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房子

快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了王恒微信里的留言，约我周五去清水参加他的活动。留言下面是美国民众抗议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全裸游行视频。

我问参加他什么活动，是不是裸游，他回说。大同小异，必须全裸哈。

本来我不想去，一是太远，等下班再往清水赶都不知几点了；二是我多年不画画，对还在玩艺术的朋友越来越疏淡。近段和王恒有些往来，原因是他正写一部回忆我们当年那段学画经历的书，说是出版社编辑的主意。他说我也在他的回忆目录里，要我提供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我和王恒曾在当年挺有名气的第五中学职业美术班学过画。王恒比我高三届，当我还在美术班混的时候，他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互相认不认识不重要，只要在这所著名美术班学过两年画的，都有种沾亲带故的亲热。那时候，我们都爱扎堆画画，背个画夹，今天来我家画素描，明天到你家画色彩。当年在美术班学画，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热闹最好玩的一段时间。虽然我对画画本身并没有太多热情。

我和王恒就是袁丽丽带我去她男友浩哥家画画认识的。我和袁丽丽同班，浩哥跟王恒是不是也同班，我没打听过。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王恒神神道道的，比如我就听袁丽丽说过，王恒曾在他住的那间鸽子楼天花板上，用油画笔五颜六色地写满了“王恒傻子”、“傻子王恒”的字样。有一次，也是在浩哥家，王恒突然打断所有人唰唰唰的铅笔声和嘻哈声，说他经常半夜爬起来画画。他说，他的灵感总是在深夜倏忽而至。他居然会用“倏忽而至”来形容，还像语文老师那样，把“倏忽而至”写在画了一半素描的空白处。我不认识“倏”字，所以我印象极深。

替我叫下老康，正好搭你车。

你自己叫嘛。

你跟他熟，你叫他给面子。

我和老康熟，是因为他年轻时常来我家找我爸聊天。用老康的话说，他第一次见我，我正流着鼻涕跟一帮小孩玩黄沙捏泥球。哈，这也叫我跟他熟，连辈分都有点儿乱。以前，我一直恭恭敬敬叫他康老师，后来改口跟着周围人叫老康。那时老康并不老，也就40多岁，老康是他混迹江湖的艺名，连他女儿也改口这么叫。老康年轻时搞文学批评，这几年突然对当代艺术发起烧来，成天跟几个自嘲为“土狗”的当代艺术家泡在一起，还给他们写了许多评论文章。一次饭桌上，一个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的画家对“土狗”艺术家们嗤之以鼻，老康声泪俱下为他们辩白，弄得那场饭局由喜转悲，不欢而散。我那天也在场，还抢拍了好几张老康挂着泪珠的照片……老康两肋插刀的义举很快传开，甚至连几个平时认为老康懂理论但不懂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老康虽然实际上看不懂画，但的确真的有良心。

还有谁去？我问。

该叫的都叫了。我也跟丁维明说了，他答应来。王恒又在微信里补一句。

既然丁维明都答应了，我就不好再推托了。我回他，那我们一定到。

丁维明是我丈夫，确切地说是第二任，在凯悦酒店做西餐厅经理，和我是同桌过一年的高中同学。升高二那年，我父亲眼看我的成绩考大学实在无望，就替我做出重大决定，去美术班“曲线救国”。我的前夫也是画画的，那时我们这堆画画的都流行近亲繁殖。后来，我识时务地发现，根本不能和搞艺术的过日子。不过，我至今认为，搞艺术的人最适合做朋友，他们机灵、聪明、玩世不恭，和他们在一起，我的笑点总是很低。在我眼里，他们像拒绝在生活里长大的孩子，而我显然比他们都提前成人了。当然，我倒不是因为嫁给丁维明就不画画了，而是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根本没有那天赋；另外，我痛恨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油画笔，痛恨钉画框、绷画布，一遍遍往画布上刷乳胶漆这样的粗活儿，还有指甲缝里残留的永远也洗不干净的脏兮兮的颜料——虽然如今什么都有现成的卖，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可是心理阴影已经挥之不去了。

丁维明说，要去就早点儿吧，还可以先聊会儿天，等下了班再开一两小时的车就赶着吃顿饭，气都来不及缓一口又要往回赶。因此，我和丁维明比约定时间提前两小时到达王恒微信定位的地方。我想，他肯定会惊喜不已。但事实是，他在电话那头有点儿责怪我们。

