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玉鱼

最近两年，具体是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发生了一些不太正常的变化。她开始喜欢逢人就回忆往事，同样的事情可以重复无数遍；她还重拾了多年前的某些爱好，不追湖南卫视的连续剧了，听回那些老掉牙的潮剧和白字戏，甚至于，她竟然又嚼起了茶叶——这事不提我们都差点忘了，邻里都知道母亲年轻时爱嚼茶叶的习惯，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爱在嘴里嚼两颗口香糖，或者一块槟榔。谁也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奇怪的癖好，她又不太敢喝茶，尤其是铁观音，喝了就整晚睡不着，嚼茶叶却一点儿事也没有。好在茶叶不是什么金贵的物件，家家茶几上都有，母亲到谁家都能抓一把，即便是上街时，她也可以佯装进茶叶店试试货，人家还得夸她内行呢！

这些变化吧，说起来也不算多么严重，毕竟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至少她现在的身体还挺棒的，纠缠多年的头痛头晕（年轻时被惊雷打落的瓦片砸到的后遗症），还有胃病，都很少复发了，还有痊愈的迹象，这可真是神迹。就是说，老人家的身体越来越好，精神生活却似乎在开倒车，这不正是返老还童的表征吗？这么一联想，全家人又开始紧张起来。在老家的哥嫂主动揽起观察的任务，偷偷看母亲满头白发是不是开始变黑，嫂子又以看牙医为由，摘了母亲的假牙，看看里面光秃秃的牙床会不会长出新牙来。幸好，这些异象都没有出现。我跟哥哥说，是不是太敏感了？哥哥说，他也希望是敏感，不过，你有时间回来看看，她现在一天到晚就听戏看戏，一部《双玉鱼》都听了上百遍了，她耳朵又不好使，声音开得老大，半条街的人都听得见，都纷纷跑家里来看母亲的热闹了。

我以为是哥嫂有想法了，想要我把母亲接走，到县城里住。其实早在两年前，父亲去世后，我就跟哥哥商量着，要不把母亲接到县里来吧。哥哥知道母亲不会同意，因为之前她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女儿刚出生，叫她来帮忙，她不但没帮上，反倒添了不少乱，有一次坐电梯，按错楼层，被带到了顶层，等我和物业的保安找到时，已经是深夜了。只见母亲蹲在顶层那家还未装修的毛坯房里，也不叫也不喊，就呆呆地蹲在角落，眼眶都是红的，看样子哭了很久了。自那之后，我就知道她再也不愿来我这里了。我想让哥哥劝劝她，哥哥也劝了，确实劝不动。哥哥说，放心吧，就让她在村里，我能照顾。我知道哥嫂一家子挺忙的，不但要管理鸡寮，大清早还得去码头贩鱼回村里卖，有些时候是照顾不过来，不过也没办法了。妻子说，要不，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返老还童是假，就怕老年痴呆，那就麻烦了。

趁着清明，我回了一趟老家，见母亲其实也没什么明显的异样，甚至比以前还白胖了一些，大概也是整天待在家里听戏的缘故。我们去给父亲上坟时，母亲还特意交代要带上锄头，说坟地都被杂草给覆盖了。去了一看，还真是的，都快找不着了。两年前，我们并没有为父亲修坟，政府也不允许，于是，父亲的骨灰就被装在陶瓮里，只是用土块垒起一个小坡。母亲肯定是事先来看过。上完坟，回去吃了晚饭，一家人坐下来喝茶时，母亲突然跟我说：“老大呀，你既然回来了，我跟你说件事。”母亲的话音很严肃，她可从来没这么严肃过，像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更让我们诧异的是，她竟然把我当作老大，看来确实有些不对劲了。我看见哥哥坐在对面朝我眨眼睛，我只好顺着母亲的意，也装出很正经的样子：“妈，有什么事，你说。”

母亲说：“这事我只能跟你说，因为和你弟无关，你弟那时还小。”

我说：“妈，你说吧，什么事？”

母亲说：“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就是要还人家一点儿功劳，仇恨可以放，功劳不能忘。这样吧，明天你去一趟南塘镇，记得带上一条香烟，去帮我答谢一位恩人。”

我说好，并问母亲要去镇上答谢谁。

母亲却一时愣住了，她摇摇头，似乎对刚才的一席话也表示出了怀疑。她突然把眼神盯住厅堂的厝角，并抬起手指了指：“你还记得吧？老大，那儿以前放着你的针车……我现在呀，看戏看久了，有时一晃眼，还是能看见它就放在那儿，一点儿没变，上海的老品牌，就是耐用。”

