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

一

“我在草原上遇见你，正是晴朗的好……”还没等手机铃声的“天气”出来，周旭赶紧按了“拒接”，然后一脸歉然地跟同学们说：“抱歉，忘了调静音。”周二上午从7：50到10：10，周旭连上三节鲁迅研究专题课，是给大四毕业班开的选修课。作为过来人，周旭深知，这些即将各奔前程的年轻人，在老师和父母恩威并施的漫长时光里，几乎耗尽了当初熊熊燃起的求知欲。因此，平时在课堂上，他尽量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方式，给他们有限度的自由。他常常对他们说，大家如果对我讲的内容不感兴趣，可以在座位上做自己的事，但前提是不能交头接耳，影响感兴趣的同学。也许是“君欲取之，必先予之”吧。周旭发现，从开学到现在，这些据说在别的课堂上有些萎靡的孩子——他经常在课堂上这样称呼他们，事实上，他们跟自己在华师大上学的儿子周乐一般大小，在自己面前依然兴致盎然地跟着他一道从未庄到鲁镇，讨论阿Q到底姓不姓赵，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为何失败，谁给了祥林嫂致命一击……每每看到他们争论得义愤填膺、面红耳赤的样子，站在一旁的周旭总是心中窃喜：多可爱的孩子们啊，谁说他们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当然，周旭不会真的把课堂当成“野渡”，也不会完全让他们放任“自横”。虽说校园如军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周旭也从当年意气风发的讲师在讲台上站成了幽默含蓄的教授，但是对这种半开放式的授课方式一直初衷不改。他总是在新学期的第一堂课，既调侃又认真地向这些目光游离、故作轻松状的老生开诚布公，诸位虽然已是江右的“前辈”了，但是在学言学，鲁迅研究专题是一门半开放式的课程，带有研究探讨的性质，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阐释不尽的思想资源，对吾国吾民有着深刻的洞察，期待大家在走向社会之前，跟老师一起进入鲁迅世界的深处，汲取先生的人生智慧，学习先生的生存经验。

尽管来电显示的是“先生”的电话，周旭还是赶忙按掉了。作为一度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周旭曾经在学院教学质量评比中提出“课大于天”的口号。在他看来，认真上好课是老师的天职。按照江右师大本科教学管理规范，老师上课接听电话，性质与迟到早退一样，都属于教学事故，校园网的公告栏内经常会公布对这一类教学事故的各种处分。周旭手机通信录里的“先生”是他硕士时期的授业恩师周清平先生。老先生已过耄耋之年，平生著作等身，淡泊名利。虽然荣休时当年的开山弟子王新培院长向人事处以年高德劭为由，坚持要返聘他，但被先生婉拒了。理由是，新培院长是他的学生，举贤避亲，不能授人以柄。再说，退了之后，他更可以在自己的园地率性而为，读喜欢的书，见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比如他钟情的诗、他热爱的花草。以前，每次外出讲学或开会，他更喜欢别人称他是诗人，而不是教授或评论家，虽然他的学术影响远远大于他的诗名。当年给周旭他们上课的时候，只要先生一进门便拉开那个被他夹带得早已黯然失“色”的公文包拉链，满面春风地说，诸位，周老师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份小礼物。同学们便知道，先生又在哪家报纸或杂志上发表了新作。接下来，先生便挨个儿给大家递上他新发表诗作的复印件。大多数时候是古风或新诗，偶尔也有律诗和绝句。待人手一份后，先生总是当场站着吟诵一遍，比如，风景因人异，春光赖我深。清茶可如愿？一笑送梵音；比如，树梢一弯新月/倾诉云的心事/岭北路上的彷徨/落下飞絮的淡影……坐定后，忍不住发一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感慨之后，才开始言归正传，开讲他的“现代文学思潮”。

