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雨札谭

上元二年（761）春，入住成都草堂已经一年有余，在一场细腻入微的夜雨中，杜甫写下了传世名篇《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所谓“喜雨”，既可以理解为喜欢一场雨，也可以理解为喜悦的雨、喜气的雨、安逸的雨。杜甫非常喜欢“喜雨”一词，以之作为诗题的就有数处。其中一首《喜雨》写于杜甫即将离开成都的那一年（永泰元年），也是杜甫在成都看到的最后一片春末夏初风景：

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

入空才漠漠，洒迥已纷纷。

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

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

这首同样为五律的《喜雨》很少被人提到，和《春夜喜雨》不同，它写到的是白天的及时雨，虽然说不上好大的雨漠漠纷纷地下着，但由于是久旱之际的造化恩典，所以显得特别珍贵。诗人希望这场雨下得更大更久一些，最好从白天一直下到深夜。一场甘霖般的喜雨，当然也是一场好雨，诗人也想到了“润”字。

历代喜雨诗文，大多出现于久旱祈雨成功之时。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大旱，三麦（小麦﹑大麦﹑元麦）无收。经过一番艰苦的祈雨，老天终于降下雨露。诗人曹植为此写下《喜雨诗》，以感谢上苍的“苞育”之恩——这也是目前所见较早的以喜雨为题的诗作——

天覆何弥广，苞育此群生。

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

庆云从北来，郁述西南征。

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

嘉种盈膏壤，登秋毕有成。

唐人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中，载有一篇西晋傅咸的《喜雨赋》，也是庆贺祈雨成功之作。从其序中可知：晋武帝泰始九年（273），从春天到夏天，一连数月滴雨未下，大地草木一片干枯，使人联想到商汤时代曾经出现过七年大旱的糟糕状况。时任太子洗马兼司徒的傅咸，在皇帝授意下，率领百官祈雨三天，大雨果然如愿而至。

人们似乎更加热爱不期而至的雨，而不是通过仪式祈得的雨。李白也同样喜欢自然而然的雨：“雨洗秋山净，林光澹碧滋。”（《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灉湖》）“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对雨》）。深情绵邈的李商隐也是如此，“巴山夜雨涨秋池”，多么令人眷恋的雨。当然，还有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只有一人如入无雨之境，“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苏东坡——这何尝不是因为他本身就喜欢夏天的阵雨呢？

苏轼还有一篇雨水文字值得一提：《喜雨亭记》。发自内心深处的笔墨，总会朴素而动人。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从开封出发，带着妻子王弗和一岁多的长子苏迈，向着千里之外的陕西凤翔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在十二月十四日到达任所。苏轼知道，凤翔是文献之邦周朝旧地，著名的石鼓文就出现在此，当然还有普门寺开元寺里珍藏的唐人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像宝贝。苏轼的上司凤翔太守宋远是个老好人，掂得出制科第三等的分量。次年，苏轼的建筑兴趣被首次激发，在凤翔府公馆北侧建起一座亭子。是年春，虽然之前在岐山南面有过麦雨的吉兆，但天空一直晴着，看不到一点雨意。就在人们翘首待雨，亭子也刚刚落成的时刻，一场意料之外久违的大雨来了，万民踊跃。苏轼遂由此将新亭子命名为“喜雨亭”。

《喜雨亭记》认为，适时的雨水最为昂贵，胜过珍珠和美玉：“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太守宋远读了《喜雨亭记》后，一改平时端起的架子，拉着苏轼的手在新亭子里转圈圈：子瞻啊子瞻，你真是文曲星下凡呢！怪不得当世硕儒欧阳修先生会说，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浑身都会出汗啊！

