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或一座偶像

一

那是他一生中最冷酷的日子，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大唐的天空被阴霾越压越低了。除了呼啸的风雪，天地间的一切都是哑默的，整个世界仿佛冻僵了。一匹老马在冷硬的积雪里踉踉跄跄地走着，每走一步都要艰难地举起前蹄，把脚步抬高。马背上驮着一个模糊的身影，那是一个渐渐冻僵的生命，他正努力伸长僵直的脖颈，眺望远方逶迤的山峦和那条从长安延伸出来的驿道。天上的雪，地上的雪，白茫茫的，铺开了绵绵不绝的万古江山。他忽然想起了圣人的一句喟叹：“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

天地如同网罗，一个人，一匹马，又将走向何方？

一切还得从那斗柄回寅的日子说起。在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里供奉着一个神圣之物，相传是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隔三十年才开放一次，供人瞻仰膜拜。唐宪宗李纯既沉迷于道家的长生之道，又信奉可以往生的佛法，到了佛骨开放之日，遂“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在唐朝对佛法顶礼膜拜的浓厚氛围中，唐宪宗迎佛骨其实并不唐突，何况天子亲迎佛骨入宫早有先例。唐突的是，当时官居刑部侍郎、颇为皇上所倚重的韩愈竟然不识时务，在一个最不适合的时间，上了一篇最不适合的《谏迎佛骨表》。若不是他横插一杠，从中搅局，这事也不一定会演变为一桩载入史册的大事。

要说呢，唐宪宗并非昏君，他登基后，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当作效法的楷模，一度开创了“元和中兴”之局面。但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后，从唐宪宗到满朝文武都产生了盛世归来的错觉。当此时，韩愈可能是最清醒的一位大臣，他早已洞悉了这个帝国内部最缺少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正道，若这正道在佛老的挤对下急遽衰落，一个王朝势必急遽堕落。当一个王朝急转直下，每一个人都有失重的感觉。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王朝正在急遽堕落，却不知如何才能阻挡其堕落。应该说，韩愈这个人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他想要为这倾斜失重的人世间重新找回重心。

若用苏东坡的话说，韩愈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无论传道、授业、解惑，还是立功、立德、立言，韩愈都是把“道”摆在第一位的。

所谓八代，自东汉建安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六朝）和短命的隋朝，数百年来的战乱和分裂，把中国推进了一个“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乱世。若要真正理解韩愈，先要理解他的《原道》，这个“道”是未经董仲舒等汉儒改造过的先秦儒家的原有之道。孟子曾总结从尧至周公以来的儒道传承规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从孟子到韩愈相隔一千多年，按照孟子的预言，应该又有兴起的王者和名世者。韩愈当然没有王者的野心，但他却有接续道统的宏愿，用王阳明的话说，那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此，他还发下宏愿：“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从“文起八代之衰”的角度看，先要透过韩愈的一段自况来分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这就是说，他天性爱好文学，一直“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而当他从中悟道、明道之后又“奋发乎文章”。对于他，道，一开始就不是先入为主的，而是一种觉悟，他一方面“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一方面“修其辞以明其道”，这让他逐渐确立了“文以贯道”和“文道合一”的精神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愈为中国散文确立了一种鲜明的立场，为信仰而写作。

长期以来，我对这个人有太多的误解，对“文以贯道”有太多的偏见。

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道，是狭义的，更是广义的。你可以不认同韩愈信奉的“道”，你也可以认可更广义的道，但道是所有的文章都必须承载的，如周敦颐所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如果徒有其文而无其“道”，哪怕再漂亮、再多的花样也是一辆空车。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说穿了就是将复兴儒学和改革文风相结合，试欲扫荡八代以来“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的靡丽文风，而他的力量就源自他信仰的“道”。当骈体文盛行于世，实乃千古文章的衰落。一个“衰”字，表达了唐宋古文家对骈文的贬斥。韩愈率先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尽管他打出的是复古的旗帜，但绝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是一场继往开来的文学革新运动和散文复兴运动。

