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性：“新南方写作”的形象、语言与个体化叙事

“青年”并不只是一个年龄问题，更是一种思想话语。如刘大先所言：“‘青年’自其诞生起就携带着文化和社会变革的要素——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而‘青年’总是内含着对于‘青年性’的想象与向往。”“青年性”的核心价值是基于共同体责任的反抗，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世故俗气……无论时代更迭产生何种新问题，青年都被认为拥有反抗一切的能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革命文学中的“时代儿女”、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中的“新人”，不同阶段内，青年的理想性、反抗性、先锋性，对应的都是不同性质的精神期待。置于民族革命、启蒙理性等宏大话语基础之上的“青年性”，是带有总体性光晕的精神想象。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之下，“青年性”已逐渐脱离传统意义上的总体性话语秩序，成为一种碎片性的存在，文艺创作中的“青年性”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当前，“中国文学”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驳杂纷呈、丰富多样。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在作家对中西方不同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挥，也表现为不同地域作家的风格习性与写作追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南方写作”才得以提出，并获得广泛关注。“新南方写作”的“新”，不局限于作家身份的“新”，更主要是在“写作”上表现出“青年性”。“青年性”意味着不断地“求变”“求新”，这是文学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新南方写作”的精魂所在。“新南方写作”的重点不在于“南方”，而在于“新”，关联“南方”只是一种策略，最终要通往的依然是文学的革新和思想的创造。

一、青年的语言、文体与技术

尽管“新南方写作”的“新”不等于作家的“新”，但当前来看，“新南方写作”的创作主体还是80后、90后青年作家。如林森、王威廉、陈崇正、林棹、王海雪、路魆、索耳、陈春成、梁宝星、宥予、巫宏振、陆源、黄宁、小昌、邓观杰、焦典等。这一批青年作家普遍生活在都市，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为多，他们都习惯于将自己丰富的现代都市生活经验融入创作之中。如马华作家邓观杰的短篇小说《Godzilla与小镇的婚丧嫁娶》，小说中怪兽哥斯拉的到来象征着现代流行文化对小镇的洗礼，类似的流行文化符号铺满整篇文章，代表旧时代的婆婆终究抵不过城市化的浪潮；吟光长篇小说《港漂记忆拼图》中反复出现的metropolis成为抽象的都市符号，一再从美梦变成噩梦，惊扰着冰冷床铺上青年人不安的睡眠；索耳中篇小说《女嗣》中舅舅的女儿在坚持做视频博主，视频中的自己是自由的，短暂逃离了循规蹈矩的生活；宥予长篇小说《撞空》里“我”因路人拍摄的短视频而陷入道德谴责的危机，生活瞬间失去了界限，以至于“我”一度坠落到尘埃之中；焦典的短篇小说《鳄鱼慈悲》中老池被现代交通、数字化办公搞得焦头烂额，小说吸收现代都市人生活的日常痕迹，或以其为形式辅助小说的内涵流露，或以其为意象符号彰显现代文明与时代特质。清晰的城市生活体验，让这些作品展现出鲜活的青春气息，部分作品更彰显着先锋的艺术感觉。

部分青年作家以城市经验为基础的“新南方写作”，积极接受流行文化、网络语言的影响，通过更新文学语言来彰显“青年性”，由此文本的内在面也有了蓬勃、野性和越矩的美学特征。比如吸纳网络流行语方面，《撞空》中多次出现的“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情绪管理”，《故事的废墟》中阿蔡与“我”在洗澡间里上演“杰哥”闹剧，等等。网络热词、热梗的使用，虽不是“新南方写作”的独特所在，但这突显的是南方青年作家大胆更新文学语言的创作取向。热词、热梗类似21世纪初的火星文，它能够将很多社会情绪抽象为意义符号，成为通往青年人奇特精神世界的钥匙。每一个熟识网络文化的读者都会在读到这些词语后会心一笑，前往独属于他们的“文化空间”。网络词汇之外，日常生活用语方面，“新南方”区域中很多青年作家也表现出用词直白、大胆、野性的特征，他们不避讳对秽物、死亡、性爱欲望的详细描写。“我赶快离开，担心爆炸的时候会有碎肉或者肝脏、肺一类的器官落在身上。也有可能是肠子里的屎。”宥予写主人公何小河对同事的厌恶时，使用了很多简单粗暴的语言，可以视作一类直接的情绪宣泄。还如《洞里的阿妈》，全篇围绕粪坑、蟑螂、厕所等肮脏之物展开描写，将生活中的家庭悲剧、琐碎烦恼、生存压力等转化为具象的“秽物”，粗鄙的语言似乎揭开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修饰，将其真实逼仄的一面彻底暴露。《女嗣》中“我”是家族里失败女性的范本，“我”的性欲旺盛，“跟月经一样，它也是从阴道里涌现的，但比月经频繁得多，两者是双胞胎姐妹，你捆着我，我绑着你，它是我一生的困扰”。直白描写性欲，直接袒露一个青年的失败与堕落。宥予在《撞空》中详细描写了何小河和田尚佳的初次性爱，青年男女自由地满足生理需求，身体交织在一起，但情感上却依旧冷漠自持。包括焦典在《野更那》中对热带雨林的刻画，“铁角蕨把每个缝隙都给填了，榕树像蟒蛇似的缠着棕榈的树干，杀气腾腾的”，野性的语言张力十足，充分展现南方植物原始的野蛮气息。还如路魆的《鸦肉店》，小说细腻地刻画鸦人的样貌，塑造怀着怪物的阿庆，语言猎奇吊诡，直白又颇具魔幻气息。这些野性的语言、冒犯的表述，直接彰显出作品具有解构传统、打破文体界限的美学含量，同时它们也意味着这些作家的创作更强调自我情绪的宣泄，这亦是青年作家的“青年性”之表现。