不过，即便才华横溢如苏轼，这些青春文字拿来和杜甫的《春夜喜雨》相比，还是不免有些相形失色。而胆子够肥的元人王恽所作小令《点绛唇》：

好雨知时，万金欲买初无价。种花才罢。似为芳枝下。花重宫城，好个风人雅。从飘洒。探花走马。明日春如画。

这在《春夜喜雨》面前，大概也只能说是一个“饶舌版”吧。

如同诗歌的魔术师或巫师，杜甫常能无中生有，他仿佛能隐去一切，召唤一切，挥斥一切。春夜喜雨，喜在何处？诗中看不见一个喜字（除了诗题以外），却自始至终洋溢着隐秘的喜悦。就像恋人之间的絮语，可能竟夜听不见一个爱字，但整晚都弥漫着甜蜜的爱情味道。首联写应时而至的雨之喜，颔联写万物之喜，颈联写渔父之喜，尾联则写城市之喜。所有的喜悦，皆源于漫天春雨。这种高妙的写作，完全应了钱锺书在《四言》一诗中所述的诗境：

欲调无筝，欲抚无琴。

赤口白舌，何以写心。

咏歌不足，丝竹胜肉。

渐近自然，难传衷曲。

如春在花，如盐在水。

如无却有，悒悒莫解。

茧中有肾，化蛾能飞。

心中有物，即之忽希。

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由于地处盆地，高山环抱，常常云遮雾罩，阳光显得格外稀罕，故有“蜀犬吠日”之说。每到春夏之际，即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气候景观——夜雨。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民间对此还有“强盗雨”的说法，意思是说雨像强盗一样一到晚上就悄无声息地下起来，黎明时分才停下。杜甫的《水槛遣兴二首·其二》就写到这样的蜀中景观：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

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

不堪支老病，何得尚浮名。

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只有一个极擅从细微处见精神的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此诗可以与《春夜喜雨》一起互读。这是南方的生活细节：夜雨之后，水塘周围茂密的树叶还是湿漉漉的，早晨的空气像清洗过一样干净而清爽，闻不到一点昨夜枕席间以及衣裳中的潮湿气味。这种感觉，只有在南方，尤其是在成都生活过的人才深有体会。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这儿再次使用了“润”字。不过，“叶润”只是一个很小的镜头，一个很小的特写，而“润物”则是浩大的，属于宇宙天地之间的法则层面。

通常，喜悦之诗的色调应该是明亮的，然而《春夜喜雨》的色调，除了尾联出现一片推想中的明亮之外，其余部分的色调都是灰色甚至黑暗的，而人们却在这一团黑色之中感受到了细腻又壮大的生命力，一种欣欣向荣的新生感，这力量必将突破黑暗，化生出光明与福祉。黑暗中的喜悦，常常更为迷人也更为深沉。为了加重广阔的黑色背景，杜甫甚至大胆地直接使用了一个“黑”字——“野径云俱黑”，郊外的道道小径已与低矮的乌云连为一体！此刻的“黑”，隐含的恰恰是一种带有母体气质的存在，这一场好雨的母体，正是这一片乌云。

“俱黑”的天地间，陡然闪出了一盏渔火！

被一个“俱”字渲染的一片无边黑暗，托出了一个“独”字。而这个“独”字托出的，并不是寂寥孤独，而是人间烟火的意外喜悦。

夜雨中的锦江渔夫，为什么不返回岸边码头，还要燃着渔火呢？

其实，从前的渔火，并不仅仅是用于照明，甚至主要不是为了照明。

在其《淮南子》中，西汉的刘安提到当时的一种以火取蝉的方法。在刘安看来，鱼与蝉都是舌尖美味，通过一定的方法就可以捕获——

耀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弋者先具缴与矰，好鱼者先具罟与罛，未有无其具而得其利。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世上也没有白吃的蝉和鱼，想要捕捉到手，得有方法，还得有便于使唤的工具才成。所谓“耀蝉”，就是利用蝉的驱光性，在夜间点燃火把，蝉见火光即自投罗网，可称火焰或火光捕蝉法。那么捕鱼的方法又是怎样呢？刘安说，要有芬芳的鱼饵，没有诱鱼上钩或扑网的饵食，我们是吃不到鱼鲜的。

