桤木河的前世今生

一

那年的初冬特别寒冷，中秋刚过，就已经有了深秋的寒意。农历九月，川西大地就有了隆冬的迹象，桤木河边的林子里，原本整天叽叽喳喳的鸟儿，明显要比往年少了许多。它们一部分提前飞往了温暖的南方，另一部分似乎躲在巢里，一声不吭地望着几十里外西岭雪山上过早覆盖的积雪。

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父亲离开了我们，去了每个人都必须去，或者说不得不去的地方。当我打开房门经过庭院时，我看到西边的天上挂着一轮冰冷的残月，似乎是一只巨大的充满悲悯的眼睛，无声地望着人间，望着我们，望着我们在那座被田地包围的农舍里痛哭、沉默，点燃香烛和纸钱。青烟袅袅，一直上升到月亮所在的高处。

接下来两天，我和哥哥、姐姐以及侄儿、侄女一起，为父亲守灵。那些日子，我的脑子里，总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上映父亲长长的、曲折的一生。

二

大约在清成丰年间，我的高祖那一代从湖北麻城到洪雅再迁到崇州，落址于一个叫白头的村庄。从此，何家就像被命运之风吹到田野的种子，在那里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趣的是，在我们何家，三代人以来，就男性来说，都是兄弟三人：爷爷兄弟三人，爷爷为大；父亲兄弟三人，父亲老二；我兄弟三人，排行老三。

从高祖开始，我家就是农民，依靠从地主手中租来的几亩地谋生，用古书上的话来说，叫作“世隶耕”。

到了爷爷这一辈，时间已是民国年间，时代变化了，爷爷三兄弟，大概也想换一个活法，不再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首先，二爷选择了从军，跟随部队去了陕西；三爷呢，选择了贩卖粮食，可能是为了有一个依靠，他也选择了二爷从军的陕西。然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乱世，二爷和三爷竟然先后失踪，他们就像一滴水滑进了海洋，从此再也没有了音信。

爷爷留在了崇州，留在了白头。不过，他不想做一个单纯的农民，他想学一门技术，于是选择了做木匠。可惜的是，爷爷学了多年木匠，手艺却一直不好。以至于当父亲这一辈渐渐长大后，他又将大伯送到邻村，给另一个木匠做徒弟。但是，在“教会徒弟要饿死师傅”的所谓古训之下，大伯在师傅那里学了三四年，主要工作其实就是打杂，手艺自然稀松平常。如此一来，当他告别师傅回到家里，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木匠，几乎没有什么人找他干活。最多，只是为家里修一修吱吱呀呀的床，或是摇摇晃晃的桌子板凳。

那时候，我们家里租了地主几亩地，这几亩地，有水田，种水稻；有旱地，种小麦和大豆，当然还有必需的菜地。这八亩地，都位于桤木河边。曲曲折折的桤木河，从西边的雪山脚下流过来，水流清澈、冰冷，大夏天跳下去，也有一种酷寒刺骨的感觉。爷爷就带着奶奶和大伯，在这八亩地里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四季一年，如此循环往复，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贫，但是踏实。

那时候，父亲也一天天长大了，地里不需要那么多人干活。再说，爷爷也不希望儿子们都像他那样，一辈子都做个从地里扒食的农民，他希望儿子们，至少有一个儿子，能够脱离农村，能够走进城市，以便光宗耀祖。

爷爷和奶奶天天小声地商量，到底要把十几岁的父亲送去干什么。学木匠，大伯的木匠活不就学砸了吗？老大既然没学出名堂，又怎么能把老二也送上同一条路呢？学石匠，实在太辛苦，奶奶有些舍不得；学泥水匠，可村里已经有三个泥水匠了，即便学成了，怕也是难以分得一杯羹；学厨师，好倒是好，可是没门路，不知道拜谁为师。

就在万般无奈之中，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家远房亲戚早已出了五服，不知道是哪一辈的姻亲，姓叶。叶家世代经商，如今在崇州城里，经营着本地规模最大的一家染坊，手下有十多住帮工。叶家说，他们还需要一个学徒，学徒可以跟着学手艺，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三斗米的工钱——一斗米相当于今天六公斤多，三斗米，就是十八九公斤，折合人民币相当于现在一百多块钱。

