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者及其“新水乡写作”

编者按：2023年4月16日，溧阳，一位故人回到他的家乡，在方所书店与友人探讨“新水乡写作”。和他一并前来的，还有他的新作《看不见的生活》，他就是常州籍作家赵志明。在作品中他向我们呈现出了“另一种生活”，我们“看不见”的生活：那里有机缘巧合凑在一辆车上的几个陌生人，他们各怀心事，却又因为那坍缩在时光里的不竭爱意，共同奔向梦中的白洋淀；那里也有在同一时刻，浮现出的天桥、医院、茶室、废墟，在这些空间中，上演着各样各式的故事和秘密，向我们敞开了人性的无数种可能……

志明老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翠苑》杂志的支持下采访到您。今年您出版了新小说集《看不见的生活》，我想以这本小说为基点，和您谈谈小说创作。

贺与诤：无论是带着南方的氤氲水汽来到北方感受凛冽的冷风，或是怀揣着温润的江南来到更为潮润的“南方以南”，作为从江南走出的作家之一，对您来说，站在北方回望江南，扑面而来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呢？这是否使得您在创作中具备了双重的眼光来看待南方与北方呢？

赵志明：不知不觉，我在北京待了二十年。回想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离开我的家乡溧阳，或者说那个我生长到十六七岁的小乡村，会赫然惊觉，原来随着自己的远行，借助远望当归那种目光，家乡的版图也随之扩大。譬如说，当我高中时在常州求学，我自然是溧阳人；当我到南京读书，我成了常州人；等我到了北京，我就是江苏人。以小乡村为圆心，半径不断增加，圆的面积也增加。如果这个圆周构成“我的南方”的边界，那我似乎站在圆外。其实不然。我以为家乡这种圆，更感性的描述当是，以老家为圆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和老家的联系是半径，是这样的一个圆。也因此，无论是从南走到北，还是从北走到南，相融性应该是难以避免和感触颇深的。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温柔。温柔，一方面是曾经的乡村生活使然，一方面也和地缘有关。在我的成长经验中，不要说南方和北方，即使同在江苏，因为长江也会分成江南和江北。常州作为吴头楚尾之地，作为吴方言区，语言的绵濡和锦绣的熏陶，导致“人物的风流”，也是我格外怀念的。当我虚构一个人物时，他的言行举止，往往让我欣喜，因为好像来了一位老家的客人，向我重现水乡故土的风物人情。

贺与诤：在之前的交流中，同为常州籍作家的张羊羊老师与您曾就“新水乡写作”展开探讨。羊羊老师谈到，作为土生土长的常州人，真正意义的水乡似乎已经与现在相距甚远了，从这一角度上看，似乎“水乡写作”不复存在，更无从谈“新”。您就这一维度陈述了您的观点，在您看来，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才使得从“旧”时来的人们，有了新立场来谈“水乡”。无论是“来时的路”，还是“未来之可能”，这些都构成了“新水乡”的内核。在您看来，“新水乡写作”的精神内核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在何处？

赵志明：“新水乡写作”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提出来的想法，既不是迎合某种潮流，也无意用这种观点界定地缘或时代写作。我的小说集《万物停止生长时》2015年出版后，杨庆祥老师曾在他主持的“联合课堂”上讨论，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的研究生和博士，还有蒋一谈、李宏伟、刘汀、严彬等师友都拨冗参加。我记得是刘汀，他阐述了北方作家和南方作家的一些相异之处，提到南方作家普遍“善水”，如苏童、毕飞宇等。通过和北方作家的比较，刘汀提出了南方的“水乡写作”，似乎未受到评论界足够重视。到了徐则臣、鲁敏、曹寇和我这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我在人大创造性写作班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常州的前辈作家高晓声。研究高晓声老师的一套专著论文，还是张羊羊转赠给我的。虽然之前就读过高老师的很多小说，但这么全面、系统地研读，还是第一次，收获非常大。我发现，高老师笔下的人物和我记忆里的很多亲朋好友非常相似。常武地区的人，其实非常幽默，幽默的人通常不仅善良，而且智慧。除了高老师，还有其他很多师长，如葛安荣老师，还有周洁茹、金磊、张羊羊、刘康、李永兵等朋辈，大家的写作都在为常州文脉诸如生气、地气和人气。在我看来，“新水乡写作”这个说法无论成立与否、推广如何、接受度如何，只要它能因时因地制宜，将鲁迅先生和高晓声老师在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就近取譬，因物赋形”延续下来，写出我们身边可感可知的有趣人事，也就不枉被我“口占”了。