此外，南方城市经验也促使新南方作家积极融合新的媒介形式、探索新的叙事文体。典型如生活在中国香港的青年作家吟光，其《港漂记忆拼图》大胆尝试“分布式叙事”，主动融入数字媒介科技发展潮流。小说利用音乐、影像构建故事世界，各种媒介艺术以碎片化的形式充斥丰盈文字文本。还有王威廉、陈崇正、梁宝星等，都在借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等类型文学的文体形式，探索更具现实感、更有表现力，同时还可能更有读者市场的新型叙事形式。“以科幻的形式讲科幻故事”，文学的创新发展正需要青年作家的先锋探索精神，青年意味着不定型，意味着可以不断尝试、持续突破。科技与人文、信息与生活的融合态势不断扩张“青年写作”的内涵，视觉影音、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媒介的影响，不断扩展着文学创作、文艺形式的可能性。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新南方写作”，正以积极的心态拥抱技术、思考技术，技术的更新已成为助力“新南方作家”不断突破、持续创新的重要潜能和契机。

二、都市经验与“游荡者”形象

“青年性”的内涵可以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时代的“青年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表现为都市青年的“虚无感”。具有“新南方写作”特征的作家作品中，有很多青年“游荡者”，这正是表现“虚无感”的重要形象。21世纪以来，进入城市谋生的青年，逐渐体验到了城市的冷酷，滋生出普遍的迷茫感和虚无感。“游荡者”游荡的范围可以分为“地域间大尺度”与“城市中小尺度”两个维度。“大尺度”往往是“小尺度”的背景，更倾向于地方流动。而“小尺度”则是阐释的重点，更符合本雅明所提出的“游荡者”的概念。如《港漂记忆拼图》讲述了赵宁等从内地而来的港漂青年的故事，《撞空》的主角何小河是在广州谋生的河南人，《洞里的阿妈》中“我”离开马来西亚前往中国台湾留学生活。这些年轻人无不是阔别家乡，前往更繁华的大都市，又无一例外成为“身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的“游荡者”。跳出文本，青年作家本身即具有丰富的“游荡”经验。宥予同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何小河一样，是在广州专事写作的河南人。但他却更类似小说中的“苏铁”，是都市青年生活的观察者。而邓观杰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游荡”，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曾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小说总是聚焦于不同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流变，创设“双乡”文化空间。邓观杰本人也表达过关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困惑，这也成为他小说中青年寻找自我生命价值的意义出发点。

