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背后，我们总归有要守住的寂寞

唐诗人：李壮兄好，感谢支持《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我们这期是2024年度最后一期的“南北对谈”，同时也是自2022年开栏以来的最后一期。因为您对中国当下文坛的状况有很全面的了解，也长期关注南方的文学，所以特邀您来帮我们完成这篇带有“总结”意味的对话。这个总结，首先是对《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的总体印象、评价。2022年，我们围绕“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从多个维度、多类题材视角展开讨论；2023年，栏目对“新南方写作”的版图进行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扫描，邀请“新南方”不同省域、地区的作家、评论家开展对谈，同时对这些地域近几年的创作情况进行一个扫描观察；2024年，我们以“南北对谈”和“新南方写作”关键词的形式，让南北方的作家与作家、评论家与评论家对话讨论文学的“南北”问题，同时组织人员梳理阐述了“新南方写作”的关键词。这三年下来，我们的讨论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当然，出于各种原因，也有很多遗憾，诸多问题也只能是点到为止。同时，因为《广州文艺》是文学类刊物，非学术类的核心期刊，发表在这个栏目里的文章普遍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您作为当下最为活跃的批评家之一，关注文坛新现象，也熟悉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您对《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这三年来的探讨有怎样的观感，直言就好。

李 壮：诗人兄好！真的非常荣幸，你能够邀请我来做《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栏目的这期最后的、带有“总结”意味的对话。我确实一直都有关注《广州文艺》的“新南方论坛”栏目，这档栏目做了三年，三年啊，在今天这个年代、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可能谈一场恋爱都很难坚持到三年吧！所以这个栏目这样一路用心地做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并且在我个人看来，这档持续三年的栏目，已可以说是建构起了自己的品牌和意义——这种意义既体现于栏目话题对文学现场的参与，亦必然会在材料学乃至文学史的意义上有所实现。

同样荣幸的是，我并不仅仅是在此刻才介入这一栏目，2022年时我就受诗人兄邀约，为这一栏目写过文章。并且我的参与方式也并不局限于撰稿投文章。我特意查了咱们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2023年7月3日20：36，我看到了《广州文艺》微信公众号对《阿乙&唐诗人：南方的县城比较现实》这篇文章的推送，当时我刚刚下班、正在地铁站台等车，一口气读完了便跟你微信聊了起来。当时聊到了县城经验的特定“时空经验体”话题。

之所以说起这些，其一是想表达，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栏目，算是一位热心读者。其二也是回应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注度实现”的话题。你提到《广州文艺》是综合性的文学期刊，而非学术C刊，因此担心栏目文章不容易得到关注。这当然不是无根据的担心，从学术生产链条的角度上讲，把理论性栏目操办在文学类刊物上，确实会费更多劲、吃一些亏，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后续研究者在做论文引用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下意识地优先关注发表在学术类核心期刊上的成果。这种劣势和遗憾无须讳言。但另一方面我也会觉得，《广州文艺》作为一本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它的读者受众面更广，给栏目策划者留下的空间也更大——比如，你可以更有创意地去张罗话题、组织文章，参与者也大可不必把文学都写成令人头大的“核刊体”“学术八股”。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在当了一整天文学牛马、大晚上在地铁站等车的时候，多半已不会有勇气在手机上读关于县城文学的“核刊体论文”，但对于翻翻唐诗人和阿乙如何对聊江西县城的人情生态和婚配制度，我是很有兴致的。换言之，正因为没有那么“核心”、没有那么“严格”，这个栏目有可能获得更丰富的文体形态、更宽阔的传播可能；在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生产系统之外，这个栏目其实还面向着更广义的读者、更现场化的文学话语场。这难道不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吗？甚至，所谓没有那么“核心”、没有那么“严格”，这不恰恰是“新南方写作”被重视、被寄予希望的极根本的原因吗？