你们不是说下班才过去吗？

临时改主意了，我和丁维明都对单位撒了谎。

老康呢？

老康说他要先去陪他90岁的老母亲，自己打车来。

王恒在电话里说他刚往这边赶。要不你们先上去吧，2栋1单元602。

你搬家了？不住银佳花园了？

两头住。这是学校公租房。便宜。

哟，我和丁维明咋就捡不到这种便宜呢。

上去吧，记住，门柄断了半截那个门，别弄错。

跟你老婆都不认识，上去好尴尬嘛。算了算了，我们坐车里等。

老个鬼的婆，离都离了。

又离了？我知道他在和这个山东女人结婚之前有过两次婚姻。

钥匙在消防栓柜子右上角，闪红灯的小盒子上面。王恒突然把声音压得很低，像说银行密码似的。

顺利的话，我估计也得一小时才能到。上去吧，门柄断了半截的那个屋。王恒又强调说。

按照王恒的描述，我在消防栓柜子右上角，闪红灯的小盒子上面准确地摸到了钥匙。我有点儿心惊肉跳，像摸到了别人的秘密。

不知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把钥匙插进锁孔。半截门柄连着锁盖锁芯，都摇摇晃晃，像颗松动的牙。

找到钥匙没有？王恒打电话过来。

找是找到了，打不开呀。

左右动。慢慢转。王恒的声音在电话里也跟着扭起来。

慢转快转都试了。

你要找准那个点，只有那个角度才打得开。慢慢找感觉。

哪个角度都试过。我继续把钥匙转得哗哗响。这门怎么回事呀？是不是被小偷光顾过？

我砸的。王恒说。

我想起小时候，我爸妈只要吵架，我爸就会把门或窗玻璃砸得稀烂。男人都这德行？不过，那时候门和窗框都是木头的，要好砸得多，现场的破坏感也更强。丁维明把我捏钥匙的手推开，我退到他身后，继续和王恒电话。此时，我不再急着把门打开，更好奇砸坏这门柄用的什么利器。

你脾气真大。

别人更大。说完，王恒气鼓鼓地挂了电话。

此时，丁维明制造出的声音让我心虚。

被人撞见，会不会把我们当小偷？我小声问。

你见过这样理直气壮的小偷？

哪个小偷不理直气壮？

我和丁维明轮着试，按王恒说的慢慢左右转，可门还是纹丝不动，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不放。

没过几分钟，王恒又打电话过来，打开没有？

还是打不开。我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

那，你们去我画室吧，旁边那个单元的一楼。2栋2单元101。钥匙在一楼同一位置。王恒说。

老地方。明白。我默契地回他。

你们先去看我的作品，准备了三年。

什么作品？雕塑？

不是雕塑。

装置？

说不好，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它是装置，也可以说是行为。自己去看吧。王恒的口气听上去犹豫不定……

你说什么？大点儿声。我故意大声叫喊，以示坦荡，因为我听见对门的防盗门后面传来细碎的声音，估计是那家主人正透过猫眼在观察我们。

我只听见王恒说了句“没什么”，电话就断了。

其实，我对王恒作品没太大兴趣，就说他几年前做的那只比人还大的巨型蚂蚁雕塑吧，据他自己说入选了当年布拉格双年展。那只巨大蚂蚁，除了视觉上有些冲击力，把极小物种放大成巨物之外，这件写实雕塑并没什么新意，更不用说个人艺术语言。总之，在我看来，显得特别空泛，像一个人对着高音喇叭说一些家长里短的话。他说入选了布拉格双年展我一直很怀疑，不过，我又自我否定地想，入选的门槛也许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高。

多年来，王恒一会儿搞些莫名其妙的装置，一会儿又整些稀奇古怪的雕塑，脑壳发热的时候又去拍些神神道道的观念摄影，总之，他是个在艺术上极不稳定的人，跟风跟得超紧；前些年当代艺术吃香，他又回到架上绘画，胡思乱想地画些故作深刻的作品，我都想象得出他一脸幼稚的无病呻吟样。有人认为他在艺术上显得太急迫，是个不甘寂寞的急功近利者。其实我倒不觉得他完全是急功近利。要说功利心，谁没有呢，有时候功利心也是一种动力，总比那些揣着名利又自我标榜纯洁的道貌岸然者来得真实。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他艺术上的幼稚而导致的没主见。艺术这东西很怪，它既需要艺术家内心像孩子一样纯真，又要具备高度发达的成熟理性做支撑。不用说，王恒只属于前者。其实，说他幼稚还准确些。多年来，艺术圈都不怎么认他，特别是体制内的省级乃至全国性展览，他都挨不上边。我曾讽刺他是地下工作者。

