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时性：空间想象与地域超越

近年来的“新南方写作”，不仅多书写南方的地理景观与风物，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性；更通过南方视角观照全球化的时空流变，构建起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文学空间，表现出清晰的“空时性”特征。“空时性”概念由法国地理批评学家韦斯特法尔提出，韦斯特法尔主张地理批评应从“作者中心”转向“地理中心”，不再将考察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处理地方、进行空间再现作为唯一的研究重点，而是让地方成为研究的中心，以动态研究的视角探讨文学作品中空间的塑造、移动与时间的互动关系。从地理批评学的角度进入当代文学研究，是如今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文学地域性的重要方法。“新南方写作”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直接相关，这里面有着复杂的“空时”关系。而在我们阅读“新南方”作家诸多作品时，也确实感受到他们在处理时间、空间以及文化地理等问题时，有着特别清晰的“空时性”特征。或许，以“空时性”来理解“新南方写作”，会是一个全新的视点。

一、历史想象的建构：叙事时间空间化

长久以来，时间被赋予线性向前的“进步”属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以及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历史的直线性逐渐被弱化乃至瓦解。韦斯特法尔认为，二战之后，“瞬间并非都汇聚到同一持续时间之内；没有了等级，持续时间可能会分裂；直线分解成一些直线；时间自此呈现出表面化”。而时间线性结构的解构也产生了时间性的空间化：“时间和空间承受着持久性的和地区性的断裂，严重的断裂。它们最终在共同的隐喻中重逢，变成一个点，一个碎块，一个残片，一种残留的几何……”在文学作品中，时空的革命被表现为叙事时间的空间化，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便通过空间的移动与转换表现时间的分岔与循环。近年的新南方小说，也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生活所发生的时空革命，在叙事上呈现出时间空间化的特征，这首先体现为历史的空间化书写。不论是描绘19世纪中西交会的通商史（林棹《潮汐图》），还是书写岭南沿海侨民的出洋史（陈崇正《归潮》、陈继明《平安批》、厚圃《拖神》、熊育群《金墟》、林森《唯水年轻》），抑或是讲述现代以来的家国发展史（林白《北流》、葛亮《燕食记》），这些新南方文学作品都将历史的行进灌注于空间的转换中。

新南方文学借助空间的流变处理历史的叙事方式，似乎与北方文学的历史叙事大相径庭，这或许与南北所处的地理面貌差异有关。北方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拥有辽阔的平原和盆地，为农耕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促使北方文化不断强化安土重迁的观念。因此，北方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多以线性形式展开，并往往局限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之内，如《白鹿原》《红高粱家族》等作品，都将宏观的国族史凝练于范围较小的家族史中。对新南方文学来说，作品需要处理的则是更加复杂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新南方区域在地理上天然具有封闭性，多山的环境阻碍了内外交流，但也因此催生出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新南方区域也拥有漫长蜿蜒的海岸线，促使了开放包容、勇于冒险的海洋文化、移民文化的生成。面对一个幽僻与开放共生、多元秩序并存、富有矛盾性的空间，新南方文学的历史书写与北方文学相比，自然更加具有地理绘图意识。

文学所描绘的地理景观是一种建构想象的方式，新南方文学的历史空间化书写正是对历史的重新言说。新南方区域自古以来便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游离于权威话语之外，而“新南方写作”将历史的视野拓展到南方以南，连接起南方与北方、边缘与中央，提供了重审历史的新南方视角。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便以大唐天宝年间为背景，讲述长安小吏李善德为杨贵妃送荔枝一事。借助荔枝这一岭南独有的风物，小说突破了向来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历史叙事，在长安与岭南的数次位移中，把南方以南的空间也纳入整体历史当中。马伯庸的近作《食南之徒》，则讲述了西汉时期的大汉使臣唐蒙在南越国、夜郎国（今岭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游历。随着唐蒙美食探索的深入，南方边陲之地的舆图不断绘就，以往不被关注的“新南方”地区也浮出历史地表，完整了大汉的地理版图。新南方文学将边缘的南方空间引入历史叙事，在呈现空间的共时性的同时，还原了历史的复调性，也带来了历史观的更新。

李德南有文章指出，新南方文学的创作出现了从国族史观向全球史观转换的趋势。这一历史视野的转换，在近年的“新南方写作”中恰恰是通过叙事中的空时性展现出来。如陈崇正的长篇小说《归潮》，以潮州碧河镇陈、林两家几代人的出洋与返乡历程为线索，勾连起了潮人远赴重洋“过番”与抗日救亡的百年家国史。小说始终在全球空间的转换中推动历史叙事：陈洪礼、林汉先、林阿娥一辈从潮州漂洋过海到达暹罗，在暹罗追随侨领羽先生从事抗日活动。此后，林汉先意外身亡，妻子林阿娥为护送其骨灰回到故里，带着女儿林雨果由暹罗归国，从云南一路跋涉回到潮州，途经纷乱的抗战前线，描绘了一幅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日的图景。此外，《归潮》还以“侨四代”陈乔峰、黄博琳等年轻人的眼光展开历史回望，在当代的全球化坐标轴中重新考量潮汕的传统地域文化，探讨了当代人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归潮》的叙事交织着纵横时空，小说中既缠绕着深厚的历史情怀以及对潮汕文化、人情的眷恋，也隐含着世界视野之下的现代化观念与传统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在这里，海外侨胞的抗日经历被汇入救亡史中，而潮汕的历史文化也不再仅仅属于地域、国族，更为世界所共有。