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说栏目本身。这次我也根据诗人兄提供给我的材料，系统地回顾了一遍三年来这一栏目的文章。如问我的观感，我觉得最主要有两个感受：一是话题很全面，二是形态很生动。话题的全面性，在2022年的文章里便已大致实现，关于“新南方写作”的一些重要理论向度，这一年的栏目已多有涉及，其中有多篇文章我都觉得很有水平和见地。此外，2023年相当于是按照省份地区，对“新南方写作”进行了地理地图性质的扫描综述，这也是一种材料意义上的全面。而形态的生动性，我觉得在2024年的栏目设计中体现得特别好。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关键词”性质的组稿思路。这里面有些关键词，从学术话语的视角看，好像很不学术，甚至“很不靠谱”，比如“潮湿感”。但恰恰是这种看似“不靠谱”的关键词，我觉得是特别的具体，也特别的生动准确：它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一定是有所指、及“新南方”之物甚至直接关联身体的，它不容易虚化，不容易迅速滑入陈词滥调的话语腐败之中。反倒是栏目中另外一些看起来特别正经的关键词，比如“青年性”“先锋性”之类，谈着谈着就容易“虚”、“对位”比较牵强，偶尔会陷入一种“神采奕奕的重复”或“空无一物的正确”之中。总体来说，我经常能在这三年的栏目中，读到那种“有效的不靠谱”。这就是我所指的生动。包括栏目有意识地使作家和评论家间杂出现、甚至彼此对话，经常是上一页还是评论家在引经据典、展开理论阐释，下一页就是作家在大谈“我”的写作体会。这也很“不靠谱”，但常常非常生动、非常有效。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做法。我们今天的文学话语，问题往往出在“太正常”“太整齐”。样貌参差一点、画风生动一点，我们这个话语场大概会活跃得多。我一直觉得杨庆祥教授所说的“临界”“杂糅”是“新南方写作”最有价值的特征点位，也是一样道理。

唐诗人：“新南方写作”讨论了好几年，但这个“概念”始终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它没有办法像“新东北文学”那样在作家、风格等方面获得清晰的边界感，这也是很多人讨论“新南方写作”时都会发出的感慨，可思来想去我们似乎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新南方写作”，“新”在何处？何处是“南方”？这一系列问题，都没能形成定论。针对这种模糊性，有很多解释，既有学者表示疑惑、遗憾，也有学者觉得这恰恰就是“新南方写作”的魅力。我更倾向于后者，或者说我特别不希望“新南方写作”成为一个边界清晰、内涵固定的概念，它应该是召唤性的、开放性的概念，是希望生活在广阔的南方地域的作家们去求新求变。但我又感觉这个概念如果没有边界，就很容易被泛化、庸俗化，被各种各样的“南方写作”套用，最终变成了“在南方写作”，如此也就没有了“新”意，我们所希望的“新”也就被“旧”瓦解掉了，成了“装旧酒”的“新瓶子”，如此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在主持这个栏目时，一直苦恼于此，不知兄有没有好的意见、阐释。

李 壮：诗人兄这个问题，其实是直接指向了“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本身，有些“请循其本”的意思。这特别重要。任何严肃的、以被长久使用为野心的文学概念，最终都要“循其本”，这个“本”也都要立得住。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瞎飞乱扯的人，但在面对文学概念问题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严肃和清晰。所以我先说我的核心观点：

第一，关于我的直观立场。就当下而言，我与你的倾向一样，觉得“新南方写作”不妨保持概念上的开放和不确定。换言之，可以做灵活的理解和阐释，定论可以慢慢形成。但从长远看，我觉得清晰边界和相对固定内涵的确定，在未来仍是必要的。再做总结就是：当下“能指”要生长，未来“所指”须确凿。

第二，我个人对“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基本的发生学理解。我觉得，“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既是“命名”，也是“发明”。它透着焦虑，带着可能，藏着风险。