事实上，鱼也是可以通过火来捕获的。以色列多尔海岸曾发现一艘公元七世纪的船骸，从船上残物中找到了一只奇怪的铁笼，考古学家最终确认了这只铁笼的用途：夜色中，渔夫们将燃着火焰的铁笼放置于船尾，鱼群看见火光的倒影便会追随而至，此时渔夫就可以下钓竿、撒大网了。利用火光获鱼，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记载过，这种方法在当年地中海一带颇为流行，别的民族中也广泛存在以火捕鱼的技术，古西伯利亚猎人，就爱在夜深人静时于船头燃烧木头，用火光招引鱼群，再以尖利的骨叉或木叉刺鱼。中国台湾也有一种被称为“蹦火仔”的捕鱼方式，渔夫利用磺石遇水即燃的特性，用强烈的磺石火光，让青鳞鱼等性喜光亮的鱼类围合过来，再将水中磺火拉离水面，那些逐火的鱼群遂发疯般向上跳跃，形成一道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黑夜风景，残忍而美丽。

诗人所写的渔火，并不仅仅是指渔夫们用于照明或炊事的光亮，也可能是捕鱼的诱饵，渔夫们能在雨夜中捕鱼，而那些渔火没有被浇熄，原因正在于，这春夜的雨很细很柔，像一些细小的春风中的客人，到来和离去都是悄无声息的。春夜的喜雨，以极其尽量不打扰的微弱方式滋润万物。这让我想起年长杜甫近二十岁的王维的名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一夜成都的春雨，以近乎不存在的形式存在着。王嗣奭在《杜臆》中认为，锦江的渔火不仅照亮了渔夫，也对诗人杜甫赠以光亮：“‘野径云俱黑’，知雨不遽止，盖缘‘江船火明’，径临江上，从火光中见云之黑，皆写眼中实景，故妙。”

诗歌的最后一联：“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前三联全是夜晚细雨，为什么到了这里突然出现清晨的雨后城市景观？有人说，肯定是杜甫喜悦得难以入眠，一直在写诗，从晚上写到早上，所以才有了“晓看”。不过，我更倾向于这两句是杜甫在夜晚作诗时根据生活经验而推想、想象出来的次日风景，其诗思脉络与孟浩然的《春晓》刚刚相反——孟浩然是早上起来看见庭院的样子，推想出昨夜的风雨声。

今年“五一”前后，我和妻子一同回到青城山下的可园。那里有她心心念念的各种名字好听得不行的欧洲月季：夏洛特夫人、诗人的妻子、自由精神、安德烈、卡门、樱霞……数不胜数。叫醒其中的任何一朵，都如同读出一句璀璨的颂诗。那些花朵既是可可的孩子，也是她侍候的小神仙。半夜突降一场豪雨，这把可园主人心疼死了，感觉每一颗雨滴不是打在花叶上，而是打在她的心尖上。谁知次日一早来到园中，展现在眼前的，并不是雨横风狂之后的残败景象，虽然花朵在雨滴和露珠的压坠下低垂了下来，但仍然充盈着盎然的生气。我下意识地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随手托起一朵红如宝石般的大红袍，突然感受到一种平时很难察觉的重量——杜甫的用词是多么准确啊！这个“重”字，用得太好，根本没有办法更换成别的词，比如换作“湿”或“浥”都不行，一换，就不是杜甫了，更不是成都了。

众所周知，“重”字是个多音字，读音不同，意思也完全不同。经常有人在朗读杜甫这首诗时会读成“花重（chóng）锦官城”，我听到后都会予以纠正，现在突然觉得，读成“chóng”好像也未尝不可，甚至还多了一层“zhòng”所不具备的意义：雨中的花朵，让锦官城变得更为重重叠叠，变得更加幽深和幽远，有点“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味，与杜甫初到成都时“曾城填华屋”的印象相吻合。

我曾询问过很多人，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喜欢《春夜喜雨》，这四十个字中，到底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神迹？

历史上的杜甫研究者们曾给出各自喜欢的理由，似乎说得都有些道理，又好像都没有说到要害处。倒是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说法值得一提：

雨骤风狂，亦足损物。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

是啊，看似写的只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成都夜雨，诗人却以“惊风雨”的笔墨触碰到“造化发生”的机密，因而也就触碰了每一个人内心的机密。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