如果说《归潮》是在海内与海外的位移中向外拓展，在书写国族之外的新空间中回望并丰富本国族的历史，同样以侨乡为背景的《平安批》与《金墟》，则更通过塑造空间的多元性表现全球文化的交融。《平安批》与《金墟》分别描绘了近代时期的潮汕与开平的地方风貌，两地都是当时重要的港口，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在《平安批》中，汕头俨然是多国文化杂糅的国际化都市：“外国人的洋行多在小公园这一带，遍地是西式建筑，尖顶教堂、挂着中国灯笼的花园洋房。花旗银行、太古银号、福音医院和老妈宫、存善堂、伯公庙这些闪闪发光的潮式建筑混杂其间，使各自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势不两立。不过转眼一看，又觉得十分和谐，至少有一点两者极为相似，那就是过分的精心和过分的雕琢。”在同一空间中，异国宗教与本土信仰共生，西洋与潮汕传统的建筑和行业并存。而在《金墟》中，赤坎古镇的骑楼建筑群虽饱含异国情调，却也内隐着诸多中国文化元素，如“吉祥纹饰和卷草图案”“岭南佳果”等。赤坎古镇的街上，往往是“东边演奏西洋乐，西边又响起了八音锣鼓”。不论是潮汕或开平，这些地域都向世界敞开，全球的时空凝结于此，而新南方的地域流动，也成为世界性的流动。由此，“新南方写作”的空时想象建构打通了国族史与全球史的脉络，二者相互交融、并行不悖。

二、可能性的世界：时空的流动与越界

在“新南方写作”中，叙事时间的空间化特征往往以流动的形式展现。流动是时空的运动状态，其内在还隐含着韦斯特法尔所提出的“越界性”。“越界意味着打破精神的和物质的边界，进入边界彼处的未知空间，即一个新的可能性的世界。”林森的小说集《唯水年轻》，就收录了几篇集中探讨海与岸的关系的中篇小说，在海洋与陆地之间的流动与越界中发掘“南方蓬勃的陌生”：《唯水年轻》中的“我”在祖辈葬身于海的家庭悲剧阴霾下，依旧选择成为一名海底摄影师，沉迷于探索“海底龙宫”；《海里岸上》书写了两代渔民的生活变迁以及渔猎传统发生的转变；《心海图》讲述了海南文昌籍的船员方延在战乱中漂泊于海上多年，最终回归故里的经历。在林森的写作中，陆地与海洋往往形成镜像空间，彼此质地殊异却又互相照映。小说《唯水年轻》中的“海底龙宫”所指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因地震而沉入海底的村庄建筑，而“我”曾在拍摄“海底龙宫”的过程中提出：“以沙滩为中轴线，水下龙宫和岸上村子，是相互对称的。”海底与岸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称由此构成了时空交错的镜像关系，每一次海与岸之间的越界，也将引入彼此时间与空间的异质经验。《海里岸上》的叙事结构更是不断重复岸上与海里的比对，海里的传统渔猎生活与岸上的现代化发展相互交织、相互冲撞，也相互补充。杨庆祥指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海洋书写——关于海洋的书写和具有海洋性的书写都是缺席的。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即使有关海洋的书写，也基本是‘海岸书写’，即站在陆地上远眺海洋，而从未真正进入海洋的腹地。”与其说中国文学传统缺少的是海洋书写，不如说是一种流动性与越界性的匮乏。林森对海洋与陆地关系母题的反复书写，正照亮了新南方区域以流动与越界为常态的生存状态，而越界的结果所指向的则是人类生存方式、生存空间的可能性。

流动与越界所构筑的“可能性的世界”，既指涉着文学作品向外探索，触及新的地理空间层面，更意味着一种向内的反思与重新发现，是对地域特性及其潜在可能性的重新审视与挖掘。在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中，关于北流的地方叙事往往以李跃豆在火车上的回忆展开。对小说的主人公李跃豆来说，火车是从故乡北流通往大城市的出口，承载着她拓展生命地理空间的渴望；同时，火车在客观意义上流动于各地，但对身处其中的旅人来说，火车的内部时间却是相对静止的。空间的动态流动引入了多元异质经验，而时空之间的悖论性交织，则引领旅行者深入记忆的幽邃之处。火车的流动制造了一个时间与空间含混的边界地区，林白笔下的北流正嵌套于这个含混的空间当中，个人与家族、城与乡、地方与世界、现实与理想的边界都在这里模糊，并杂糅于北流这一载体当中。而李跃豆从故乡北流出走，前往香港工作，则构成了一次越界体验。在香港，她通过共通的语言——粤语，以及相似的岭南风物，如凤凰木、鸡蛋花等，不断唤起对故乡的记忆。这使得北流这一边缘小城不再局限于封闭的记忆框架内，而是随着李跃豆的游历，在异乡的映衬下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在流动中，李跃豆与外界产生了新的交互，不仅丰富了她的异地经验，也使得关于北流的记忆超越了单纯的“过去”范畴，融入了当下异地时空的印记，并在不断变化的时空背景下被重塑，从而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敞开。

