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钟表的一生
作者: 曹军庆1
这户人家在这个无名村子的最北边,我背着双肩包,拐过竹林里一条落满腐叶的土路,走进村里,没什么人,门户都关闭着。我是个老年女人,名叫吴金芝,但我不会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现在是农闲时节,我出现在北方偏僻的乡下,怎么看也不会引起谁注意。寂寞的村子我不知道村名,遇到的人也不知道姓名,有三个孩子打开一间屋子,一个跟着一个从大门里面走出来。他们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大是个女孩,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跟在她后面,是男孩,三个孩子的脸上都挂着泪水。
“你们要迟到了。”我对那女孩说。
女孩望了我一眼:“他不让我们上学,他打我们。”他们刚出来的那扇门后面,有个男人露出一张浮肿的脸,男人看着他们出门了,又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那人是你们父亲吗?”我问道。
“他才不是,”女孩怨恨地说,“他是舅舅。”
“他为什么不让你们上学?”
“还不是没钱。”
“你爸呢?”
“我哪知道!”女孩愤怒地叫喊着。
“那你们的妈妈呢?”
“她生下我们就走了,就不管我们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读书?”
“只有读书,”女孩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往后才有机会离开这里。”
“你缠着我问这些干什么?”女孩拉着两个弟弟大声叫喊着,“快跑,我们每天都迟到。”
我敲开那扇门,开门的正是我刚刚见过的那男人,他长得很威武,但是正如那张浮肿的脸一样,他明显被消磨得很懦弱,像一块草皮。我没跟他多说话,随手从双肩包里拿出一沓钞票,也没数数,胡乱分成三份递给他。
“请让孩子们继续读书。”我说。
男人接过钱,眼里闪着难以置信的光芒,他用手指头仔细搓着钱,可能不太相信这钱是真钱,当他确认是真的,又开始害怕,担心钱里是不是隐藏着陷阱,是不是在陷害他,或者是不是要收买他干什么坏事。总之他很吃惊,百思不得其解,他嗫嚅着嘴唇说:“你为什么平白无故给我钱?”
“不为什么。”我转身走开,他沉思着目送我,我听到他在我身后拍打自己的脸庞,啪啪啪的响声是他需要证实,证实他是否遭遇了一场梦境。
我又往前走,在村子中央遇到个挑井水的女人,她个头矮小,不停地喘着,将两只水桶放在地上歇息。“你家里没有自来水吗?”我问她。她没回答我,我又问:“你家里没有打水的机井吗?”
“要是有,我还挑水吗?”
“家里就你一个人?”
“你是谁啊?”女人不耐烦地问道。
我把双肩包挪到前面,拉开拉链,拿出一沓钱递给她。“你拿着用吧。”没等她说话,我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这村子不大,不久就走过了整个村子,在进入另一个村子之前,我在山林里漫无目的地穿行。我不是旅行者,却必须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我背着的双肩包里装满了钱,我把这些钱分送给需要钱的穷人。
这时,我在山林里碰到了一场葬礼,举行葬礼的人来自另一个村子。
据抬棺的人跟我说,这是他们全村、全镇,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全县最凄凉的一场葬礼,总共只有三个人为死者送葬。他这么说倒不是心疼死者,而是心疼死者的母亲。死者是个五十几岁自杀而死的男子,他母亲是个七十多岁的盲人,盲人母亲随着另外两个人送她儿子入土为安,她一直哭着说,是她对不起儿子。跟我说话的人是抬棺人,实际上所谓的抬棺人也只有他一个,他抱着死者的骨灰盒,把它埋进墓穴,然后将浮土堆好。他坐在一旁抽烟,“那是我堂叔。”他对我说。他一定想找人说说话,所以才对我这个从没见过面的老女人不停地说着。死者的母亲还在哭泣,说她连累了儿子这一生,如果不是为了她,儿子早就远走高飞了,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我堂叔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说,“他会写歌词。”
我很惊讶,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小村子里,居然还有会写歌词的人。
他参加全国各地县里面、镇里面,或者某些风景区的歌词征文比赛,每年都有好多这一类征文比赛,还有一些文化节什么的征文比赛,他总能得上几个末等奖或优秀奖。看来这个抬棺人对堂叔相当熟悉。主办方给他寄来奖状,也有奖金,但是钱不是太多,每年的年末是他的丰收季,他遵循广种薄收的原则,把参加比赛当作创收来源,逢赛必参加。可是后来他得了一种病,一种不治之症,他是个孝子,害怕花钱。而且他性格刚烈,明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更不愿意为治不好的病花光给母亲养老送终的钱,便选择了自杀。
我给了盲人母亲一笔钱,比在前一个村子里给另外那些人的钱加起来都要多,虽然她看不见,我仍然希望她长寿。另外送葬的人,其中就有抬棺人,我也每个人给了些钱,一人一千,十张一百元的钞票。
