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理念、方法和实践

杨 毅：李老师好！很高兴能就地域问题和您展开对谈。只要是对文学界有所关注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地域性或者地方性已经成为当下的热点问题，“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大有“地方割据”的意味。我们不妨先从概念上厘清。我觉得上述现象融合了“地方性”“地域文学”“地理批评”这些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概念。通常认为，“地域文学”是在语言、民俗宗教等方面相互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共同体形态，其内部的文化特征在历史发展中保持相对一致性，有别于主要依据行政区划的“区域文学”。但这两者的划分也不是非此即彼，比如“京津冀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可能两者并包。此外，“地理批评”可以看作综合运用文学和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的批评方法，反对以往对时间的倚重，强调空间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突出地理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相对而言，“地方性”是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这也是上述现象被概括为“地方性”的原因），既有侧重语言、文化、民俗的特征，还有对地理空间的把握，也不排除依据政策导向的划分。但“地方性”尤其强调的是，还原地方作为文学的主体，通过对区域、地域、地理要素的凸显，呼唤更具丰富性的文学形态，而不是就地方而地方，“地方性”只是通向“可能性”的路径。

李 石：杨老师好，非常高兴能够和你进行这次对话。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早就有“京派”和“海派”之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就有很多对少数民族意象和地域文化的书写和描绘，当然，这是国家意志在特定时期的文学表现，是通过彰显一种民族情调或地域特征来建构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而寻根文学，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一种文学思潮，其对地域文化或民族传统文化的追认，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对于过去那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地域书写的反叛意识。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围绕地域性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文学概念或主张，一定程度上其实延续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自身的演进特征。首先，这些文学主张主要是由文学创作或理论批评界首先提出，带有相当强烈的文学自觉性和理论自主性诉求。其次，这些主张需要确立（虚构）一个可以对话（反叛）的对象。比如寻根文学的反叛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固有的文学体系，在此之外发掘更为鲜活的、底层民间的、传统的文化生态；另一个则是西方文学，在其冲击之下重新探索文学写作和言说的可能性。而当下对地域书写的强调和重视，如新南方写作强调“南方以南”，即便不能庸俗化地将之理解为“岭南文学”对“江南文学”的话语权争夺，但也看得出，这其实也有意将“江南文学”设立为一个需要反叛、反思乃至对话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进行理论造势而获取承认。最后，强调“地方性”，当然要尽可能地避免“地方中心主义”，而要有一种不断追求自我革新的意识，呼吁文学创作或批评尽可能主动地面对“他者”，处理更多的异质性经验。如你所说，“地方性”不是目的，而是通向更多的文学可能性的路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地方性”的可能性，并不仅仅是文学理念层面的自我超越，区域文化以及现实政策，其实也是文学的地方性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杨 毅：如果“以地方为方法”而不仅辨析文化的异同，而避免“地方中心主义”的话，“地方”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对立格局实现“边缘的崛起”，非但不和“世界性”话语相龃龉，反而既可以通向中国也可以通向世界。——无论是“东北”“南方”还是“北京”“浙派”，它们既在中国也在世界，不仅是现代性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组成，且处于现代性发展之中，自身就携带了大量历史经验可供挖掘。这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呼应，也是对“刺激—反应”模式的潜在回应，后者暗含地方作为边缘的意义不仅强化中心的存在，也不经意间落入了后殖民主义的窠臼。此时“地方性”将不均质的时间置于空间中加以考察，认为文化在发展形态和样式上，在地域间存在差异性，在激活不同文化形态具备潜能的同时，也是对中国长期受到西方主导的文学进化论的反思，尝试回到中国文学自身的脉络中理解。我们固然可以为“新南方写作”划定某个明确的地域界限，或者概括某些体现出的共同特征，但更重要的，还是从中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趋向和新美学，由此扩展当代华语文学的版图。

