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之忆

人从什么时候有记忆，每个人或许有所不同。上幼儿园的三年，我还记得以下片断：大沽路幼儿园坐落在我家楼下，出门就到；推开窗便能望见幼儿园那不大的操场上，滑梯、转椅等游艺设施齐全；为做早操，操场上配备过一架脚踏风琴；幼儿园的伙食中，我最爱吃的是打卤捞面。到了开饭时间，老师就提来一满桶和好的面条；两位女老师，一位稍胖的是赵老师，一位苗条的是杨老师；我至少换过三处教室，我上小学后，还去幼儿园接过弟、妹……

在小学的同学里，可能就有幼儿园时的园友，可惜都记不得了。大沽路小学是我的母校，在我家的左面，大沽路幼儿园在我家右面，中间隔着一条营口道。这条大沽路上住着许多小学同学，至今还有清晰印象的，是在华北物资局仓库大院里，曾住过的一个女同学，当时她与奶奶一起生活，到我家写过作业，就伏在我和弟弟妹妹吃饭的小饭桌上，而我到她家，是坐在宽大的八仙桌前，黑漆皮的桌子很讲究。她家养了一只猫，刚好下了几只小猫，毛茸茸地养在一个小纸盒里，她告诉我说，不能让猫妈妈看到小猫出来，那样是会被咬死的……我记得她那圆圆的蛋，说话带一点口音，却记不起她的名字。不久，她就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而转学了。还有一个住在建设路上的女同学，也曾到我家参加过学习小组，我们俩好像有一种朦胧的关系，愿意在一起写作业，每次学习结束都有些依依不舍……几十年过后，竟得知了这个小学同学的消息，好像是在做幼教工作。她的名字我还记得，想想，还是不说为宜吧。

营口道、建设路、解放北路一带有许多同学，那些大院、胡同、高层楼我都曾去过，有时是去参加学习小组，有时是找同学一起去上学。吴家大院几乎每一层楼上都有我的小学同学。在底层有一对同学，哥哥腿有残疾，与妹妹同班；三楼上的男同学，和我组成过“一帮一、一对红”，我经常去他家帮他复习功课，与他的父母及奶奶都很熟；吴家大院前面有一条胡同，进口住着一对双胞胎同学，他们家在很陡的木质楼梯上面；胡同拐弯处还有一个男同学，家里兄弟三个，他是老二，中午饭常常就是蒸一锅白米饭，兄弟仨每人盛一碗，浇上一点酱油便呼噜呼噜地吃起来。

大沽路小学面对着营口道、大同道、大连道等几条道路，那边也曾有不少同学。原山海关汽水厂旁有一高门院落，里面的黑漆门里住着一个女同学，名字带一个“香”字，她家讲究，是木板地，房间也高大，进去时总感觉有些神秘。这间大屋旁边有一个角院，一间小屋里住着另一个男同学，没有课的下午，他就和姐姐坐在小院里，各拿一截小钢锯条挑绒布头，也就是棉纱团，然后按斤卖给街道。我有时也帮他们挑，不用多一会儿，手指就感觉到酸累了。院落近旁有一副外挂铁制楼梯，上面也住着一个男同学，父亲是部队团职干部。他写得一手好看的仿宋字，笔笔用力，字字方正，我学不来。他还有一个特长是打乒乓球，弧圈球拉得挺好，我是可以和他较量一番的。多年前偶然听别的同学提起，这个同学分配到了很不错的工作。

小学毕业时因为按年龄划校，相当一部分同学被分配到了十七中学，所以，当年我所在的六十一中学初一一班，并没有几个是小学校友。就因为这个原因，开学之初上早操时，面对着几十个生疏的男女同学，我这个班长就是张不开嘴喊“齐步走”和“一二一”。我心里着急，班主任刘洪勋比我更急，憋红了脸瞪着我：“怎么回事，喊口令啊！”

大约一个半学期之后，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新换了一位班主任，叫韩良平。韩老师教语文，高高的身量，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梳大背头。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外表显得与众不同。韩老师教书认真，待学生很好，他家是泰国华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代全家迁居香港。

我上小学时，就曾频繁更换过班主任。老师们有的被贴了大字报，有的被查出有历史问题，而学生的转学率也高，班里经常出现新面孔。

整个中学期间，依然是在运动中，读书的大环境更为不好，但老师们还是尽心尽力的。英语老师就很有意思，在第一堂课上向我提问之后，他似乎记住了我的名字，每次上课几句英语开场白过后，“let’s  begin”，都是我第一个回答问题，我也就不得不提前做好预习。当时受形势影响，期中、期末考试，常常被取消，学习好的同学的学习热情、上进心，都不能正常体现出来。到毕业时也是这样，有的被分配了工作，有的上山下乡，有的留校继续上高中。

人的一生中，求学经历总是深刻的，我虽然已经无法记住全班同学的名字，但能记起的面孔和画面，也总是熟悉而难忘的。有一年和平区教育局举办中小学文艺汇演，我们班要出一个男生小合唱节目，十一个男同学入选，多次在操场上演练，还请了新来的音乐老师到场指导。这位老师来自新疆歌舞剧团，有很高的演唱水平，只在我们的队列前走了一遭，便回身站到了我的面前：“这个同学，你要注意发声！”十一个同学，他怎么就听出异样的是我的声音？于是我立刻降调，几近噤声。

文艺汇演在十六中学礼堂举行，我们的男生小合唱演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打靶归来》。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台风也不错，最终却没能获得任何奖项。事后，有同学给了我一张演出照片，是用135相机拍摄的，舞台的会标下面，我们十一个男同学在并肩歌唱。这是我在中学阶段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文艺演出，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参加工作之后，我从没有到单位之外的地方演唱过。

我毕业后再没有回过学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收到过一封母校中学的公函，说学校正在筹备校史展，希望各位同学提供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我觉得这是好事，应当支持。但一段时间过去，一直没有后续音信，也不知道校史展后来是否真的举办过。

定居香港后，韩老师回来过一次，是受了一个高中同学的专程约请。多年不见，老师风采依旧，微笑地叫着一个个学生的名字……临别时，我送给老师一份特殊礼物：一张载有《我的班主任》文章的报纸和我的一本诗集《迟献的素馨花》。

自此，中学同学便再无联系，彼此相忘于时间之河。再后来就听说刘老师、韩老师先后病逝。大沽路小学也早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被拆除，周围的道路、建筑也不再是旧时模样。有时从那里经过，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出当年的许多画面：二年级时的一个早上，我背着书包拐到解放北路上的一家银行前，爬到高台上的一溜圆柱子背面，躲了一上午的课；在学校狭窄的后操场上，我们作为学校的小民兵，每人手握一根木质长枪，在体育老师的口令下练习拼刺刀；我还被选拔到游泳训练队，多次到第一游泳池深水区“测红道”——那时体质偏弱，木枪训练正值冬天，不多时我就被冻晕了；在游泳池畔，别的同学出水入水颇为自如，我却感觉池水冰凉，嘴唇发紫，终了，也只是学会了踩水，蛙泳也仅能游出几十米远……

以上所记，小学、中学时的同学，肯定还有别人记起他们吧，也或许，他们就只是属于我个人的私有回忆了。无论怎样，每个人在童年、少年时的欢乐记忆，大抵都是不该淡忘的，曾经的同窗经历，更是永远保有花朵般的香泽，尽管稚嫩、单纯、懵懂，却似乎比成人之后的情谊更珍贵。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