哥哥看了我一眼。

母亲说的那台缝纫机，我也有印象，是上海产的飞人牌，黑漆发亮的机头、金黄色的铜皮标志，总是被擦得锃亮，不用时，母亲还会为它盖上一条白丝巾。缝纫机是哥哥的，别看哥哥现在又黑又粗，年轻时，他可是村里唯一的裁缝师，跟他的缝纫机一样体面。大概是1988年，我六七岁，哥哥也就十七八，不过当时一个十七八的小青年在我眼里已经是个大人了，虽然后来听母亲说哥哥刚开始去镇上学裁缝时，坐上缝纫机浑身抖得像筛糠。哥哥在我面前，却神气得很，稍有不听话，或者偷了他的粉笔（裁缝用的粉笔跟老师用的不一样，可精致了，一片片的，像是椭圆形的薄饼干），就拿他那把黄色的竹尺追着我打。那把尺子打人可真疼，力气大的话，足以在手臂或大腿上留下一道长宽条的印痕，久久不能消散。所以，哥哥当过几年小裁缝后，20世纪90年代初吧，他不顾母亲的反对，随人去了深圳在街边卖水果，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再也不用挨尺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那台飞人牌的缝纫机还一直放置在我家的厅堂厝角，没挪过位。多数时候，母亲会把它的机头倒置朝下，时不时地，又把它拉起来，点点油，不让生了锈。母亲自己不会用缝纫机，但她得保管好，她一直觉得哥哥出门谋生不是长久之计，终有一天在深圳待不住了，回到村里，还能继续当个裁缝师，毕竟凭哥哥当时小胳膊小腿的，农活儿肯定是做不了的。不过，哥哥当真是个好裁缝，据说他车出来的衬衣和西裤比街市上卖的还好看，每到年末，总有不少年轻人慕名而来，要哥哥帮他们量身定制新衣裳。其中还有不少女孩子，她们个个红着脸，就坐在我家门楼，等着哥哥用软尺帮她们量出胸围、腰围和大腿的尺寸。

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家里的缝纫机还在，只是只剩下机头了，机身已经朽掉了，机头也生了锈，被丢弃在门楼口，和那些废弃的农具放置在一起，牌子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多数零件也残缺不全了。再后来，连机头都不知去向了，大概是被某个小孩拎去废品站，和其他破铜烂铁一起，换了一袋腌制的油柑、杧果，或者一把多拉糖。而之后没多久，哥哥当真从深圳回来了，除了带回来一个四川女人，还有就是他卖剩下的一大麻袋花裤头和垫棉的文胸。

母亲看着我，手却指着厅堂的厝角：“你就坐在那儿，踩着针车，嗒嗒嗒嗒的声音可真好听，我能看你一整天，听它一整天……”

家里似乎又响起了嗒嗒嗒嗒的久远的声响。

哥哥突然起身，拉了把椅子坐到了大厅的角落去，也就是当年放缝纫机的地方，邻近左边厝手屋的门口，边上墙角还挂着个地主爷的神像，就好像缝纫机还挨在边上放着，哥哥还是那个白净的小裁缝。他坐在缝纫机后面的矮凳上，从底下的小抽屉里拿出线圈，有黑的、白的、灰的、黄的，他得挑一圈最合适的，不能让线脚和布料产生色差，然后才把线圈套在机头顶端的支架上，再拉着线头七弯八拐绕过不少零件，最后才扯到针头处，准确而干练地穿过针孔，随手那么一抚，便又敏捷地折好布料的边角。双脚在底下的踏板上下晃动，双手捏好边角的布料往前推，针头一下一下像鸡啄米似的车过去，嗒嗒嗒嗒的声响匀称而密集，听着确实如母亲所言，是悦耳的、动听的……小裁缝的动作迅速而潇洒，难怪当年吸引过不少女孩子，她们也和母亲一样，远远地拉把椅子坐着，看着哥哥，就像是看着戏台上的小生在碎步走，戏台下的目光紧追不舍，一连跟出好几个村庄，直到戏班都走出了镇界。

如今，端坐在墙下的哥哥已经不是当年的白面小生了，养鸡的活计让他浑身散发着难以洗去的味道，秃顶，皮肤粗糙，黑，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小裁缝了，难怪母亲不愿意承认。母亲记忆里的哥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留存在她记忆深处的哥哥白净、柔软、灵敏、听话，每天早起都要刷牙，然后喝一碗母亲为他冲的鸡蛋糖水，因而他修长的手指捏着软尺挨近女孩量尺寸时，呼出来的口气都是清新的，是清晨的草地上沾满露水的味道，是蛋清混着甘蔗糖甜腻的味道……