在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体间的流动与越界行为变得日益频繁。这种个体的越界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跨越，更是精神维度的时空拓展。近年来的新南方文学也通过聚焦于游荡的个体，探讨其越界所带来的新的精神栖居的可能。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便反复地书写这一个体在游荡中越界的主题。陈春成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生活于现代的高压与巨变之中，面对现实生存时空的压缩，主人公们往往以精神漫游的方式，进入想象的时空，实现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跨越。在小说《夜晚的潜水艇》中，主人公陈透纳凭借想象力创造出了一艘潜水艇，虚构海洋中的漫游使其远离了世俗生活所要求的高考、工作、结婚的既定轨迹。《竹峰寺》中的“我”面对故乡的变迁、现代化的发展，失落之余则带着老屋的钥匙来到竹峰寺，为钥匙寻找一个藏身之处。小说的最后，“我”无意间在竹峰寺的溪桥之下发现了消失多年的《覆船山放随笔》碑刻，便选择将钥匙藏于此，关于故乡的记忆也随着碑刻实现了永恒的存在。陈春成笔下的时空并非全然为实指，从现实空间到虚构空间的越界，隐喻着个体从现实空间秩序的出走。而在现实空间中被冻结的情感，也在虚构的空间里实现了重新流动。韦斯特法尔认为越界带来了空间的多地性视角，而空间的多地性视角“为个体保留了一片私密海滩，个体可以在此抵御外部侵袭。这是秘密的空间，词序倒置的空间，在这里，个体展现出私密的真实，不受世界之眼和规范制约的侵扰。一面希望被规范认可，一面需要游离于规范边缘的自由，两者间的张力将个体置于一个共存着一系列步调不一、勉强合拍的节奏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速度下。况且速度本身就是个相对概念”。陈春成的写作正是在虚实空间的并存中为个体开辟了一个游离于规范制约之外的时空，在这里，精神原乡得到生长，个体也实现“诗意的栖居”，摆脱了单向度的社会约束。

三、超越地域：对话性的“光谱”

从地理批评的角度进入“新南方写作”，探讨新南方文学作品中的空时性，以期还原地域写作中时空再现的多元视角，正如韦斯特法尔所说：“地理批评的分析原则恰恰在于不同视角的交锋，这些不同的视角会相互校正、相互滋养并互相丰富。空间的书写总是独特的。至于地理批评式的空间再现，它脱胎于个体化再现的光谱，这个光谱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新南方文学的光谱中，我们发现，广西小城北流既是林白笔下的记忆回溯之地，也脱胎成为朱山坡小说里的“蛋镇”；潮汕是陈崇正笔下的“美人城”“半步村”，也是厚圃所写的众神狂欢之地；海洋在林森的小说中意味着充满危险的禁忌之处，在陈春成的写作中却成为自我放逐与想象力的飞地。

新南方文学的空时书写提供了多样化的审视地方空间的目光，这是否正说明“新南方写作”是一个主观、随意的概念，缺乏统一标准？事实上，虽然“新南方写作”的作品往往个性突出、视角迥异，但不论是对空间的再现或是历史的叙述，其内部都涌动着一种“野气横生”的美学共识。这里的“野气”不仅是空间塑造中对新南方地区气候潮湿、地处边缘等地域特征的表现，更是如张燕玲所说：“充满着人间烟火与民间文化活力”“散发出一种生动的异质性与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而不论是“民间文化活力”或是“生动的异质性与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在文学作品中恰恰都需要通过写作时空视角的不断更新得到呈现。同时，“新南方写作”的“野气”不仅局限于地域范畴内，更外溢为一种勇于主动越界、向外探索的精神。异质的时空继而在此交锋，多元光谱之间的对话也由此展开。

与以往的地域文学概念相比，“新南方写作”的概念之新，正在于其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时空对话性。“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涵盖了源自南方边缘地带的文学创作，蕴含了一种反中心的倾向。不过，这种反中心并非旨在与权威进行抵抗，而是以独特的边缘视角展开空时性的写作，突破并超越传统中心话语的界限，开辟出新的想象空间与叙事路径。在林棹的作品《潮汐图》中，巨蛙诞生于珠江之畔，其后游历广州十三行、澳门好景花园，并最终远渡重洋到达欧洲。《潮汐图》正是从地方路径抵达世界性的范本，未来的“新南方写作”也正应该在人类共同存在的大时空体中积极发出独特的地域声音，同时主动寻求对话，吸纳全球的多元之声。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