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百态而城市坚固

宋阿曼：冯娜你好，很愉快用这样的方式展开我们的第一次对话。这也是当代生活的一种交往形态标本：现实中不曾谋面，却有人物画像，甚至有种熟悉感。作为简中区互联网居民，人们习惯第一时间用互联网人物画像去认识新人，通过这种印象来完成内心备注。我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千禧年之后出生的人应该更习惯这种方式，他们的互联网思维可能已经是某种无意识的生活常识。这样的镜头下，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几乎已经同等重要，现实的区域已经边界模糊，（全球意义上）人们共享同等的资讯，玩同样的游戏，追同样的影视剧和明星，去同样的旅游目的地打卡，人们经由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和享用程度不同而划分出精神性的“同温层”，而逐渐对现实中标注性的划分丧失了兴趣，想象中的共同体已经松动，不再有群体性绝对统一的认知。如此，讨论地域性问题也充满干扰性因素。你是哪里人，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哪里读书，也无法准确产生画像。在网络普及之前，地域性趋同明显，不同区域的人的确有着非常明显的习性特质，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以省份为划分的外号，那些生动的外号代表了一个地域的共性，有本省内部视角，有些是外部视角，其中也不乏“地图炮”和“刻板印象”。对比干巴巴的划分，描述性的语言反而能引起人们对地域的想象与联想，比如，我出生在海滨城市，我在一个古镇上班，我在山区读的大学，我在戈壁滩做田野调查，我的父亲是渔民，我的爱人在国土边界收玉石……这样的描述都指向一个理性与感性相对均衡的想象凭借物：地理与风物。我们不妨就谈谈这个话题。

写作者有一个获益之处，因为要写作，不得不始终注视着自己，可以不断发现自己的变化和对事物理解的变化。我出生在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现华亭市），平凉市在甘肃东部，如果你有兴致，可以展开一张中国地图，你会发现甘肃东西狭长，像一个哑铃，最窄的地方南北只有近25公里，对，这个最窄的地方就是我出生之地，往北走走到了宁夏，往南走走就到了陕西。有人专门研究我国的三省交界之地，称之为“坐一望三”，我觉得很准确。我小时候，那种“飞地”感尤为明显，我们的语言、饮食、民俗、亲缘关系、文化生活等很难说清是受了哪个省的影响。我小时候，大多数人没有去过省会兰州，因为离得远，人们旅游或者求医看病会去就近的省会城市西安，想要更新居住条件的人就去宝鸡买房，显然和西安的地缘人情更亲，但再怎么亲，就算车牌挂着陕C，也不会自我认同成陕西人（笑）。但慢慢地，随着交通和信息的便利，行政区域划分好像不重要了，人们也不会专程去阐述这个区域多么特殊（我小时候去夏令营就一定要给问我是哪里人的小朋友展开讲讲）。关山（六盘山支脉）、泾河（渭河的最大支流，“泾渭分明”的“泾”）、秦腔、曲子戏（地方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煤矿（全国14大产煤基地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勘测，从私人小作坊到年核定产能2200万吨的大型国企）反而变成了具体的描述对象。后来，我去天津和西安读书，再到北京工作，印象深刻的也都是一些具体的事物，比如渤海湾、东疆港、锅巴菜，天津话的哏儿，比如西安的城墙、终南山、泡馍、临潼石榴。凡有体会，我都会经由这些具体的地理、风物和人情抽象出一座想象中的城市以及居民性格。

再来单独说说北京。我12岁第一次来北京夏令营，再来是18岁，中间几次往返，然后到26岁来北京生活，落户、定居，变成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北京人。不同阶段，我对北京的感受与理解都不一样，作为游客和作为居民的体验就更不同，北京最初对我产生的吸引也很有趣：北京话和街头小馆子。北京话和北京人的性格是一体的，直爽，只要我乐意怎么着都行，还夹杂着点儿幽默的挑衅。“怎么着都行”这种劲儿其实很难得。有些第一次来北京想看看帝都气派的人，会觉得大街上、地铁上的人怎么都穿得这么随便，吃的嘛，也不那么讲究，还不如小城市的人精致。这是北京日常生活的特质之一，居民们很少会为别人怎么看而装扮，尤其是在东西城，穿着背心坐街头小馆子里吃饭的人里，分不出有产没产，朴素就像一道隐形外衣，能让人收获一点轻松。这种气质很有感染力，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包括一些外国友人，住的时间一久也会深受影响。