诚然，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对佛老确实有太多的偏见，甚至是极端的偏执，但若要经世治国，那还真是不能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四大皆空或消极避世的佛老来主宰，只有立足现实又积极进取的儒家才是人间正道。而当他信仰的“道”与朝政发生冲突时，你才发现他真正捍卫的是什么，这个人对信仰从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让他的捍卫往往会变成同皇帝和朝廷的抗争。就这样，一个王朝的命运，一个士人的命运，在令人迷醉的梵音和青烟袅袅的香火中直接相撞了，这其实是一场酝酿了数百年的风暴，突然集中在一个日子里，终于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了。

这篇《谏迎佛骨表》，也是韩愈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其激烈排佛的态度与其在《原道》中对佛教的排斥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抨击，“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质问，如此“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他疾呼，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对于这些愤激的辱佛之词，唐宪宗瞪瞪眼珠，忍了。

韩愈又指责“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群臣和御史大人们咬咬牙，也忍了。

但这厮千不该万不该说什么历朝信佛的皇帝皆“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还说什么人主奉佛就会短寿。而上古先王未有佛法，却皆是长寿之君，“帝舜及禹，年皆百岁”，而至“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又如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这不是诅咒唐宪宗不得好死吗？

最后，韩愈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而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龙有逆鳞，触之必怒！看看，听听，你一个人臣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一个天子还能容忍吗？好，你这厮既然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成全你吧，唐宪宗一怒之下，竟然要对韩愈处以极刑！那所谓的“道”或信仰，在皇权之下是如此不堪一击。

然则，匹夫之怒，亦如掀雷抉电。按说，一个年届天命的儒家士大夫，好不容易当上了“玉带悬金鱼”的高官，过上了悠游富贵的日子，实在不该如此唐突，如此冲动。但这个人每到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从骨子里，从胸腔里，喷薄而出，那是一股足以裹挟他一生的气势和力量。而此时，韩愈已经死到临头了，那苍老的身体就像一根被雷电劈过的树干，却依然挺得笔直，哪怕远隔千年，那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白发萧瑟的头颅依然清晰可辨。他没有再为自己辩护，只等着引颈就戮。

这颗花白的脑袋最终没有被一刀砍掉，还能长在那倔强脖子上，先得感谢宰相裴度等人对皇上的极力劝谏。一位首辅大臣的劝谏，唐宪宗多少还是要听几句的。唐朝虽说是中央集权却并非皇帝绝对专权，一直沿袭皇帝与宰相共治天下的体制，皇权与相权可以相互掣肘，这也是韩愈能够保命的一个前提。而当时，满朝文武和皇亲国戚均认为皇上对韩愈加罪太重，为了保住天下少有的一颗脑袋，纷纷出手相救。而众人的意见几乎高度一致：一个人臣如此言语唐突，冒犯人主，实不应该。但反过来一想，一个人臣若不是怀着赤胆忠心，他又怎么会不顾性命这样做呢？——这也是苏东坡后来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韩愈只因忠诚，才触怒人主。若是将这样一个犯颜直谏的忠臣给杀掉了，往后群臣谁也不敢进谏了啊，他们请求圣明的皇上宽恕韩愈。在众人的劝解下，唐宪宗渐渐从震怒中冷静下来，最终允诺刀下留人，但他却对韩愈这厮余恨未消：“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都要短命，这不是诅咒吗？就凭这句话，我也绝不轻饶他！”

既然不能轻饶他，那就把他贬到蛮荒之地去吧，滚得越远越好，眼不见为净。

二

就这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个刑部侍郎直贬潮州刺史。

一个人走到这一步，绝非一时冲动。即便是一时冲动，也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解释。

呜呼，“愈生三岁而孤”。一个三岁的孩子，记忆还处于一片空白，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韩父一生未任高官，李白晚年曾为之撰写了一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赞赏他是一位 “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的大贤。可惜了，这样一位大贤一生都未得到朝廷重用，穷其一生也只是当上了一个掌管图书经籍和抄写事务秘书郎（从六品上）。而在韩愈未来对家世的追忆中，几未提及自己的母亲。那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她来到这世间，唯一的使命仿佛就是生下一个必将名垂青史的儿子，随即便如幻影一样消逝了。在古代，像韩愈这样生下来不久就父母双亡的孩子，往往被视为“天煞孤星，克父克母”，很有可能遭受厌弃而任其自生自灭，但韩愈幸运地得到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悉心抚养。