爷爷和奶奶听说这消息后，十分兴奋，连夜带着父亲赶往城里。为了显得诚心，爷爷还从院子里抓了一只母鸡背上，奶奶还嫌不够诚心，怕叶家轻看，临走，又背了一小袋花生。

当天晚上，十二岁的父亲就留在了叶家。叶家有一座三进的四合院，第一进是店面，第二进是作坊和帮工的宿舍，第三进则是叶家一家几口的小家。那天晚上，父亲躺在叶家第二进四合院的床上，旁边的帮工早已进入了梦乡，只有他还兴奋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从那以后，父亲便成了叶家染坊的一个小帮工。每天一大早，当叶老板一家和其他工友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睡眼惺忪地起床了，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扫院子里的卫生。他拖着一把用竹子编成的长扫帚，在院子里仔细地清扫起来。早饭后，他开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摞一摞的布匹，被染料浸湿之后，变得十分沉重，他吃力地拖着布匹，把它们一一晾晒在院子里。风吹布动，从远处看，像一幅画。但只有劳动的人，才知道它的艰辛。

三

尽管工作十分辛苦，但父亲干得任劳任怨；并且，尤其重要的是，他十分注意向有经验的工友学习染布的技巧。不到一年，他就对各个流程烂熟于心。两年后，他已成了叶家染坊最重要的角色。叶老板不仅把染坊的技术活交给他，还带着他到外面谈生意。

在叶家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每个月有一天休息，那一天，他会把叶家发给他当工资的三斗米背回家。知道他要回来的那天下午，奶奶总是站在村口的路上一再张望。

父亲望见奶奶的身影，总是加快步伐。

三年后，按当初的约定，父亲可以出师了。叶家把他留下来，让他做了帮工的头儿，他的工钱，也从三斗米涨到了十斗米，此外，连年过节或是每染出一批布料，另有红包。父亲省吃俭用，总是把积攒下来的工钱如数带回家，交给爷爷。那时，爷爷满面红光，笑容像秋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不久，爷爷去世了。临终，他拉着奶奶的手，指着父亲说，我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让老二到叶家学染布。

爷爷去世后，大伯当家，父亲也如同爷爷在世时那样，每个月，总是把自己的工钱带回家，一一交到大伯手里。兄弟俩坐在院子里，就着一碗黄豆或是一盘凉拌黄瓜喝酒。几口酒下去，他们的脸变得通红，更加沉默寡言，老半天也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一只不懂事的猫，不时在他们脚下窜来窜去，发出一两声尖利的叫声。

良久，大伯说，老二，你也该成家了。

父亲说，还早呢。

大伯说，不早了，你都快二十了。

父亲说，我还是想自己开一家染坊。只是，答应了人家叶家的，没办法了。

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四

就在爷爷去世前一年，有一天，父亲趁着月休回到家里，饭桌上，他向爷爷提出，他想从叶家出来，自己开一家染坊。

爷爷吃惊不小。他问父亲，叶家对你不好吗？

父亲说，没有啊，他们对我很好。

爷爷更加不解，那你为什么不在叶家干了？

父亲说，我想自己做。

爷爷沉默良久。说实话，他不愿意他的儿子自己出来干，因为，那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但是，爷爷觉得，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理由。尽管爷爷对开一家染坊需要多少钱、怎么去联系布行、怎么把染好的布发出去一概不知，但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大声说，老二，我支持你。

因为，爷爷相信父亲，相信他的儿子。

但是，尽管有爷爷的支持，父亲的染坊却没有如愿以偿地开起来。

父亲回到城里，把自己要离开叶家，另外开染坊的事向叶老板汇报了，叶老板很是吃惊。他舍不得能干的父亲离开，使提出给父亲涨一倍的工钱。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我不是为了涨工钱，我只是想试一试。

叶老板沉默了半天，他知道强留也没用，于是答应了父亲，让父亲干完这个月再走，父亲也愉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就在此后几天，叶老板到城外催收一笔货款时，因为在客户家里多喝了几杯酒，回城时，遇上暴雨，一不小心，从桤木河上一座简易的、用大石头零散堆成的桥上经过时（这种桥，石头与石头之间没有连接，过挢的人要从这个石墩跳到那个石墩，因此称为跳墩子）摔进了河里。那一带是浅滩，河里乱石林立，等到路过的人将他救起并火速送曰城里，叶老板已经受了重伤，从此卧床不起。

