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

我以为我们不再联系。多年后，由于生活环境、社会地位，以及工作等诸多方面原因，很多朋友与我渐行渐远。这种变化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当你有所意识，他们已经成为路人。有时候，你偶尔想起他们，与他们度过的那段岁月。不过，一闪而逝。他们很快被新朋友取代。你无能为力，深陷现实的泥沼中，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他们自然而然地被遗忘在某个偏僻的角落。

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正处于上述这种情况。我是一家图书公司的编辑，专门负责出版纯文学。我的工资少得可怜，在北京这座大都市，仅仅能够维持生活所需。父亲一再打电话催促，命令我回到沣镇，结婚生子，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说，你不年轻了。再不安稳下来，以后没机会了。他说的是事实，跟我一块长大的同伴，他们买了房子和车子，孩子都好几岁了。可是，回去了，我又能干什么？每当过年回家，我们几个总会聚聚。在酒桌上，他们谈起各自的工作，张店这座小城的楼价，哪个村子的房子拆迁了，政府补贴拿一大笔拆迁款。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我们丧失了共同的语言，我已经不适应沣镇的生活。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抉择？是留下来，还是回到沣镇？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这时，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口浓重的乡音，问我知道他是谁吗？我淡淡一笑，打趣道，就算他烧成了灰，我也认得。他是东明，多年未见，我们热切地聊了起来。他的语气故作嗔怒，斥责我，为什么不主动联系他，不回前李村看看。我有点尴尬，谎称工作忙，没有时间。我问他，还在部队吗？他说，他已经回家一年了。我谎称疏忽，过几日闲暇下来，一定回去看看。他却说，你最好这两天回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花子快不行了。

我向领导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第二天坐上了前往故乡的客车。走之前，我提前在县城的酒店里订了一个房间。一方面，我回去权当散心，不想惊扰家里的亲戚。另一方面，自然是花子。他得了肝癌，在离开人世前，想见我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我。自从我们一家从前李村去了沣镇，有一段时间互不联系，一时断了交往。不过，父亲渐渐老迈，他不再傲慢，冷漠，目空一切，而是经常向我讲述，我们一家离开后，前李村发生的奇闻逸事。很多有关花子的消息，我都是从他口中得知。

在青岛上大学时，父亲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他说花子就在团岛，你们有空见见吧。我所在的大学坐落于黄岛，与团岛相隔一条海底隧道。我说，好。但很快忘记了。有时候，当我和同学们走在街上，害怕突然遇到他。我该向他们如何介绍我这位昔日的玩伴？

那时，花子是干工地的。没过几年，我听说他成了倒插门女婿。他的丈人在我们那个地方小有名气，是一位房地产商。还没完婚，花子的名下坐拥了三套楼房，等着正式入赘，摇身一变，升任房地产公司的经理。我困惑不已，对方到底看中了花子什么。他一无学历——小学辍学，二无能力——以贩卖力气为生，他的家境更是清贫——只有两间土坯房。难道是因为他朴实的性格？

可能是过惯了苦日子。有了钱后，花子节俭持家，而不是大肆挥霍。据说，他很爱老婆，家里的大小事务由她做主，除了工作，都陪伴在她的左右。他没有忘本，时不时从县城回到前李村，看望那些与他有关系的叔叔伯伯。自从母亲抛弃他们父子后，花子的父亲福海干脆赖在家里，酗酒度日。他是由这帮叔伯抚养长大的。

不过，唯独让人抓住把柄的是他和福海的关系。起初，当花子要入赘时，福海坚决反对。他的意思很明确，除非他死了，不可能从花子这一脉断了后。花子有了房子，福海的态度大变。在村里，他经常提及他的亲家有多少资产，在某某地方又建了一个楼盘。可是，当村里的人说，福海你是不是过糊涂了，这些又不是你的。福海哑口无言，开始频繁地给花子打电话，口中满是把他抚养成人的艰辛。他说，他没有几年活头了，不但希望花子多来看望他两眼，而且他想过上好日子。花子一言不发，往往听到一半，无故挂掉电话，徒留父亲坐在土炕上愤懑、悲伤。据我父亲说，有一次，福海提了两瓶白酒去看望刚刚诞生的孙女，直接被花子驱赶出家门。

为了断绝与福海的关系，花子送给福海一套楼房。他不想与父亲再有任何来往。福海住了不到半年，没人喝酒、聊天，直接把那栋二室一厅的房子换成了现金。当他再找上门，花子选择了报警。之后，福海再也没有找过儿子。每当过年时，花子回来上坟，难免会遇上福海。父子俩只不过点点头，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以防乡人说闲话罢了。