自父亲病逝后一直随大哥大嫂生活，长兄韩会，比小弟韩愈年长整整三十岁，名为兄长，实同父执。韩愈六七岁时，韩会以“文学才望”为宰相元载擢为起居舍人（从六品上），韩愈随大哥入京，这四五年的京师生活也是他童年时度过的一段快乐而安宁的时光。韩会夫妇膝下没有子嗣，便将韩介之子过继为嗣，此子名老成，比韩愈小两岁，因在族中同辈排行十二，故称十二郎。从幼年到少年，韩愈一直和十二郎朝夕相伴，名为叔侄，亲如兄弟。这岁月静好的时光，未久又忽遭人生逆转。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四月，那个原本精通道术转而又崇尚佛法的宰相元载，因有人告发他“图谋不轨，引用贪猥”而被代宗皇帝赐死，韩会因受元载牵累，于两年后直贬韶州刺史。那年韩愈十一岁，“随伯兄会贬官岭表”，这是他第一次从京师远徙岭南，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由此开始。

天地如此苍茫浩渺，每一步却恍若走向穷途末路，而岭南就是历代贬官的末路，多少人从此一去不返。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一个不确定的时日，韩会于韶州任所猝然而逝，年仅四十三岁。这年韩愈十二岁，刚刚进入人生的第一个本命年，就遭遇了如此惨痛的命运。父母病逝时韩愈还没有记忆，而长兄之死却是他第一次目睹生命中最亲的亲人撒手人寰。他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哥那只绝望挣扎的手，这只教他握笔的手，指点他认字的手，在他淘气时也打过他屁股的手，他下意识地想要抓住，却怎么也拽不回一条急速地滑向死亡的生命。这让一个少年深感命运的无常，也让他未来的一生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一介贬官之死，对于一个王朝简直不值一提，但对于一个家庭却如天塌地陷一般。那是韩愈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而长兄抛下的一切，连同他自己的遗体，就全靠寡嫂郑氏一人来操持了。韩愈先是随郑氏护送亡兄的灵柩回河阳老家安葬。而在那个年代，要把一副沉重的灵柩从“穷荒海隅”的岭南运回三千里之外的故乡，那层峦叠嶂的南岭是怎么翻过来的？那山重水复的路又是怎么走过来的？韩愈后来是这样描述的：“水浮陆走，丹旐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

其时，由于藩镇叛将李希烈、朱泚相继作乱，韩愈一直随郑氏避居于江南宣州。在这偏安一隅的几年里，韩愈与十二郎在郑氏的抚养下，“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河阳韩氏，原本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官宦世家，韩愈在族中同辈中排行十八，人称韩十八，哪怕他是最小的一个，至少也有十八个同族兄弟。然而这却是一个短命家族，韩愈的父辈和兄弟辈皆天不假年，韩愈“上有三兄，皆不幸早逝”。在韩愈的少年时代，这个家族的子一辈只剩下韩愈一人，孙一辈只剩下十二郎一人。郑氏时而疼爱地抚摸着十二郎的脑袋，时而又指着小弟韩愈一脸悲戚地说：“韩氏两世，惟此而已！”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这是韩愈三十六岁的本命年。说来，韩愈这个本命年的开局非常好，这年，韩愈转任监察御史。然而乐极生悲，这年夏天，从宣州猝然传来侄子老成去世的噩耗，韩愈感到极为愕然而震惊，他一时间难以分辨，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呢？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哥哥有那么美好的品德，怎么反而早早地绝了后呢？十二郎啊，你那么纯正聪明，又怎么反而不能承受他的恩泽呢？这是他在《祭十二郎文》中对无常的命运发出的一连串追问：“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