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意涵与国际传播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  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传播  文明冲突论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从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擘画了“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宏伟蓝图。202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又强调指出，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作为中国提出的新时代全球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交流、互鉴、包容的话语表达可以消除文明隔阂、祛魅文明优越、调解文明冲突，是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打造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智慧结晶。面对合作意愿与对抗情绪复杂交织的国际传播环境，解析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意蕴，提升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效能至关重要。

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意涵

全球文明倡议对文明内涵的定义、文明特性的概括和文明内容的阐释均有别于西方文明观，强调现代文明不是摒弃了传统文明的时代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单项选择题。文明是包容的、平等的、多样的，需交流、应互鉴、可共存。

一、呼应“共同体”，倡导文明交流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共同体思想古已有之，在东西方文明中均有理论土壤。作为西方文明起源之一的古希腊对“共同体”概念的探索主要依托城邦治理实践展开，提出了“理智建设共同体”“友爱共同体”等概念，主张城邦的整体幸福要优先于个人幸福。此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曼努尔·康德、斐迪南·滕尼斯等人先后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继承发展与系统阐释。[2]东方文明关于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从《论语》《礼记》的“大同社会”发轫，到章太炎、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盛世”之演进，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都揭示了全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与期盼。

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文明交流实质上为打破文明隔阂提供了明确方向和正确路径。世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才能历久弥新。任何一种文明不仅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也需与外部交流互鉴，而借鉴必然需要文明之间的接触与交往。在理论上，全球文明倡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为多样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践上，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为不同文明的相遇相知指明了方法路径。

二、顺应“多元观”，倡导文明互鉴

文明之间并不必然产生冲突。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坚船利炮和殖民掠夺建立起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借此大肆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和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炮制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谬论，甚至将矛头直指与西方信仰不同的国家。[3]某些西方国家自认为是“东西对抗”中的“赢家”，试图将物质与话语霸权转化为身份霸权，否定文明多样性。西方借助其“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试图以西式审美标准“统一”全球文化市场，形塑全球文明环境，将本应“百花齐放”的全球文明生态变得千篇一律，潜移默化地将“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意识形态对抗思维渗透其中。

与之相反，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文明互鉴为文明多元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从时间维度来看，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东西方都能以自身方式走向更高文明阶段”的重要判断，[4]强调“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5]从空间维度来看，世界各文明都有自身优势与独特魅力，但其发展繁荣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的借鉴。实际上，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腓尼基文明、古希腊文明及其后继的古罗马文明，都是通过与诸如古埃及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等文明交融才焕发新生机，而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媒介传播的中华文明亦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正如全球文明倡议所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肤色、地域之别，文明多样性赋予不同文明独特魅力，不同文明优势互补、互学互鉴才能提升自身文明品质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6]

三、回应“一元论”，倡导文明共存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利用技术创新抢占发展先机，一直追求文明形态的“一枝独秀”与“一家独大”。这种文明“一元论”，实质上是一种用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替代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狭隘论调，也是将世界多样文明强制性纳入其所规定的世界文明版图的盲目自大。文明“一元论”会进一步走向文明“优越论”，即认为自己的文明高别人一等，并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技术革命推动下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由此自定义为所谓文明“先进者”，而包括东方古老文明在内的传统文明被其定义为“落后者”。这也是导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失语”和在全球文明互动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全球文明倡议所提倡的文明共存是对文明单核形态和有先进落后之别谬论的有力回击。“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7]在文明史长河中，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引领了文明潮流，彰显了独特魅力，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满园春色。文明只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方能生生不息。从共存走向共赢，必须以交流互鉴为路径，而这必须经历从相互尊重到相互理解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而认同恰恰是传播的核心命题，无论是全球文明倡议本身，还是多元世界文明，都必须借助国际交流与传播实现最广范围内的理解与认同。

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现状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在过去一年中不但法理地位得到确立，而且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法理层面，2023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正式施行，其中第24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从法理上确立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战略地位。