看不看作品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了退路。我决定马上撤退。

王恒让我们去他画室。我一边对丁维明说，一边伸手拔钥匙，可是，根本拔不动。

完了。我傻眼地看着丁维明。怎么办？

此时，被锁咬住的钥匙，成了我们进退无路的枷锁，我们别无选择地半步也不敢挪动。

丁维明比我耐心，抽完一支烟后，他继续尝试。我打开微信，决定远离眼下又热又渴的困境。

果然，丁维明的耐心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居然把这扇估计小偷也打不开的门给打开了。他得意地说，我开门是有点儿天赋啊。

当然当然，以此证明，我嫁给你是明智的选择。

进屋后，丁维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灰色布沙发和别的家具比，看上去像唯一一尘不染的地方。我扫一遍眼花缭乱的客厅，木质电脑桌上的电脑落了好几层灰，烟缸里有数十支皱巴巴的烟头，电脑桌下面有只米色男式布拖鞋，另一只在进门那里，像出门前一个急迫的脚印。一双同款女式布拖鞋放在靠墙的条桌下面。不大的条桌上堆得杂七杂八，有个矿泉水空瓶子，一只不锈钢盘子里凝固着看不出什么食物的残渣，几个皱巴巴的空烟盒，几堆揉成团的餐巾纸，贴墙的竹编收纳盒上覆盖了几张报纸。靠近阳台那头有台雅马哈钢琴，灰尘使琴键看上去已不再黑白分明。琴背上放着一辆黄蓝相间的玩具挖掘机。

眼前的凌乱和灰尘都是静止的，像日子在某一瞬间戛然而止。

丁维明把鞋脱掉，横躺进沙发。开了两小时车，他说他得睡一觉。我也脱了鞋，坐在沙发前的软垫靠背椅上，把脚搭向沙发，正对着窝在沙发里的丁维明。我坐的这张椅子，实际上处在客厅正中央，从沙发与椅子此时的角度联想，像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后，无心把它放回原位。从它与我身后条桌相配套的质地和颜色看，不用的时候，它应该像抽屉一样被推进桌子下方。客厅外面不大的阳台上有个画架，立着白布画框。

我没有倦意，对每个角落很放肆的那种窥探欲，让我无法继续坐在椅子上傻等。我重新穿上鞋，立在卧室门口往里探头张望，我认为主卧是最重要的房间，当然也是最私密的地方。居中的双人床占据大部分空间，被子蜷得像有人蒙头大睡。几件皱巴巴的衣服东一件西一件散在床上，一件红色男T恤歪歪扭扭挂在白色床杠上，像个挤眉弄眼的表情。靠墙是一排五门木色衣橱，无法抑制的窥视欲把我往里赶。我伸手打开最里边那扇柜门，一股又潮又霉的气味扑出来，有十几个粉色、绿色和蓝色的塑料衣架无所事事地挂在横杆上，一件衣服都没有，柜子左边角落有个发黄的白色胸罩，上面有斑斑点点的霉迹，海绵垫厚得虚张声势。我又挨个儿把其他柜门打开，也是一件衣物都没有。此时，外面火辣辣的阳光直射进来，比任何一间屋子都敞亮。卧室应该永远昏暗，大白天也不该丧失它慵懒的职责。我就喜欢大白天也把卧室厚窗帘拉严实。在我看来，哪怕一丝光都是入侵和破坏。我蹿到旁边屋子，地上铺着巨大的卡通图案的爬行垫，音乐盒，横七竖八的小巴士，小轿车，水泥车……想起王恒老婆刚生孩子时，我们都说他终于尘埃落定，老来得子。靠窗那里有台电子琴，和客厅那台显得很正式的钢琴比，这电子琴不过是很不严肃的玩具而已。我逛进厨房，灰尘比别的屋子更厚更密。煤气灶上的铁锅锈迹斑斑，水池敷满顽固污垢，灶台上有台蓬头垢面的黑色咖啡机，款式和我家那台一样，差别是，我家是红色的。我打开冰箱，除了一瓶葡萄酒躺在第二层架上，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