先生一向身体康健，随性洒脱，荣休后赋闲“时了斋”（取自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饮茶写诗，平时没有特殊事情一般不会打电话给他。下课铃声一响，周旭赶紧到教室外的走廊上回拨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师娘有些急促的声音：“小旭，老师在一附院急诊室，你能来一趟吗？”周旭心底一沉，来不及细问，说刚才在上课，不方便接电话，让师娘别太着急，他马上赶过去。

一附院全称豫章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豫章最好的三甲医院。近些年，豫章有五六家三甲医院陆续更名为豫章大学××附属医院。表面上看，好像是不断扩容的大学收编了医院，实际上，知道一点儿内情的人都清楚，是医院主动向大学投怀送抱的。有一次在豫章的高中同学聚会上，周旭半开玩笑地问四附院的肿瘤科主任郭茂林，他们堂堂的豫章第三医院干吗要被豫章大学收编为第四附属医院呢？郭茂林嘿嘿一笑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原来的大名虽然响亮，可没有现在的实惠，这名号一换，既响应了上面“产学研”强强联合的号召，又华丽转身成为教学单位，减免了各种税费，利己利他利社会，何乐而不为呢？

停好车后，周旭穿过市集一般繁忙嘈杂的门诊大厅，径直赶到急诊室。在急诊室门口坐立不安的师娘告诉周旭，先生是昨天下午开始感到不适的，后半夜腹痛加剧，不停出汗，她原本想早上打电话给他的，但先生不让，说他周二上午有课，他们就让保姆小朱叫了出租车，先到医院来了，一下车，先生更是疼得不行，就直接进了急诊室，现在小朱陪先生去做彩超了。

二

先生和师娘只有一个女儿，周旭叫她紫云姐，20世纪90年代初便去了美国，拿了绿卡，当初本想改成美国籍，先生坚决不同意，说美国再怎么好，也只能做居留地，不能忘了根本，且认他乡作故乡。前些年，紫云姐和她的西班牙裔丈夫卡洛斯差不多每年都会带着女儿回国探一次亲，先生和师娘有时也隔一两年去趟北卡住些时日，但这两年由于新冠疫情，远隔重洋的一家三代就只能在微信视频里见见面，聊聊家常了。

熟悉周旭的人都知道，清平先生与他是超出了一般父子感情的师生。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周旭在先生的照拂下成长为新生代的学术中坚，举手投足间都是清平先生的影子，甚至开口闭口的“诸位”“诸君”都是同一种腔调。也许是云深不知处，只缘在山中吧，周旭也不清楚，自己这样到底是有意模仿，还是无意养成的，但他清楚记得，自25年前第一次走进“时了斋”，聆听先生教诲后，他便全身心地躲入先生的光晕之下，无力自拔，或者说无意自拔。五年后，在华师光华楼，他坐在陈老师办公室时，这种自我沉浸式的感受既似曾相识，又异曲同工。两位先生在他的学术成长和人生转型中都给了他以重塑式的影响，让他感到“他们有如巍巍乎高山”，但周先生的山中有鸟鸣山更幽的静和深，而陈先生的山上更多的是关山难越的威严。在那个春雨潇潇的晚上，屋外春寒料峭，室内暖意融融，师娘进来给先生的杯子里续上水，给他端来茶。先生先是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后来干脆挨着他坐到沙发上，谈他的人生过往，聊文坛学界的掌故。那些生活的悲辛和世事的纷扰都在先生的娓娓道来中云淡风轻。也许是在先生的感染下，周旭渐渐放下了开始的拘谨，也向先生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谈起了他的塘下、早逝的父母、望孙成龙的爷爷奶奶，以及他对现代文学的热爱。不知不觉便10点了，师娘进来说，平哥，不早了，该吃药了，让周旭回宿舍吧。出门时，雨已停歇，举目远望，皓月当空，繁星满天，周旭心底一片澄澈。在后来的日子里，先生几乎都是用这种悠然见南山的方式带着周旭一路跋山涉水，拨云见日。他几乎不说你要怎么做，而只是说我做了什么。就这样，先生把他的道德文章和人生智慧，甚至喜怒哀乐，润物无声地递给了自己。在周旭眼里，先生既是一座绵亘的山，峰回路转处，开放着无数的风景，更是一条沉静的河，波光粼粼里，流淌着动人的乐章。