在实践层面，中国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和方式不断扩大全球文明倡议的影响力。首先，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亲力亲为，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中国—中亚峰会、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中非领导人对话会等多个重要国际会议上，在会见越南、美国等各界友好人士时，在对希腊、阿拉伯、比利时、南非等全球各界友好人士的复信中，深刻阐释全球文明倡议。其次，通过发起并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研讨会等一系列会议，架设了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丰富了文明对话的平台与机制。再次，文化从业者勠力同心，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搭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世界汉学家大会等文明对话平台，开展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中俄体育交流年、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体育交流活动。

一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智造”的国际公共产品，深刻契合国际社会对于多种文明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共同愿望，获得各方广泛好评和多方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金砖国家政要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高度契合，有助于推动以对话合作取代霸权思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所有国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同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阿萨杜拉·巴达姆齐安也表示，“习近平主席发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既注重发扬文明多样性，也能使世界各国文明在共同追求中走到一起”。[8]此外，全球文明倡议作为重要共识，已经写入中国与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赞比亚、马尔代夫等多国以及同阿盟等地区组织达成的联合声明、新闻公报或宣言中。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展现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文明倡议重大意义的进一步认同，也标志着全球文明倡议的成功实践已经迈入全新阶段。

在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从文明的历史走向与前进方向角度给予全球文明倡议高度肯定，认为这一倡议是有别于西方狭隘文明观的新型文明观，对丰富文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约瑟芬·奎茵在《世界对文明的误解》一文中指出，“一些文明比另一些文明更优秀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是为了强调本国的优越性和帝国主义的正义性而发明的”。[9]俄罗斯东方学家扎哈罗夫表示，“中国提倡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不寻求将其思想变成所有人的教条”。[10]巴基斯坦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所首席专家穆罕默德·沙基尔·艾哈迈德指出，“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谋而合，倡议不强加意识形态，可以助力实现公正与包容的世界秩序”。[11]

在媒体界，许多媒体特别是“全球南方”媒体高度评价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与一些势力热衷冲突对抗的思维相比，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注重团结合作与文明交流，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提供了中国智慧。墨西哥媒体《千年报》刊文指出，全球文明倡议秉持文明平等的观点，强调文明间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反对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的强行输出。[12]巴西媒体“Extra”称赞，全球文明倡议是一个大国和一个伟大文明向世界各国人民提出的和平计划。[13]印度媒体“世界一体新闻”认为，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更紧密的政党关系来促进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14]

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路径拓展

面对当今国际舆论场的结构之变和话语之变，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求取共识、化解冲突、赢得民心。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应当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受众三个方面入手，基于传统文化设置议题，立足数智时代技术赋能，面向青年群体共情传播，提升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效能，为“人类文明百花园”的美好蓝图成为全球各国积极实践的“施工图”和“路线图”增添传播动能。

一、主动设置议题，寻找文明共存公约数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新闻媒介突出强调的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议题，并引导民众对议题产生认同和确信。以此为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新闻传播渠道方面的主导地位一直在议题设置上影响国际传播的话语场域，并构建了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必须跳出“西方中心”的议题圈，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联结点入手，探寻文明共存的公约数，找到文明互鉴的“可通约性”，进而为文明交流与传承奠定理论合法性。[15]

一方面，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发掘能够激起西方受众兴趣、引起共鸣的东方元素，进而促成文明的联结与共享。例如，作为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非遗不但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更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2023年，《中国日报》宣传红山文化的《穿越时间的迷雾》、新华社发布的《古代遗址照亮中华文明奇迹》等英文报道均受到海外主流与自媒体的关注、转发和二度创作。抖音海外版平台数据显示，以“中华竹编技艺”为话题的视频播放量突破1亿人次，“紫砂壶制作”为主题的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3亿人次。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不是要效仿西方狭隘的文明部落主义，而是要以世界眼光对中华文明进行价值阐释，进而向世人证明文明可共识、能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