靡的爱情之花,交代得又何其含蓄。当然,我以为,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语言的个性化绝不仅止于此。文学的语言,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阅世的魅力,一种“人人心中皆有,个个笔下全无”的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与其说是字斟句酌的打磨,不如说是人生情怀的修炼。我从《腕》里,读出了这种情怀。

梁 豪:小说写作,应当感觉先于语言,感觉对了,好比路标,之后语言才好上马。沿途大可走走停停,来一点儿弯弯绕绕,这并不妨碍语言的自由度——自由之有限度,才是真的自由。作为读者,我发觉现在很多情况往往倒过来,所以只见语言的堂皇而感觉索然。那么,感觉如何得来,感觉是否精妙,的确如您所说,功夫在诗外,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醒。另外,理想的小说应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在大家伙儿纷纷忙于定位象、捉拿象、驯化象的时节,小说既得保护好那头“象”,同时还得守护住那份“恍惚”。“恍惚”和“象”,难道不是同生共息、一灭俱灭的吗?这是小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价值所在。

陈建功:《腕》所呈现的,是对当代青年群体人生轨迹的追索。这种追索,呈现了当代青年生活的缤纷与遭遇的多样,展示了当今青年——“北漂”、90后——在爱情观、道德观等诸多方面的风貌。我读出你对“人”的理解是宽厚的。尽管出身不同、遭遇各异,对人性与爱情的理解也大不一样,但最终你把作品的题旨引向我们必须直面自己心灵的渊薮,它在每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里,在卑微者的尊严中,也在社会层级的分化中。

梁 豪:人的多样性和复杂化,是我之所见,也是我所在意的,或者说,是让我深深为“人”着迷和好奇的本质。具体到青年,我欣赏他们身上的理想和干劲,也理解他们的“佛系”和“躺平”,我对他们背负原生家庭之“债”而又不得不在种种场合仰人鼻息的客观处境充满同情,也为他们为人处世中的种种偏狭、鲁钝和自负而不屑和怨愤。说来也怪,我常常不觉得我在青年之列,好像偷偷从代际那环环相扣的纵队中逃逸,自在神游于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之间。我就是我,无感于代表或被代表,甚至有些警惕,哪怕客观上根本脱不开、赖不掉。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写出每个人的光泽来。

陈建功:说到这里,不能不说到作为这部作品的复调——鹩哥“葛爷”的设置是成功的,这是时代难以窒息的忧愤情怀的象征,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葛多带着这只老死的鹩哥,在动物殡仪馆遭遇了几近荒诞的接待,是出人意料的一笔。随后你牵扯到了利比亚的难民船,感叹“没有人能够真正凿穿这个世界可怕的间距”,点到了当下人类的痛处,亦即“高贵”与“贫寒”的间距。我一方面感慨你对这世界这人生悟得通透,另一方面觉得于小说而言,再戳却又不免稍显直白。其实那只老去的鹩哥,被人捻舌、训练,一生只发取悦之声,个中凄凉,已不待言。它死了,“周到”“暖心”的人间,争相要给它置办一场风光的葬礼,这种描写的象征与反讽意味,无须更多的解读。倒是后面牵涉利比亚难民的文字里,感慨“所有对此岸不满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彼岸”,固然显示了某种哲理性及人类情怀,但一部作品题旨之呈现,何时是藏何时是露,须直言还是含蓄,或许还是可以讨论的。

梁 豪:象外之象,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无疑是我追求的境界,以至于到最后,在庄子的意义上,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可惜常常心有余而力有不逮,只能继续切磋琢磨。您这一声即时的“棒喝”,让我再度变得清醒。“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写作之路,正因越走越难,所以,越走越带劲。希望一路上能够常常听到您的提点和教诲。

责任编辑:杨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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