贺与诤：似乎诸多研究中70后作家的写作归纳为具有“破碎的日常生活与复苏的自我意识”的特质。他们既无法真正像50后、60后作家一样去深情回望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大时代”，同时，也并未率先进入到商业化、市场化的潮流当中。介于这一问题，想请教志明老师，您是如何看待70后作家的精神史脉络及其创作的？

赵志明：首先，我觉得70后作家的写作无法被归纳，这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评论家对70后作家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够重视的，因此70后作家被视为在50后、60后与80后的缝隙中成长、壮大；另一方面，70后作家得到了自由自在的野蛮生长，最终呈现出“汤汤”大貌、“多趣”之姿，这可视为70后作家的很重要的特征。70后作家赶上了很多时代，改革开放、商品大潮、城市化进程、互联网时代、地球村、ChatGPT，这些都会成为70后作家的写作素材。可能是“灯下黑”，70后作家还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些。当然，像徐则臣《北上》、鲁敏《金色河流》、曹寇《水城兄弟》、班宇《逍遥游》、李宏伟《灰衣简史》、刘汀《水落石出》等，已经提供了足够多、足够好的文学样本。

贺与诤：我非常喜欢您书中《看不见的生活》这一部短篇，新作也是以这一题目为书名命名的。对于主人公小林来说，失明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也从此割裂了他与“局内”的全部，他在某种意义上永久性地成了“浮世中的局外人”。这也使得您的小说名字“看不见”具有了多层内涵。它既象征着视界中的黑暗，也使得小林疏离于众人，众人亦“看不见”小林生活的全貌。您可以谈谈创作这一篇小说的文本意图，或者说它的写作发生缘何而来吗？

赵志明：我看了毕飞宇老师的那期《文学的故乡》后，深受感触，然后便再次把毕老师的小说集中通读了一遍。也把根据毕老师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找来看了。《推拿》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和电影。毕老师曾经在盲人学校任教过，他对盲人的生活和心理非常熟悉，他笔下的盲人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我非常敬佩，视为写作的标杆。后来，我与北京的一位好友聊天，他是一位码农，但酷爱文学。我们聊起毕飞宇、苏童、韩东等南京作家。因为说到《推拿》，他便给我讲起了他叔叔的故事。这便是《看不见的生活》中小林叔叔的原型。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受到一些读者的喜欢。我当然很高兴，因为这篇是向毕飞宇老师致敬之作，不容有失。

贺与诤：小说集中，从您的《逃跑家》《洞中男孩》《参与商》等作品都读到了北漂、深漂远离家乡的主题。有时候，写作意味着逃离，也意味着再度归来。面对故乡，您是如何看待“离去—归来”这一母题的呢？

赵志明：对我来说，“离去”已然发生，“归来”遥遥无期。或许，在内心深处，我很希望自己没有离开故乡，更愿自己想回去就回去。本质上我是一个传统的人，一个传统的水乡少年，在常武地区长大，深受这方水土独特人文精神的滋养。但因为车轮上的人类历史发展迅速，旁若无人地滚滚向前，裹挟着我辈，经历了这个时代。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参与者，参与到时代的流动中。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70后、80后，时代在我们身上最深的烙印是“流动”。虽然户籍仍然是一种限制，但通过读书和务工，加上交通的便利，我们在国土上流动频繁，东来西往，南来北往，成为“风景”。故乡和他乡，在时空上已然不是断然对立，其中几千年来形成的界限正在被打破、消融。所谓“心安之处是故乡”，他乡成为故乡，也意味着“故乡”有可能被消解和异化。在“离去—归来”的语境中，奥德修斯和黄景仁的漂泊之旅是毫无二致的。