就“新南方写作”意义上的“游荡者”叙事来看，游荡的特征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获得表达：来处和去处。首先看青年的来处。“新南方”作家往往把笔下城市青年塑造为无根的底层，他们往往拥有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父亲缺席或处于边缘地位，是家庭悲剧的源头；母亲由被害者转为加害者，神经兮兮，不断释放焦虑与恐慌。《撞空》里何小河的前女友陈小港的父亲陈家贝家暴，母亲李芍药酗酒疯癫。面对母亲平静的死亡，陈小港固然悲伤，同时也有轻松的解脱感。《洞里的阿妈》中，“我”的童年充斥着冷漠的父亲和寻死觅活的母亲的争吵，以至于“我”成年后远远离开家乡。《弟弟的游戏》中，“我”的父亲不过问家事，母亲恶狠狠地诅咒“我”，溺爱痴呆的弟弟，“我”从小便致力于逃离自己的家。这些小说中，原生家庭的复杂冷漠消解了传统家庭的情感，“家”不再意味着情感归属地，不再是安放内心灵魂的居所。同时，因都市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文化的盛行，新一代青年更注重自我的需求，普遍是求“破”而不求“和”。在以上那些作品中，故事主人公身上几乎看不到乡愁，也不太在意“家”的作用。“如果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他一直在离开，从未停留，哪里还能称为故乡？”反乡愁、寻自由的个体叙事，解构了故乡和家的文化属性，抹去了青年人物的来处，使他们“游荡”在现代化大都市中。

再看青年的去处问题。在很多具有“新南方写作”品质的作品中，青年人物为了破局，往往选择出走，游荡在大都市，寻觅新的价值，也是寻找新的自我。“游荡”之路漫无边际，虚无主义的陷阱无处不在，青年很容易在压抑中放纵，甚至以放纵为新的方向。《海边的西西弗》中，面对突然而来的大摇晃，地球气温骤然上升，西央、林度、苏粒、秦双四个青年分别去往西边、南边、东边、北边，出走以寻求出路。然而事与愿违，林度、苏粒、秦双无功而返。小说虽是有着科幻背景的末日故事，却契合了当下青年价值信念逐渐崩塌的生存现实。四人的出走是在追问自我生命价值，当寻觅无果，他们转向放纵与游戏。“出走”往往是青年人解决眼下困境的唯一道路，如《昆虫坟场》中脆梨的离开。但“出走”不可能是故事的结局，离开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走上了漂泊之路。某种程度而言，执着于在游荡中寻找价值和人生依托，其实也相当于自甘沦落，此时，自主的停泊与超脱或许更易察觉新的价值和希望。

此外，在“新南方写作”群体中，很多青年作家笔下的“游荡者”形象，也成为探讨更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典型。《撞空》中何小河虽有着稳定的工作、同行的朋友，却始终游离于人群。公司、宿舍、前女友的家，甚至故乡，都不是能让他心灵停泊的港湾。他远离传统的生死观念、道德观念，最终自我放逐成为一名流浪汉。在《撞空》后记中，宥予写道：“在这篇小说里，我尝试呈现那些对世界、社会、情感、家庭、生活有新理解的年轻人。”表面上看，何小河从“游荡者”变成了“流浪汉”，又回归了都市青年在追寻人生意义时走向堕落的叙事思路。但宥予对何小河的刻画不局限于“自甘堕落”，其重点是要表现那些导致他人生走向失控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何小河在生活中撞了个空，选择成为流浪汉，背离现代社会所谓的“成功”，打破了青年人的都市生活想象。何小河在成为“流浪汉”的过程中，不断越矩，践踏自我，尝试摆脱这个意义已被各种社会话语规训的生活空间，走出世俗世界的、找不到生活真相的人生轨道。何小河的选择，是在质询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

“游荡”是断续的区位移动，具有停泊的不确切性，在叙事层面往往体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可看陈春成、邓观杰的小说，他们极善于用碎片化叙事来讲故事。于时间层面，《夜晚的潜水艇》《故事的废墟》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回溯型的叙事结构，使主人公既剥离又嵌合，便于悬念设置，又创造了独特的梦幻气息。《〈红楼梦〉弥撒》多个时间片段交织在一起，陈玄石甚至沉睡千年完成时间穿梭，时间完全以作者的意愿随意裁剪取用。于空间层面，《弟弟的游戏》里，陆续出现打字机、白犬、大火等其他故事中的元素，使得不同的故事空间在篇末交融，以内容的关联实现了形式框架的联合。《夜晚的潜水艇》中陈透纳创造了无数想象空间，这些空间呈点状分布，甚至可以与现实空间相拼接。时空破碎的叙事既是作家阐释时代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指向了人心的破碎。《港漂记忆拼图》中宋思文患上心因性失忆症，他四处游荡，最后又回到香港寻找记忆。每一处熟悉的地标都承载着一段回忆，断裂的记忆象征着四分五裂的精神空间。陈春成、吟光之外，还有很多“新南方写作”文本，都是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来刻画人物的心灵世界，这既突显艺术形式的实验色彩，也表现出人心世界的驳杂。无论是碎片的时间衔接，或是断续的空间转换，都是在具象化青年的灵魂主体，是以全新的艺术形式表现当代青年混沌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