那个抬棺人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你是个大善人。”
“我不是大善人。”
“那我可以这样告诉他母亲吗,就说这是堂叔生前得到的一个大奖,这会儿刚好送来了奖金,我能这样对那可怜的老妇人说吗?”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说,“等我离开了你再说吧。”
2
我还记得我们家,就像是个钟表装配作坊,在柳树镇我们家有三间平房,工作台上堆满了工具,堆满了各种零配件,正在组装电子手表的三个人,分别是父亲、母亲和我。父亲和我是主要装配工,母亲在旁边敲边鼓打下手,她最兴奋,一直数个不停:“一二三四,看看再看看,你女儿装了五只,你才装了四只。”她在对着我父亲嚷嚷。装好一只电子表,交了货就能有十块钱收入,一只十块钱,十只就是一百块钱了,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十块钱一百块钱可不是小数字,我们家干得热火朝天。装配工艺很简单,一点也不复杂,将现成的零配件组装在一起就行了。劳动工具有电烙铁、试电笔、扳手、镊子等,都是电工、钟表维修工必须用到的东西,然后按图纸按工艺流程,将现成的零配件固定在各自位置上,一只漂亮的电子表就装配好了。电子表外表好看,洋气,走时又准,分秒不差,关键是上面还有个按钮,将按钮按下去,就可以录音了。所以这款电子表既是钟表又是录音器,适合记者采访,适合学徒工记录师父传授祖传秘技,年轻人也可以戴在手上玩。我看着就喜欢,这样劳动能挣钱,也快乐。拿着试电笔、镊子干活,让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在组装台上工作的装配工人,而不是拿着锄头、镰刀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我想象自己在无尘车间劳动,想象这种劳动能为全家带来富裕,高兴得哼起了曲子。这还是第一批活,我拿回了五千只,按每只十元计算,第一批活干完,我们家就能挣到五万块钱。账很好算,最简单的乘法。交完货,我还可以再接活,只要肯干,反正有干不完的活,未来多么美好,我不能不唱歌,我们家从此将变得富有。
母亲说:“吴金芝昨天做了六十五只,今天加把劲,估计能做八十只。”
父亲说:“我加个班,晚上再多做两个小时,就算不能完成一百只,肯定也能做到五六十只。”
母亲讥讽地笑了笑:“我信你。”她对着我撇了撇嘴,拿着我们做好的成品电子表,左看看右看看,怎么也看不够。戴在手腕上,没有秒针,听不到嘀嗒嘀嗒钟表的声音,只有阿拉伯数字在屏幕上闪现。
“比机械表漂亮。”
“那当然,先进多了,不仅是电子表,还是电子智能表,比所有机械表都先进。”
按我和父亲的进度,五千只电子表装配完毕只需三四十天时间,根本要不了两个月,一个多月就能挣到五万块钱,实在太神奇了。
母亲讨好我们说:“我做不了别的,负责搞好后勤,让你们吃好,有力气工作。”说着她端来两碗鱼汤,一碗递给我,一碗递给父亲。
我们哧溜溜喝着鱼汤,父亲说:“账算起来蛮喜人,可是,简直不像是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我戴着手套,拿试电笔敲打着电烙铁说,“这哪一件是假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工具,都是货真价实的配件,做出来的都是商品,还有白纸黑字签订的合同,哪一件是假的?”我把跟环宇公司签订的来料加工合同也拿出来,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念着上面的文字,“商品一旦验收合格,公司将返还原材料押金五万元整,并按每只电子表加工费十元的价格,立即支付加工费五万元,两项合计十万元整。”
这可是有法律依据的合同,盖着红彤彤的章子,谁也不能乱来,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母亲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全家不再有任何怀疑。
阮德胜曾经是柳树镇的天才,我俩在一个班念高中,我跟他是同桌。他是天才。这还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因为他有过目不忘的天分,其他老师也认为他是天才,在我们这所高中里,他是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考上,那个人一定是阮德胜,这是所有师生的共识。我不行,我不是读书那块料,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和阮德胜的命运将有天壤之别。他会上大学,进入城市,而我只能留在柳树镇,但这不影响我从心底祝福他。阮德胜没有父亲,跟母亲相依为命,奇怪的是阮德胜在高考前两天突然神经错乱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出乎所有人意料。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绷得太紧了,再没有别的解释。最先发现他不对劲的恰恰是我,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我,对着我傻笑,我以为他对我有什么想法,这个书呆子,实际上我心里头还暗自有些受用。后来才发现不对头,他课上课下老这样,肯定就说不过去了,我便问他:“你怎么了?”