贺与诤：《看不见的生活》中，从故事内核到语言修辞，往往渗透着肃杀、迷惘，阵阵虚无感在团雾中袭来。《如果你是我》的结尾，读至“一股股血激滋在地上，很快就渗透下去”，又从此前的虚无冲决出某种先锋性。您是如何看待小说语言的，或者说您的语言资源更多地受到了哪些元素的影响呢？

赵志明：在我上大学期间，我曾经是哥哥诗歌发烧友，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埋头写属于我自己的诗歌。断断续续写了三年，每年在电脑里敲入一百首左右的诗。有的发在“他们”论坛，有的只给几个朋友看。李黎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习惯，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写完了就发一份邮件给李黎，听他的评价。后来我的电脑出故障，幸亏有李黎，他保存了我的所有小说和诗歌文档。他曾开玩笑，鉴于我写了三百多首诗，应该出本诗集，就叫《诗三百》。这当然是玩笑话。但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现当代诗歌、外国翻译诗歌的熟悉和热爱，以及短暂迷恋写诗的经历，无形中锤炼了我的语言。我希望小说的语言，无论是不是带有诗意，至少应该是美的，是准确的、形象的、生动的，能打动人，能让人读下去。无愧于他人的阅读。这是我对小说语言的最起码要求。

贺与诤：特别喜欢您写的那句“每一幢楼就像停泊在寒潭中的船只，轻盈得如同难以辨识的旧梦，即将远去化为无形。只有月亮是银白的。只有月亮是多情的”。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注意到您在叙事中对于“月亮”这一意象的偏爱。周遭如幻似梦，秘不示人，唯有月光在场。在这之中，我似乎看到了西方叙事中那个代表着致幻、迷失的月亮。伴着月光，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意象对于叙事的功用的？

赵志明：意象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叙事的主要目的。换句话说，叙事就是要把事说清楚。在这一点上，意象很多时候都是应该警醒的对象。但是，中国的叙事美学，又强调一点，“留白”或者“虚室生白”。既然是话留三分，意在言外，弦外之音，肯定就会有旁逸斜出。很多意象就是这么来的。它不是预设好的，而是意外的产物，是叙事过程中无它无妨有它真香的偏离叙述路径和目的带来的产物。简言之，它会让人吓一跳。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吓一跳。这是一种创造。就好像月光。月光在场，但并不抢镜头。而一旦月光被注意到，月光就有了独特的意味。是为“月光降临人间”，也是“朗月独照离人妆镜台”。

贺与诤：在您的作品中，梦境似乎构成了叙事中的重要元素之一。那么，对于您来说，是否可以把梦境理解为潜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对照，或是您架构小说结构的方式之一？您是如何看待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呢？

赵志明：梦境与现实，理想与现实，内心与现实，构成的都是一种空间关系，或者是“套盒”，或者是“勾连”，或者是“平行”。我读到的关于梦境最独特的描述，来自莉迪亚·戴维斯，她是福楼拜和卡夫卡的信徒。在一则随笔中，她借助空间关系。当时她睡在二楼，她的外甥女睡在一楼，结果她的梦通过楼梯，从二楼流到一楼，而她的外甥女把她的前半部分的梦延续下去，做了后半部分梦。事实上，还有洛夫克拉夫特，他的大半部分小说以“采梦人”为主角，构造了让人迷恋乐不思蜀的梦境。在洛夫克拉夫特那里，梦境不再是叙事的元素或策略，而是叙述本身。一次梦境旅行，就是一次叙事冒险。

项目基金：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江南士风与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2ZWC002）阶段性成果。常州大学校基金“70后作家精神史写作研究”（项目编号：ZMF21020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