北京太复杂了，不同群体眼中的北京应该都不相同吧。在北京谋生的外来劳动者很辛苦，我过去常在立水桥附近见到许多背着移动行李的日结工，他们聚集在一起，身前的牌子上写着自己的技能，等待用人公司来现场挑选。有人在CBD遛狗，有人风餐露宿，有红墙黄瓦，也有民建的群租房，都是北京。这也只是一个切面，在这些劳动者眼中，北京只是一个大型用人单位，他们回到故乡应该才是进入真正的生活。现在的北京也在变化，更多是作为首都的存在，我对这座城市也会变换不同视角去观察。我和朋友常去一些地方散步，比如通惠河、角楼、运河公园、北新桥附近，还有北京近郊的山，但就像歌里唱的“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我去到这些地方，不会像对家乡的河流与山林那样产生出心灵层面的“属于感”，毕竟在北京，私人感在退去，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全国人民的。对写作者而言，这种情感层面的距离感反而是好事，让我可以进出其中，去感受不同的人。我在《李垂青，2001》《西皮流水》《领灯》《贤良》《白噪音》等小说中都写过生活或者曾经生活在北京的人，人情百态而城市坚固，我肯定还会继续书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毕竟，“坐一望三”是开阔的，要是能“坐一望百”就更好了。

冯娜：阿曼你好！很高兴我们也在“电子纸”上相遇了，虽然我们相识多年、神交已久，但依然没有“奔现”——这不得不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生活和新型社交，你提到的两个词“人物画像”和“想象中的共同体”，我觉得很好地概括了互联网中人们的“结识背景”和“聚合思路”。怎么说呢，互联网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看似没有障碍的沟通平台，让我们迅速地获取资源、进入每个人的“精神领地”，也让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构建和创造出自己的“人设”，并在各种“部落格”“共同体”中结识和自己心理预期、兴趣爱好相近的群体，就好比我认识的好几个星座爱好者加入了一些星象小组，航天爱好者有自己的“小宇宙”，影视爱好者也有自己的“圈子”。你所说的边界模糊的互联网社会确实消弭了现实生活中的空间感和地理性，但它更有可能让人们的“画像”变得刻板、随意和圈层化。所以，各个圈层中的“共同体”确实只是想象中的，并不存在一种“同一性”，比起现实中的社交链接，互联网的“画像”更容易被修改和混同。比起互联网世界的看似没有边界，现实中的地域可能更让我们产生“依存感”，就像你说的，我们在描述一个人的存在时，我们必然会依赖一种“在地”的实感，海滨、古镇、戈壁——这些词语本身已经包含了地理、风物，乃至生存故事和生活情态。这是互联网的精神认同无法取代的现实质感，即丰富的差异性。我们渴望被群体认同，更希望自己具有独特性；我们也愿意了解陌生的地理风物，同时也被它们所塑造。互联网是一种扁平状的信息交织，而现实中的地理风物更具细节、肌理、随时间而来的物理和精神沉积物，它们就是这么直接又深邃、沉甸甸的，让我们不可不流连。你说呢？

跟随你关于甘肃平凉的描述我好像回到了你的家乡——一个我印象之外的甘肃城市。我早先到过甘肃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城镇、山区，确实未了解过甘肃还有这样一块特别的“飞地”——看吧，一个写作者的地理书写是如此必要，因为即使在互联网上驰车，我们也无法穷尽所有地域的风物和细部，更何况那些扎实生活背后的宝藏，如你介绍的历史、山川、特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我想写作者的工作也是要在被地图、互联网所抽象出的世界中重新让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生活、一个故事、一种梦景变得具体、温热、切实可感。就像你说到西安城墙，这是北方人熟悉的风物，对我这样的南方人而言，在触抚那些古城墙的石块之前，它们只停留在书本和历史的修辞之中。但我们知道“产能2200万吨”这样的抽象背后是无数人的艰苦劳作，是开采者日夜不歇的勘探和挖掘，是无数辆卡车往全国各地搬运；也是我们经常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矿工、“煤矿老板”的形象。在如今这个“失去象征”的世界，我认为落实具体比抽象更难，因为我们习惯了符号化、标签化、图像化的便利和简单。具体是需要生命的真实的，它没办法偷懒，见过听过和亲手摸过就是有区别。对于书写者更大的挑战是摸过还要能够用文学的真实来讲述，我想作为小说家应该深刻体会过这种被“具体”所折磨和激励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你的“飞地”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呢，“坐一望三”便是颇具文学性的稀缺资源了。

与你的大西北对应的我的家乡，地处西南高地的云南又是另一种风格和况味。由于地理的垂直型气候，让云南的地理气候非常多样，比如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终年不化的梅里雪山、玉龙雪山、炎热的金沙江河谷气候、山区的高寒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人们的生活风貌大相径庭。我曾经有一首诗叫作《云南的声响》，里面写“在云南，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这绝非诗意的夸张，而是客观描述了云南多民族杂居聚居的真实生活——我们的家乡给予我们的馈赠就说来话长了，就此打住。倒是我们俩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成年后，从家乡到中国的一线城市长期生活，我想这种具有参照性的经历对写作者而言，也很有益，你觉得呢？