陪师娘在急诊室外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周旭说，师娘，您在这里坐会儿，我去医技楼看看老师。师娘说，好好好，他们都去好一阵子了。一附院的CT、B超、验血、尿检一类的检查项目都集中在医技楼。穿过门诊大厅和住院部之间的长廊，周旭远远地看到先生在小朱的搀扶下，还在排队等候。他赶忙小跑两步来到先生跟前，惴惴地说，老师，对不起，来晚了。先生说，知道你周二有课，本来叫师娘不要告诉你，可她还是给你打电话了。周旭说，您可别怪师娘了，以后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还请老师第一时间联系我，如果出了差池，学生会内疚一辈子的。

在江右的无数个日子里，师娘的嘘寒问暖总是让他热泪盈眶，而先生则是用他期许的目光弥补了周旭早年成长中缺失的父爱。当年同门师兄章林时常有些嫉妒地跟他开玩笑，周旭，老师和师母看你跟看我们时明显不一样，说不定你们前世就是一家人，要不然怎么都姓周。有时候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别人都叫师母，而他喊的是师娘。

从门诊大厅，到急诊室，再到医技楼，医院里处处都是嘈杂的人群，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吧。一人生病，举家上场，看病的，陪护的，探望的，虽然体现了伦理亲情的关怀，但也带来了人满为患的压力，挤兑了本不富余的医疗资源。记得当初在美国北卡访学的时候，周旭第一次陪林强去杜克医院报到，心里纳闷儿道，人呢？又不是周末，怎么这么安静？后来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人家医院的常态。他们实行的是预约制和全民医保，一般去医院看病，都要提前几周预约，不用排队挂号、缴费，也不需要家属陪护，直接找医生，看完或者走人，或者转移别处住院，账单事后寄。他们并不担心患者跑了，或者赖账，因为费用主要由保险公司负责，当然也有一些人拖欠个人负责的那部分，但人家是以信任为前提的，实在负担不起，可以分期还，如果不是确实有困难，谁敢冒着失信的风险做老赖呢？要知道，一旦上了失信黑名单，那可就自取其咎，余生寸步难行了。

看到先生前面还有不少人，周旭打了个电话给林强，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别让老先生按部就班地等下去了。这位当年的杜克兄弟现在已是一附院的外科主任了。林强说，他等下还有一台手术，实在脱不开身，他给彩超室小李打个电话。不一会儿，彩超室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白大褂小伙子，让周旭直接带老先生进去。做完彩超后，周旭给林强发了个短信，大主任，已妥当，改天一起喝酒，谢谢！回到急诊室，已是临近中午了。被几个年轻实习医生簇拥着的王主任看了看先生的检验报告后说，胃部可能有点儿小问题，他先给老师开了点儿药，叮嘱下次如果再疼，就来做个胃镜。

回来的路上，坐在副驾驶上的师娘有些愤愤地道，折腾了一上午，就做了两个检查，开点儿胃炎药。先生说，小华，已经很好了，如果不是林主任帮忙，恐怕还得排到下午去。周旭边开车边安慰二老，说先生身体一向很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国内的医院确实需要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人家的医院是围绕着病人转，不像我们围绕医生转，根本不用排队，安静得很，服务态度也好，那才叫宾至如归。气色已明显好转的先生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国情不同，医疗制度也不一样，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于是说起30年前他在美国访学时的一次亲身经历。跟他一起合租公寓的是武汉大学的博士交换生李辉夫妇。那天晚上，李辉的爱人小吕突然肚子疼得不行，由于没有预约，只好临时去看急诊，他也跟着去帮忙。就像他说的那样，不用挂号、缴费，一到医院，主治医生和医护人员就热情周到地安排住院，诊治，检查，用药，护理，他们根本插不上手。三天后，出院时医生告诉李辉，祝贺他，小吕怀孕了。回到公寓两周后，李辉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收到医院的账单了，17000多美元，即使除去保险公司承担的70%，他个人还要支付5100美元，这对每月只有400美元生活费的他们来讲，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自那以后，他们周围的留学生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一点儿小病小痛尽量熬过去算了。其实，先生讲的这些天价医疗费故事，周旭访学时也听说过，他当然知道月亮不是美国的圆，国外也有国外的不足。