李 石：“后殖民主义”“文学进化论”“华语文学版图”这些概念，我在考虑“地方性”这个议题时也有想到。我近年比较关注海外汉学，会比较注意到像“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概念都有海外学界的参与。比如王德威对“新南方写作”的阐述，在学理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痕迹。他强调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一概念（也有翻译为“去领地化”）就来自德勒兹。而且，“新南方写作”跟他长期以来参与或建构的“华语语系”“抒情传统”等议题的理论立场相似，都有意与传统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保持着微妙的抗衡或对立。像王德威这样的海外学者的参与介入，对扩大“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概念的理论影响力自然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扩充，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摩登”的海派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对华语电影中的地域方言研究，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城市景观和市井意象的研究等，实质上都试图从五四新文学所建构的那个启蒙与革命的线性时间观（也可以说是文学进化论）之外，发现更多的差异性元素和异质性空间，以“空间”来抵抗“时间”。可以说，以“地方性”为契机寻求文学革新，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乃至广泛意义上的“后学”是有学理关联性的。但是，海外学界对文学地理空间的讨论，更多是理念性有余而实践性不足。如何在“后学”所谓的去中心化、去领土化的理论诉求中，重新回归“地方”？除了需要作为一种理念的“地方”之外，还需要一种作为现实的“地方”，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需要结合区域文化本身的发展。比如“新南方写作”或许可以更多地与作为一种现实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建设规划形成一种联动，从而使“作为一种方法的地方”与“作为一种实践的地方”更好地结合起来。

杨 毅：此次“地域文学”的兴起最初是由批评家命名的，借助作家批评家（包括期刊）的合力作用推动，但主要还是从批评的角度把握当前文学创作和思潮的方式。此种命名，可能会给作家的创作带来某种相对清晰的归属，但在批评有效性上有待继续探讨。暂且不论这种命名本身体现出文学批评界整体氛围喑哑下，缺乏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焦虑，以及作家批评家（尤其是著名批评家）通过文学体制（期刊、会议、媒体等）的社会化互动。我觉得此次关于“地方性”的讨论要警惕两种趋向：不顾地域特点把地方看作某种观念投射（比如把“新东北文学”看作失败者的文学或者普通人的救赎，提供的更多只能是情绪价值）；片面强调地域的差异化和异质性，忽视了地方性本身，也是基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建构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只有把“地方性”放回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真正把握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妨借用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我认为关于“地方性”的讨论也应该是“永远再地方化”。

李 石：如果说“新南方写作”算得上是一个文学事件或理论事件的话，那么这个“事件”本身或许已经超出了提出者原先的理论意图。陈培浩、陈崇正其实是“新南方写作”最早的提出者。我忘了是在哪个场合听陈崇正说过，大致意思是，如果不提出这样的文学主张，“南方以南”的文学或许很难被人“看见”，仅此而已。但是，随着国内媒体以及主流文学期刊的持续推动，“新南方写作”逐渐被赋予更多的“世界性”意义，乃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都被纳入其中进行讨论。在这里，我其实更感兴趣的是陈崇正所说的这个“被看见”。我更想从学术研究的“地域差异”这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比如，我从读书求学到入职高校工作，都是在广东，在地域上是南方以南。这些年我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也许是个人的主观偏见），即全国最多的学术资源是在北京和上海，而华南的学术资源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以及如今学术内卷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下，身处“南方以南”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更需要被看见，因而焦虑和浮躁是难免的。要在学术边缘地带发出自身的声音，或许可以采取两种生存策略，或者积极介入学界当前讨论的热点问题，或者从自己感兴趣的理论问题出发，慢慢积累、打磨，这个路径或许更符合学术发展的节奏，然而或许更加缓慢而艰难。当然，我更欣赏一个前辈学者所说的，他说即便自己到退休了，还收到杂志的退稿，但那又怎样呢？继续写便是，学术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不断地写作。我很感兴趣的是，杨老师你是在北京读书，现在天津工作，在地域上可以说是北方的青年批评家，你会怎么看待自身所处的学术位置，学术心态上是否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或认知？

杨 毅：坦率地说，正如文学要分南北，学术研究也存在“地域差异”，这是不容否认的。这让我想到空间生产的背后是权力的关系。其实不只是学术，从阶级到国族，从地域到性别，从社会到家庭，差异和权力无处不在。但话又说回来，差异存在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近来崛起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女性写作”都是承认差异的存在进而寻求突破。而更重要的是，文学史和批评史并不是完全按照“地域”，来划分所谓的“中心”和“边缘”。这类似马克思说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即政治、经济发展不一定和艺术发展同步。比如，“东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算边缘，而“新北京作家群”也并非率先提出。很多时候，正是“边缘”的存在才让我们反思僵化的格局和体制，而且两者也并非完全固化，甚至“边缘的崛起”也可以看作某种新的“中心”。说白了，我们焦虑的更多不是地域本身，而是地域背后的关系。但我相信，我们既处在空间中也处在时间中，但最终还是活在时间中。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