叶老板有两个老婆，帮工把她们称为大奶奶和少奶奶。大奶奶没有生育，少奶奶生了一个儿子，此时只有两岁——后来，我们都叫他四爸。叶老板病重期间，染坊的事就由少奶奶经管。叶老板躺在病床上，把父亲叫到身边，恳求他再留一段时间，帮一下少奶奶，等少奶奶业务熟悉了再走。父亲看着奄奄一息的叶老板，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父亲梦想中的染坊只得往后推。

几个月后，叶老板去世了，叶家染坊的业务也停了下来。

父亲和其他帮工一起，辞别了大奶奶和少奶奶，离开了生活了好几年的叶家。

从叶家回来不久，爷爷也去世了。安葬了爷爷之后几天，叶家大奶奶突然找上门来。

五

叶家大奶奶向父亲哭诉说，叶老板死后不到两个月，少奶奶就抛下两岁的儿子去了成都，听说，已经改嫁到张家去了。叶家大奶奶提出，她愿意将染坊交给父亲打理，唯一的条件就是此后要负责她本人的生活，以度供养少奶奶留下来的儿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所喊的四爸。

父亲拿不定主意，他在院子里，像一头拉磨的驴子一样，一次次地转着圈儿。叶家大奶奶紧张而焦急地盯着他。末了，父亲说，你先回去吧，我和大哥商量一下，明天回你的话。

叶家大奶奶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晚上，大伯和父亲像往常一样，坐在小院里喝酒。父亲把叶家大奶奶的想法告诉了大伯，并要大伯拿主意。大伯想了想，问父亲，老二，你自己觉得呢？

父亲说，我觉得可以，但还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大伯说，你要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

父亲说，那就这样定了？

大伯说，定了。

次日天刚亮，父亲便踩着一地露水前往崇州城里，把他和大伯的决定告诉了叶家大奶奶。

从那以后，叶家染坊以父亲为主。

叶家让父亲打理染坊，其实提供的主要就是店面和生产作坊，当然还有客户关系，至于运营资金，则需要父亲自行筹集。父亲那些年积攒了不多的几个钱，大伯又提供了一些，至于三叔，那时他已被抓壮丁去了部队。父亲和大伯商量一番之后，决定将我们家位于桤木河边一片已经如同脸盆粗的树子砍了，卖给家具商。那片林子里，大概有上百株大树，有樟树，也有桤木。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少的我在河里游泳时，那片被砍伐后的树林，它们从树桩上发出的新苗，又已经长到了比碗口还粗。

叶家染坊重新开张了。在父亲的打理下，染坊的生意蒸蒸日上，染坊出产的布匹，不仅在本地销售，还远销威州，也就是今天的汶川等民族地区。

父亲晚年，曾多次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秋天，那年的秋天特别冷，也是九、十月天气，从桤木河边，就能遥望到西岭雪山上新堆的白雪。那天黄昏，染坊伙计已经关上了房门，父亲坐在灯下算账。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房门，外面的风雨里走进三个人。父亲一看，都不认识，再看他们的模样，似乎也不是生意人。

正在疑惑之际，三个人中为首的那个开口了，说他们有一块白布，需要染成灰色，时间紧，一定要快，价钱好商量。他的口音证明，他不仅不是川西人，甚至也不是四川人，而是浓浓的外省口音，父亲需要仔细认真地听，才能听得懂。

父亲答应了。一会儿，又有几个人赶着几辆大车，将车上的布匹一摞一摞地搬进染坊。父亲把已经休息的伙计全叫起来，连夜开工。那三个人也没有走，而是要求就住在染坊里，父亲为他们张罗了晚饭。问起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只是笑，并不回答。

不分昼夜地忙碌了三天三夜后，几大车白布终于全部染成了灰色。又是一个风雨之夜，当崇州县城都已经睡去了，前几天来的那几辆大车，又一次驶到叶家染坊门前，将灰布全部运走。临走，为首的那个给了父亲一大包银圆。父亲追出门说，太多了，不需要这么多。为首那个说，这个就当加急的费用吧。

父亲迟疑着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