我不是没有问过父亲，花子为什么如此狠心。父亲提醒我，是因为那则多年前的谣言。我不认同他的观点。一方面，那是谣言，除了花子的母亲，没有人知道里面有多少真实性。另一方面，虽然福海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但他毕竟是花子的父亲。父子俩不可能没有感情。我跟我父亲说，很可能是谣言，没有抚养花子长大，拒绝他入赘是这些事件累加起来的结果。我用逻辑性的思维告诉他，量变引起质变。父亲勃然大怒，斥责我多管闲事。

有一年，花子回家拜年，福海已经不记得他了。他以为是福海耍的手段，可当他看到土炕下面的铁锅里长满了绿毛，才知道福海已经不能自理。他张着嘴，唾液不受控制地从口角处流淌下来，听了好久，花子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要花子带着他去寻找他的母亲。花子怨恨地说道，你找她，我还想找她呢。他为福海生起炉子，委托隔壁的德林嫂子照顾他几日。拜完年后，就赶回了县城。

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细节是父亲的虚构，在成为养鸡场的主人之前，他是一位民办小学的语文老师。不过，有一件事，前李村的村民有目共睹。那是大年初六，花子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处置父亲，噩耗传来，福海去世了。

葬礼举办得相当隆重，他家的院子里放满了花圈，花子的生意伙伴陆续赶来，穿着西服，夹着公文包，轿车停满了一整条马路。起初，花子站在院子里，披着孝布和村民们有说有笑，可当福海的棺材从土屋里被人抬出来时，他突然像疯了一样冲了上去。他匍匐在地，被众人拉扯着，哭得撕心裂肺，以至于当场晕厥过去了。

那一年，我母亲回到了前李村，把我家荒废的鸡舍租给了县城的一户人家。几日后，我大舅过生日，她就住在了麻店村，也就是我大舅家。她一边等待着祝寿，一边处理着鸡舍的出租事宜。在前李村，她遇到了花子。由于花子是我少时的玩伴，对我母亲分外亲热。开着私家车带着我母亲来回在前李和麻店奔波。对于此事，我的母亲向我念叨至今。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我主动给花子打了电话，并要了他的微信。

我们回顾少时共同经历的不堪岁月，说起贫困的家境，如何寄人篱下，我离开后，他辍学了，不得不像孤魂野鬼，整日在村里和田间游荡。没有人管他，更没有人在乎他。不到十六岁，他跟着村里几位叔伯去了外地打工，养活自己。他说，在黄岛遇见过我。他看见我在一间咖啡馆里有说有笑，我们隔着玻璃幕墙，他不好意思地走掉了。我也向他说起我家近些年的情况。来到沣镇后，父亲没能如愿，创业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沉溺于昔日的辉煌中，不肯自拔。上了大学后，我勉强获得了学历，但是工作不如意。他说，我见过世面，羡慕大城市的生活。可是，对于福海只字未提。我想问问他，在他父亲死后，他还憎恨他吗？不过，始终没有开口。

不到一年时间，由于生活在天南地北，有各自的生活要忙，我们联络少了。他只在喝醉时给我打电话，一般都是他在说，我默默地听着。起初，他向我诉苦，感叹我活得无拘无束，彻底脱离了前李村这片土地。他却要一辈子面对它，到死都无法逃离。我安慰他，建议他不如去旅游，散散心。后来，他接连打来电话，基本上是在深夜十二点过后。我不像他，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悠闲地泡茶，我则早上要坐上两个小时的地铁，赶到公司后，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处理。我把手机调成静音，选择不接听他的电话。

那段时间，他不再打来电话，我只能在朋友圈看到一些有关他的信息。不过，这么说不够准确。他发的不是信息，而是一些感慨人生的语录，比如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我才发觉他有些反常。是不是他经历了什么，导致他变得郁郁不振，借酒消愁，想要彻底离开这片土地？还是说，他之所以酗酒成性，只是遗传自福海的基因？