接下来我具体展开说这两个层面。先说立场层面。我支持以“先自然开放、再自然闭合”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为什么要先自然开放？因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场域生态，本身就是流动、交杂、边界游移的。如果一开始就把边界和内涵限定得太死，就很容易在一种虚假的本质化幻觉中，使自身陷入大量的实操悖论。比如说，我们用“海洋性”来讨论“新南方写作”，“新南方”确实充满海洋色彩，但“海洋性”本身是不排他的。浙江南部的沿海地带，跟福建沿海，会有特别本质性的差异吗？说得更加极端一点，我是青岛人，青岛的海洋性就没有广义的“新南方性”吗？广东的海洋连接着世界，它在历史和文化视域内都具有窗口和飞地色彩，这之于“新南方”话题来说特别典型，咱们栏目中刘欣玥谈林棹《潮汐图》的那篇文章里已有详尽分析，我觉得谈得特别好，也很扎实。然后问题来了，我今天下午刚刚读了一篇历史类的文章，里面提到，晚清覆灭后，许多清末的封疆大吏及权贵人物，都是跑去青岛蛰伏安身。为什么？因为青岛也是那时候的沿海的历史文化飞地啊！它也是中国版图上一块通过海洋而嵌套在全球体系内的特殊存在。青岛在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形象和故事底色，不是也很“广州”吗？我当然不认为青岛能跟“新南方写作”扯上什么关系，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边界内涵限定得太死，就很容易陷入这种“逻辑不排他”的悖论困境，别人会很容易举例子反驳，甚至找漏洞抬杠。即便不考虑“拿青岛抬杠”这种极端情形，有些合情合理的实际难题也确实是会出现的。以现在通行的边界讲，广西属于新南方，湖南可以存疑。那么田耳怎么算？他出身湘西，现在算是广西作家，那么他在广西写的湖南题材作品，你算不算“新南方写作”？而且说到“临界性”，说到风物和人文性格的特殊性，说到对大一统中心话语及其文化想象的“离心力”（这是我自己在多篇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文章中反复提及的话题），云贵川地区怎么算？同样都是吃火锅，文昌打边炉的异质性和地方性格，跟重庆洞子火锅文化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新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跟云贵川的“茶马古道”，在“临界”上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些话题都有讨论和阐释的空间，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自圆其说，但无论如何，其答案恐怕都不容易“绝对”。因此在明确概念核心部位的稳定，然后在边界处保持相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实是有必要的。但如果从更加长远的文学史层面看，“自圆其说”，最后还是要争取“公认其说”。这种被“公认”的“说”，一是边界，二是基本内涵特征。就“边界”讲，云贵川到底算不算“新南方”，包括咱们栏目里涉及的江西、湖南算不算，都还是要有一个大致的定论，不然这个概念就会显得不严肃。就“内涵特征”来讲，杨庆祥教授提出的“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四方面理想特质，以及我们现有的各种补充，目前在发生学层面上已经立得住，但要最终成为可长久使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调整。我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杨庆祥教授的四大关键词，“地理性”“海洋性”二者的并置，在逻辑上就容易被指摘，因为海洋本身也是地理元素之一种；至于“经典性”这么大的词，似乎也不能跟前三者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并置——我当然知道，杨庆祥教授实际的阐释并不只是针对字面含义，我也绝对不是在批评他对“新南方写作”理想特质的概括界定；我是想说，如果未来真要写入文学史或文学词典，我们的表述和阐释是不是还应当更全面严谨、更经得起推敲？这便是一个“闭合”的过程，它或许要耗时很久，但总归应当完成。

至于发生学理解的层面，我就简单说吧。“新南方写作”是“命名”，是说这一概念当然有诸多文本支持，它首先是对目前写作实践实绩的一种归纳和指认。具体的作家作品，专栏的文章所涉已经够多，有兴趣的读者随手一翻便知。而说它又是“发明”，是因为我觉得，不可也不必否认的一点是，“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比创作走得靠前、走得显眼。这不是“概念先行”，但如果说“理论先行”，似乎也说得通且并不丢人。从最早先的时候，陈培浩就说过，“应该说，‘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现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历史的概念”（陈培浩《主持人语：“新南方写作”及其可能性》，《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8期）。我一直觉得，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新南方写作”是理论走在前面。“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从青萍之末就开始说，并没有背叛风，而只能说明我们敏锐。但这确实暗示了一个问题：“新南方写作”真正的大文本还没出现。同样是挂着“地域”的名头，为什么当年“陕军东征”的说法我们听着就特别理所当然？因为指涉的作家作品体量大啊，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是什么分量，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新南方写作”在这方面确实还有欠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再说“透着焦虑，带着可能，藏着风险”一句。所谓“透着焦虑”，其实好理解，我们当下的文学场域里，现象越来越少，潮流几乎没有，有影响力的新命名久难出现。所以“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能够引起这么多关注：大家憋太久了，再憋话语权和存在感都没了。好不容易出现这么一个有可能立得住的概念说法，当然不能放过。这就是“焦虑”，它跟文学的整体困境有关。绝不是说“新南方写作”是为了缓解焦虑而刻意制造出来的说法，我只是想说，透过这一概念，我们既能看到文学的发展，也能看到文学的困境。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所谓“带着可能”，是说我确实认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和写作中，充满各种值得关注的新质、新增长点，至少是新的话题角度。三年来，《广州文艺》专栏其实都是在围绕这些可能性做文章，里面大多数分析我都同意，在此我也就不多说了。至于“藏着风险”，其实诗人兄也提到了，就是容易被泛化和庸俗化。尤其是，容易在政绩思维和媒体宣传思维的支配下，出现各种“硬贴”“碰瓷”式的写作，最终把“新南方写作”变成一种肤浅喧闹的符号式存在。这当然不是“新南方写作”自身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警惕：树大招风，尤其是容易招不相干的滥风。风不会止，但树当静还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