我明白哥哥的意图，他那么做是想唤醒母亲正确的记忆。如今哥哥坐着的位置上，正好挂着父亲的遗像和灵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发现哥哥跟父亲长得还真像，或者说越来越像。父亲死后，母亲反倒常常当着我们的面念叨起他的不是，十宗罪都不止，因为轻信他人言帮人担保以致欠下一身莫名其妙的债务。这些在母亲看来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让她忍受不了的是父亲一辈子的寡趣。这个只想把身体扔在田园里的男人不喜欢上街，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看戏，甚至不允许人家上街去看电影去看戏；而他所有的不喜欢恰恰都是母亲的最爱，以至于他们俩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争吵几乎都跟钱财无关，只跟娱乐有关。

“我怎么就嫁给他了呢？”母亲看着对面墙上的照片，父亲绷着个黑脸，像是生前那样，一肚子火，仿佛随时要跳下来和母亲再吵一架。父亲又是吵不过母亲的，母亲会拿戏文里的人物做对比，那些人物在父亲那里又是听都没听说过的，每次他都会被噎得哑口无言，悻悻地败下阵来，然后另寻一个人撒气，不敢找哥哥，就找我，我早溜了，最终他得把气全撒在家里那头老黄牛身上（那头后来走丢的老黄牛和父亲一样“命苦”），或者干脆把灶头一大锅粥一碗一碗地喝个精光，声称喝死算了。事实证明人是吃不死的，导致的结果是别人会饿肚子。

“老大，你是知道的，那时家里没什么钱，买针车的钱还是借的。一百二十五块，我记得很清楚，一台针车一百二十五块。我是回你外嫲家借的，你爸根本就不管事，他也管不了。”母亲把目光从墙上移下来，“你还记得吧，快过年时，人家来做衣服。衣服是做好了，钱却没给，都说先欠着，可我们还得买布买线哪，这些上街市都要现钱买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母亲突然抓住我的手，“要是隔壁大姨的衣服拿来做，你就先帮她做好，别提钱的事，让她家过了年再说，她的命可真苦。”

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隔壁大姨守寡拉扯大的几个孩子都在外面当了老板，估计早忘了做一身衣服的钱都没有时的穷困日子了。母亲的语气不像是在回忆，倒像是时光开始往回倒流，她的身体虽然活在今天，精神世界怕是已经回到多年前去了。仿佛稍等片刻，隔壁大姨就会出现在我家门口，领着几个脏兮兮的孩子，要哥哥给他们量尺寸，做身新衣服过年。正如母亲所言，哥哥一个腊月的裁缝做下来，除了记在本子上的欠款数，收回来的钱有时还不够上街市买布料和线圈。那时，母亲每个月都得去一趟南塘镇，除了买日用品，主要是去帮哥哥采购裁缝的材料。母亲比谁都清楚没钱上街市是什么滋味，尽管如此，她还是狠不下心来，给求上门的人坏脸色和硬口气，有时哥哥稍有不悦，母亲还得朝他使眼色。哥哥自然听母亲的，再说上街市采购的也不是他。

三十多年前的南塘镇只是一条石板街，从街头的老车站径直走到街尾的中心小学，整个镇基本就算走了个遍。以一个孩童的视觉，那自然是一条很长的街道，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足足可以逛一天。实际上，真要刻意去丈量，那也不过二里路，如果不是街道中间拐了一个大幅度的弯，基本一眼就能从街头看到小学门口那几面褪了色的彩旗。那会儿我也就是个小屁孩儿，帮不上大人什么忙，自然不会每次都被领着上街市。接下来，我要讲的那一次，便是母亲在清明节这天跟我们兄弟俩讲起的。可能她以前也讲过，只是我们没在意，忘了。这一次，母亲之所以郑重其事地回忆起那次街市之行，目的当然是想让我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让我以哥哥的名义去答谢一个陌生人的恩情。很遗憾，母亲那次南塘之行，我并没有陪同，是的，我不知情，不但是我、哥哥，连同我那去世了的父亲也一样，可能都不知情……所以，请允许我以上帝的视觉来复述它的发生。

是的，母亲说，一个人如果口袋里没钱，那么走在南塘的石板街上，脚步都是飘的，不知道要去往哪里，要去干什么。那天，她却必须从街市上采购回布料和线圈，否则，哥哥和家里的缝纫机就得歇工。平时还好，在年前时节歇工，就不是一家人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还关乎村里的人能不能如期穿上新衣服。母亲面临的压力不小，所以她回不了头，必须在南塘的街市上买到足够的布料和线圈。然而，怎么买呢？母亲上了街市也是胆小的嫲人，每次在茶叶店转悠半天，伸手抓一把茶叶往嘴里放，然后皱着眉头转身离开时，她都得心惊胆战一阵子，像是干了什么坏事——确实也是见不得人的事。布料和线圈毕竟不是茶叶，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顺手牵羊的，也不是含在嘴里就可以嚼着回家再吐出来的。再说了，布料和线圈可比茶叶金贵多了，那些傲慢的布店掌柜自打你一进门就会盯着你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