过了俩月，电话再次打来了。那是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刚下班，订了一份外卖，正躺在床上休息。他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以为他来到了北京。不过，不是。他再次让我猜。我说，沣镇。他说，你能不能好好想想。见我猜测不出，他挂掉电话，打开了微信视频。我看到他端坐于一间局促的小饭馆里，面前摆有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一瓶白酒，一道红烧鱼和两盘素菜，他正在冲着我灿烂地笑着，一口黄牙像糟了的玉米粒一样显露了出来。他说，你不是让我去旅游吗，我来河南了。我发现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身后侧对着饭馆的门，从这扇门中，我依稀看到了门外院子里一辆小型农用三轮车。这应该是河南某个偏僻的小镇。我正要说，我是让他去国内的旅游景点玩玩，而不是让他上山下乡。话还没说出口，他匆忙地关掉了视频。他用微信回复，以后再聊。

大概到了十一点，我准备入睡，手机再次响起。电话里传来一位女人的声音，问清楚了我的身份后，她说，花子经常提起我。我没见过花子的妻子，他也很少提及，我自然把她认成了花子的妻子。她却说，你能不能让花子回去，他喝醉了，现在在河南了。我没有弄明白她的意思——他们两口子不是去河南旅游了吗，她是让花子回哪里去。见我不吭声，她才自我介绍，特意强调了是花子的“朋友”。她离开县城惠民，回老家工作，花子悄悄地跟了过来。

她叫杏儿，在KTV工作，负责陪客人喝酒唱歌。有一天，花子来KTV接待生意上的顾客，他们就此相识了。她不漂亮，比花子大五岁，现已离异，单独抚养两个六七岁的孩子。这些都是第二天花子酒醒之后告诉我的。我问花子，看中了对方什么。

他没有回答。

事情很快暴露了。花子开始以各种理由向我借钱，有时候，他会说，开车把人撞了，他需要一笔钱和对方私了；有时候，他会说，生意上遇到点麻烦，他急需一笔钱周转。我一共借了他五千块钱，发现遭到了欺骗，就此与他断绝了联系。过年回家时，父亲再次向我提起他。父亲说，知道花子离婚了吗？我十分愕然，当即回到卧室，给他打了电话。他好像喝醉了，在电话里骂骂咧咧，斥责我把他忘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还能怎么回事，离了呗。

在离婚之前，妻子和花子摊牌，只要他愿意放弃那个女人，权当一切没有发生。他们的孩子三岁了，她不想孩子没有父亲。可是，花子选择了离婚。一提起婚姻，他经常说，对不起她。我问他，后悔吗？他却说，不。当他净身出户，杏儿也选择抛弃了他。他从此变得孤身一人。

从北京到前李村八个小时的车程，其间要先坐车到县城惠民，继而转乘当地的公交，方能到达村子。天色慢慢变暗，大片大片的庄稼种植成一个个方阵，伫立在原野中，规整、静谧，一片苍茫。这夏天的一个尾声，好像一切未变。到达预订的酒店后，我稍微休息了一番，给花子打了几个电话。如我所料，他没有接听。我开始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这座小时候我们巴望着父母带我们来此游玩的胜地，如今破败狼藉，遍布着被这个时代淘汰的老楼，全然丧失了魅力。逛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回到酒店，倒头睡了过去。

等着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手机里显示了无数条未接电话，全部是东明打来的。除了这些电话，还有一条微信，上面写道：花子走了。我懊悔万分，为什么昨晚忘记给东明打一个电话了。

我打了辆车，朝着前李村赶去。

据东明所言，花子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后，回到前李村，选择安度最后的余生。也就是说，花子是在福海的住处闭上眼的。可荒唐的是，当我抵达花子的家，看到了他家的门前散落着一地鲜艳的鞭炮碎屑，好像是在欢庆他终于离开了人世（他家的对门当天正好结婚）。他家的客厅大概70平方米，仅仅摆了一张八仙桌，一个玻璃茶几和一个黑色皮质沙发，因此客厅显得分外空荡。我没有见到花子的尸体，只看到东明仰躺在沙发上，打着呼噜。我几乎喊了出来：花子呢？东明立马坐得笔直，看清楚是我，他长舒了一口气，说，嗐，你可算是回来了！我再次问了一遍，声音越发气急败坏。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才说，还能去哪，我送殡仪馆了。我斥责道，不守灵了吗，花子还没有过头七？

他说，你说，除了咱们，谁还会来？他脸上除了倦意，还夹杂着些许无奈。

我坐在沙发一侧，望着客厅里某个角落，不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东明突然问我，你说，人是不是都在变化？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他一直在部队，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我想他是不是退伍归来，不适应现在的环境，或者遭到了排挤。他摇了摇头，说，我总觉得花子像变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