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全球化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  新型全球化  高质量发展  产能合作

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成就开创了全球多元化发展道路的新时代。传统的经济全球化路径难以克服国家间发展失衡日益突出的问题，而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致力于优化合作导向与目标、协作模式、利益分配方式，以促进共同发展。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中国以促进与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为导向，向共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合作产业项目，从而为推动新型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传统全球化的导向偏差与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导向

在经历了1986—2008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全球化进入“慢速”期。此间，传统全球化的导向存在偏差，即对共同发展的忽视及其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特别是近年来逐渐上升的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倾向，以及美西方采取“内病外治”、对外转嫁矛盾的政策举措，以“再全球化”“去风险”之名，行逆全球化之实，不仅无法解决美西方的国内积弊，反而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导致全球共同发展的合作基础受到侵蚀。这也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推动的新型全球化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一、传统全球化的导向及其负面影响

传统全球化的根本弊端主要体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中低端，并通过金融霸权榨取他国的发展利益，由此导致全球发展严重失衡。基于“中心—边缘”的全球体系分析视角，一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由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决定。在这场不平等的斗争中，中心国家运用了“五大垄断力”，即技术垄断、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媒体与通信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1]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其产业技术优势、规则主导权和金融霸权进行经济扩张、资源控制与财富掠夺，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长期压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这必然会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内部发展失衡导致的矛盾日益凸显之际，西方国家却将此归因于全球化，进而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再工业化”等逆全球化方式，来维持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主导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资本流动自由化加剧了全球经济动荡与财富的国际转移。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获得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放弃政府主导工业化发展模式，而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又未建立，被迫受到反复无常的资本市场和投机行为的“约束”。[2]与此同时，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利用国内利率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周期性地操纵“美元潮汐”，引发拉美与东亚国家、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其优质资产和发展收益被美系资本以低价“收割”。21世纪以来，美国进一步滥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其国内制造业“外包”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增发国债释放美元来购买国外商品，再以国债置换他国外汇储备，并用于美国国内支出与进口商品，形成了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美元—商品—美债”循环。

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美元霸权受到削弱的态势，美国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理念貌似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政策目标方面殊途同归，即均试图改变基于竞争力因素所形成的国际分工结构，推行所谓对华经济“脱钩”或“去风险”，从中国迁出或在本国新建、扩建高科技产业生产基地，以阻滞中国的产业升级，进而延续美国对外经济“美元—商品—美债”循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迫切需要用本国的经济资源置换国外的产品、技术，以推动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进程，而非换取信用日益存疑的美国债券。因此，无论是传统全球化模式，还是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力图调整、重塑的全球化模式，由于充斥着美国及其盟国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与地缘政治考量，并且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与发展的普惠性，都必然导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发展失衡。

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的共同发展导向

基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导向，中国致力于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与合作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拓展产业合作等领域的新“发力点”与“结合点”，通过平等参与、互利合作，促进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演进。

第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调兼顾全球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支持各国探索和践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治国理念与发展道路，推动各国拓展与深化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这使得新型全球化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共建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进不同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实现政策对接与发展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不对合作议程设置政治门槛，统筹兼顾合作参与方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并推动各方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合理关切。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依托“五通”的前期成果，中国与共建国家在传统产业升级、跨境产业链协作、新兴技术应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拓展与深化，并尊重共建国家在合作对象多样化方面的政策导向，在共建国家积极拓展三方合作，以开放合作提升中国与共建国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联动性与依存度，以此助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二，提升发展成果的共享度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提升发展的普惠性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所致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在“一带一路”合作进程中共同实现现代化。[3]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互利合作，摒弃利益独占与零和博弈，致力于利益共享以实现共赢。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实体产业对于提升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有基础性作用。因此，中国尊重共建国家在发展自主性等方面的诉求，致力于通过资源加工产业本地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等方式，增强共建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从而为提高共建国家国内发展的普惠性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平衡发展。传统全球化的进程一直被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分工以及西方国家所实施的金融掠夺等形式的“剥夺积累”过程所主导，由此导致全球投资不足；而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导向的，通过促进国内和更广阔世界的生产性投资，成为对抗世界市场投机性质的一种力量。[4]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国顺应共建国家的诉求，向其输出高质量产能与新质生产力，以此带动区域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的整体性上移，助力共建国家的发展，从而改善传统全球化“中心—边缘”结构所导致的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

“一带一路”产业联通构筑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基础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产业合作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与共建国家在矿产资源深加工、制造业等领域延展产业链合作，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加强企业间供应链协作，并推动企业间经营合作以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由此提升共建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经济增长空间与发展韧性，从而助力共同发展。

一、“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推动全球产业体系变革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产业链是影响其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发达国家长期掌控全球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中，被配置与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传统制造业、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领域不仅技术进步显著，而且企业规模与市场份额也保持稳步增长。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态势，美国不断加强对华科技产业遏制。在此形势下，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升级的内在动能不断上升，并引起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与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出现结构性变化。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产业合作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变迁。在此过程中，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干预、重塑基于资源禀赋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这势必会干扰全球经济复苏。鉴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区域性产业链进行整合与提质增效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发展重心

基于长期积累的发展成果与人才储备，特别是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所取得的新成果，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稳步发展，不断优化经济要素禀赋结构，为拓展与深化对外产业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强化与共建国家的产业合作，扩展相关区域的国际大循环，有助于在工业的原料端、市场端强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稳定性，增强国内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同时推动地区国家的工业化，助力共同发展。

在资源深加工领域，中国基于沙特、印尼等国的资源禀赋，通过在共建国家建设资源加工本地化项目，推动各方企业在资源产品深加工领域的跨境产业链协作，促进共建国家的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多样化。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国与东盟、中东欧等地区国家的合作稳步推进。基于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合作框架，中国以提升共建国家制造业水平与工业化能力为重心，与东盟、阿拉伯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地区国家建立技术转移平台，通过共同开展技术示范和推广，以共赢、分享为合作基点，推动与共建国家的产业技术合作。在此过程中，为推动共建国家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中国与共建国家以产业园区合作为抓手，引导中国企业赴共建国家开展直接投资项目，并在建设“两国双园”等示范园区的过程中，拓展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由此，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产业合作对非西方国家构建新工业革命合作伙伴关系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不断增强。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演进趋势

在不断拓展与共建国家产业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中端发包国”和“中端缓冲国”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一方面，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工业体系，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可充分发挥“中端发包国”的作用，即随着产业升级的稳步推进，中国可逐步通过产能合作、对外投资等方式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产业链下游国家，在与共建国家的产业合作中实现整体价值链良性上移，并增进与共建国家的价值链关联度；另一方面，中国在产业合作与价值链衔接中处于中端地位，既能有效衔接高附加值产业国与低附加值产业国之间的经济联动，又能在国际关系中应对单边主义的冲击，通过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积极重构贸易公平、地位对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5]由此，中国能够基于本国的发展成果带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更大范围的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使中国的工业技术、工程能力与资金能力与共建国家的矿产等生产要素优势以及发展潜力实现有效对接，这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增加其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高质量地联通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摆脱过去对外部的被动依附，积累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6]向共建国家延伸分工环节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其要素配置能力，而部分共建国家也将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企业供应链布局的重点区域与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通过与工业化基础较强共建国家开展区域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可构建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7]在此过程中，中国对“被动式”嵌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度会逐渐降低，推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主动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中国和共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8]中国与共建国家产业合作的扩大与深化，将不断提升双方科技产业在全球市场中份额与增量收益，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塑造更为平衡的全球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