“没怎么。”他回答说,还是那样看着我,还是那样傻笑。
语文老师也发现他不对劲,找他谈话,他对着语文老师笑。校长找他谈话,他对着校长笑,除了傻笑,什么话也不说,一动不动地瞅着别人。校方赶紧把他送医院,医院也查不清原因,马上就要高考了,只能先安排他回家,他那种情况已经不能参加高考了,阮德胜母亲大哭了一场。
高考结束,我们这所高中竟剃了光头,一个人也没考上。校长和老师心中是有些怨恨阮德胜的,可是也没办法,毕竟他神经错乱了,这不是他的错,校方称,如果他恢复了健康,学校欢迎他回来复读,重新参加高考。
阮德胜好像清醒一些了,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疯子,尽管他在其他方面仍然糊涂,可是关于时间这一块,他又天赋异禀。他向人描述说,他的脑子现在变得像是一块钟表,“你能想象吗,”他逢人就说,“我的脖子上顶着的不是脑袋,而是一块脑袋形状的钟表。”他能清楚听到自己脑子里嘀嗒走动的声音。分分秒秒,无论每天哪个时候,他不看钟表,都能准确说出那个时候的北京时间,精确到秒,分毫不差。在好多人看来,那同样是一种天才,即使发疯了,也是一种天才。这说明他的脑子跟常人的不一样,一个人的脑子能成为钟表,一定非同小可,那些嘀嗒走动的声音,那些表盘上的数字,会刻在他脑子里的哪个地方呢,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可没办法钻进他脑子里去看一看。出于这个缘故,阮德胜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修理钟表,这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他在街头摆了个钟表修理摊,以此为生。他弄了个带玻璃柜的木头台子,每天坐在木台子后面修理钟表,收入虽然微薄,也能养家糊口。阮德胜的摊位离我们家很近,他的家在镇子西边,靠近农田和菜地,他母亲老早以前就在那里搭了个木棚子,还在那里种了几块菜地。他有时候口渴了,会到我家里来倒杯水喝,那还是在我们家组装电子表之前,后来我想,等我发迹了,也可以带着他一起做这个生意,或者我也可以养活他,就让他继续修理钟表。这都是我埋在心里的小算盘,我当时没告诉任何人。
他又走进来喝水,我对他说:“你看看我们家,都快成钟表世界了。”
阮德胜晕了似的就像驴推磨似的——围着我们的工作台转来转去,他突然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喊大叫,眼神和脸庞异常惊恐。“你们在做什么?怎么屋子里躺着这么多钟表的尸体?”他脸色发白,“你们为什么要干掉它们?这些凌乱的、错误百出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还有这么多钟表的尸身骸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阮德胜又发疯了,这些正在装配的电子表刺激了他那钟表一样的大脑,让他一时间再次陷入了混乱。我试图安慰他,“我们在工作,”我告诉他,“这是来料加工。”我拿起一只刚装配好的电子表递给阮德胜,“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组装好的电子表,它看上去多么漂亮啊。”
阮德胜愈加惊恐,就像他拿在手上的电子表是块炭火。“错乱,彻底错乱了。”他把电子表举过头顶,然后往地上重重砸去,我听到了碎裂的声音。
父亲说:“你怎么能砸我们的电子表?”
“这不是什么电子表,这是废品,是垃圾,里面的时间是错误的,混乱不堪,全都是不对的。”说着,他惊厥倒地。
阮德胜母亲从柳树镇西边赶来,专门为他送来了萝卜白菜鸡蛋汤,我们扶起他,喂他喝了几口汤,他才幽幽醒转过来。“各种声音在我脑子里吵架,争吵不休,我被吵糊涂了。”他辩解说,说完跟随他那衰老的母亲回去了。他母亲个头矮小,慈眉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