我曾在你的小说中体验到了北京对你的影响，这次对话更是感受到了你对北京的爱和融入。大概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我在北京短暂寓居，多年来，出于各种原因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两地，我观看北京的视角是一个来自中国南方的“他者”，所以我听你说起北京话、小馆子、很随意的吃住行，觉得很有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很想亲近，但又觉得那不是我的北京。我所体验到的北京可能还是一个过客的风景——玉渊潭夜晚的樱花、心理建设很久才出门赴约的老远的饭局、天空透亮的秋天、南方没有的金黄色落叶……我对北方的爱实在太表面、太缺乏生活的锻造，如同一个快速浏览的读者。所以啊，像我这样的异乡读者十分需要你们这样的小说家，为我们写下“坐一望百”的北方故事。

然而，我也深知一个人对他熟悉又陌生的地理一遍遍再造是多么艰辛，它包含着我们内心的热望、失落、梦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和我们一样生存在此地的人抱持恳切的关注。我看到你的小说有很多这样的努力，让我们了解那些流水一样的人在动荡又稳如磐石的城市中跌宕、奔忙、扎根。有一次，我和家人探访了广州大名鼎鼎的城中村——天河石牌村，这个村林立着无数“握手楼”，这些楼里的房间密密麻麻挤攒在一起，见不到天光，却是很多都市劳动者夜晚的居所。更让你想象不到的是，沿着那些摩肩擦背才能通过的楼道，往大路方向走几十米便是广州市区最繁华的街区之一，这里是科技产品的汇集地，光鲜亮丽的写字楼将车水马龙围在了另一个空间。我想这些地理空间，是写作者最在意的、具体的故事发生地。虽然它只是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的一个截面，和你的北京截面一样，但它们依然通向人类“回家”的路。当然，作为写作者，我们的精神地理也必须远远超越我们所生活过、体察过的地域去探寻我们写作的可能性。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互联网确实为我们展示了新时代的恢宏浪潮，我们随着潮汐获得了更高远、新奇、开阔的视界，同时也了解了更复杂、多元的人类生活形态。人类创造了互联网，同样也被其塑造、规训；就像地域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有时要像原住民一样投入，有时也要像过客一样保持警惕。

我期待你的“坐一望百”，甚至“坐一望万”，并以此与你共勉——对于写作之道，我们还如此年轻（笑）；就像一个城市，几百年对它而言，仿佛互联网上的一个短片。但这个短片凝结了创作者的心神，你我都在其中。

宋阿曼：这样的交流真好。云南和广东我多次去过，两个省份都在南方，但一东一西给人的感受很是不同，我们以后见面再详谈。不知道你的写作生涯是否有这样的阶段，这也是我注意到自己的一个变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比较抗拒一些标签化的归类，比如地域、民族、性别，总想把写作放在一片“公海”上，试图去写出普遍性的洞察和真理；慢慢地，事情发生了变化，如今我反而会格外珍视这种客观真实，会去主动拥抱自身的特殊性，原来以为是桎梏的部分反而带来了丰富的感受力。人工智能发展到当下的程度，人的身体和感受尤其值得珍重，如何准确地表达、准确地提问或者说如何准确地输入指令，都指向了写作能力。无论是文生图还是文生视频，成果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输入的内容是否细致、具体，是否足够有个人独特的体验和审美。这其实和古典意义上文学写作的内涵完全一致。

之所以在前面和你谈论几座城市给我的感受，是我逐渐承认，人的确会带着城市与风土的烙印，但没有人能将城市完全破解，在这里几乎没有普遍的洞察。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在当下的信息洪水中常常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用来抵御虚无的，恰恰是个人视角的创造，是文字中的人每一下的心跳。正如你所说，作品安放着无数的心神，我们要互相勉励，保护个性和创造性，好好生活，好好写作。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诗，“我愿与你一起巡夜并将灯点亮”。

冯娜：你说的“标签化”情形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有很多相似的处境。很长一段时间会看到很多人解读我的诗歌用的都是“女性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等切入口。我想要精确、全景式地理解他人（或作品）是不容易的；“标签”和片段的“抽象”是我们在描述一个事物时最易于掌握的方式吧，所以也能理解这种局限和困难。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他者的“凝视”和“定义”已经不太在意，也许就像你说的，我们必须跨入某块“公海”。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已经高速崛起的现代，写作者面对的困境是更多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空间都将日趋复杂和繁芜，绝非一些窄化的标签可以描述。个体的经验展示出的独特性也让我们珍视，所以近年我们也会关注到很多“素人写作”，也就是这些写作者来自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他们曾经从未拿起过笔、成为一个写作者。而今，借助互联网，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表达链接一片陆地。由此可见，无论技术和时代如何进步，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很多东西是不变的，我们的爱、渴望、追索、幻灭等都可以从古典审美中映照出相似的光彩。

另一个层面上，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创造似乎在信息、历史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无数个个体就会汇成难以忽略的潮汐。“我愿与你一起巡夜并将灯点亮”，这也许就是一代代写作者心灵之星，我们依然相信并盼望。我也想起了诗人希尔达·杜丽特尔的一句诗，“当所有别的星摇摇欲坠，忽明忽灭/你的星却钢铸般一动不动，独自赴约”。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