三

住在江右师大文苑楼的周清平先生和夫人彭爱华伉俪是全校闻名的模范夫妻。先生告诉过周旭，师娘比他大三岁。周、彭两家是世交，从小就定了娃娃亲。虽然先生父亲去世得早，祖辈留下的殷实家业在母亲的苦心经营和师娘父母的帮扶下也并未中落，但作为周家的长子，他还是常常感受到寡母的不易和人情的冷暖。师娘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从小聪明能干，温和善良。当年陪他一起下放，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干过各种农活儿。恢复高考后，他没有参加高考，而是直接考了复旦的研究生。师娘当初多次放弃进城的机会，一个人在乡下带着紫云忙里忙外，供他读书，直到他研究生毕业到江右师大中文系工作五年后，他们一家才在东湖校区筒子楼分的单间里暂时安顿了下来。先生说，一家三口，12平方米，在走廊上做饭，用的是公共卫生间，现在想来，确实有些艰苦，但那时候却不觉得，八年异地分居，总算有了安家之所，一些与他同时分配到江右师大的单身老师还是两人住一个单间。他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私下里去给系里和房管科的领导送礼，只是打了个报告，系办公室秘书小王在系主任“情况属实”的签字上盖了个章，一个月后房管科就通知他去领钥匙了。听说，现在有些年轻老师住在两居室的博士楼里，总是抱怨条件不好，压力大。可是，他们那时候在一个单间里也要备课、写文章。一到周末，隔壁邻舍桌子一拼，各自端上一两个拿手菜，这次你家聚，下次他家约，各得其所，其乐融融。这些当年筒子楼里的同事就像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一样，大多数到如今还持守着一份珍贵的情谊。每当先生走入旧日时光时，周旭明白，先生不只是旧情难忘，有感而发，也是在擎起精神的火炬照亮他一路前行。

在先生与师娘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里，虽然不完全是琴瑟和鸣，但一路携手，风雨同舟，相敬如宾。师娘始终叫先生“平哥”，先生到如今还称师娘“小华”。先生饮酒写诗种花，师娘洗衣买菜做饭，既各有所爱，又彼此相依。朋友同事们都知道，清平先生有“三不”，文章不吹捧，朋友不虚伪，出门不过三日。师娘原本生过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分别在3岁和5岁上夭折了，那时候乡下条件差，交通不便，有个三病两痛都是请土郎中抓两服中草药，实在不行了，就按迷信方法治，后来生紫云时，先生又不在身边，自此便落下了眩晕症，上了年纪后越发严重，一个月总会发作四五次，身边不能长时间没人。因此，先生给自己立了个铁规矩，凡是出门绝不超过三日。自从跟先生进城后，师娘就基本上没有出去工作过，确切地说，是先生不让师娘出去做事。那时候，先生工资不高，条件不好，师娘多次要求出去工作，有一次还瞒着先生到师大旁边的丽华商场偷偷上了两天班，先生最后都把师娘劝退了，甚至在先生成为学科带头人后，学校照顾，请师娘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先生也婉言谢绝了。在他看来，师娘先前为他付出太多，此后不能再让她受累，资料室工作虽然不辛苦，但是师娘识字不多，做起来有压力。因此，先生常对师娘说，小华，受苦受累的时候过去了，今后会越来越好的，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啦，洗衣做饭也是工作啊。师娘心里明白，先生这是在照顾她，安慰她，其实买菜、做饭、洗碗、拖地一类的家务活儿，先生也没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