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情感遭遇算法：互联网文艺评论的“自发性”难题

“批评”（criticism）与“评论”（review）在很多语境下被混同使用，但若加以区分，“批评”更多指向文学艺术层面的严肃判断。根据蒂博代的说法，“真正的和完整的批评”诞生于19世纪，“在一百年里，始终是教授职业的延长”，同时“也是记者职业的延长”①。但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传统的“批评”形态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评论”，“评论”以其即时性、交互性、娱乐性唤起更多主体的参与。更有甚者，“review”进一步演变为“report”（在网络上常被简写为“repo”），或是陪伴式观看的“reaction”（一种互动视频短片）。比如，2024年火爆一时的音乐综艺《歌手2024》，在B站催生了大量博主的“reaction”视频，逐段点评，精准“狙击”，并辅以动作神态的反应，令观者产生强烈的陪伴感、互动感与归属感。仅以此例便可见出，网络媒介与数字文化正在孕育新的“批评”与“评论”形态。

关于“批评”的演变，许多学者已有清晰梳理。勒内·韦勒克、雷蒙·威廉斯等学者深入梳理了概念源流，而张伯伟、陈越等学者亦对中国批评传统与现代批评方法的建立做出系统考辨②。但正如上文所述，走入互联网媒介的“批评”迎来巨变，“批评”相对精英化与相对独立的状态被“万物互联”的媒介形式冲破，更多大众成为“评论”的生产者。在此意义上，本文将互联网“文艺评论”而非“文艺批评”作为论述对象。

著名的数字文化研究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曾提出“文化发展的计算机化”这一发展趋势③。安德烈亚斯·赫普则提出了“深度媒介化”概念，他指出：“以互联网与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新的结构社会的力量，其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与以往任何一种‘旧’媒介不同，它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④，亦即被确立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在他看来，“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不再是‘有限的社会领域’（比如大众传媒），而实际上是‘横跨万物的分层’。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媒介化’（mediation of everything）的时代”⑤。借助这些理论思考反观互联网文艺评论，便会发现我们无法继续使用“媒介+评论”的传统模式来加以理解，而是必须关注内生于媒介之中的文艺评论，去研究互联网文艺评论的媒介（无）意识及其实践：一方面，评论主体需要借助数码媒介这套“操作系统”来开展工作，发挥自身能动性；另一方面，“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不得不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媒介的评估、形式与惯例”⑥。数码媒介既为批评者赋权，同时也形成新的规训、控制结构。这一适应过程，不宜只用简单的价值判断来描述，比如常见的碎片化、娱乐化等，而应当将之视为一场技术手段、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与伦理道德相互影响的演变进程。

本文所聚焦的，正是更大群体范围内的个人的自发性评论，在进入新的媒介环境（包括流量逻辑、算法机制、注意力经济）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与挑战。换言之，便是关注“情感与算法”的博弈过程与共存之“道”。那些被媒介激发与唤起的评论主体，在互联网媒介机制下，具备哪些能动性？又必须适应怎样的“评估、形式与惯例”？在超高速流通的信息环境中，在流量逻辑与算法机制之下，“可见性”变得尤为关键。正所谓“黑红也是红”，传统的评鉴优劣的评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评论反倒更接近某种“宣传”。当获取尽可能高的存在感与“流量转化率”成为目的，文艺评论又该何去何从？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本文选择了三类互联网文艺评论的新形态：读书博主的点评、受众的二次创作，以及以数据为工具的评论行为。这三类形态的共同点正在于“情感与算法”的博弈，它们的起点都是“自我驱动的愉悦”①与技术赋权的希冀，具备饱满的自发性，携带着强烈的自我表达冲动——读书博主的分享初衷、二次创作对原作的高度沉浸、数据劳动所包含的粉丝情感，无不发自肺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出于情感而输出的评论，瞬间就会被抛入由流量、技术、平台资本等组成的“数码环境”。这些互联网文艺评论的新形态，需要被及时追踪与思考，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数码文明转型背景下，文艺评论正在迎来的危机与契机。

一、读书博主：流量与算法逻辑下的点评之“道”

相比传统的文字形式，互联网媒介极大地开拓了图文/视听/跨媒介的文艺批评形式。本节所论的读书博主，便是以图文或视听形式进行图书点评的新型评论主体，他们也塑造了数字时代一种新兴的工作模式。近三四年间，B站、小红书、微信、抖音等平台上涌现出许多读书博主，头部读书博主可以拥有百万级粉丝数量，其社会影响力是学院内、体制内批评家难以企及的。

1947年，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指出信息传播中存在把关人，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数字时代超高速、过载的信息环境，加大了把关的难度。在这一视野下，去中心化的、兴趣驱动的读书博主充当了面向大众的新的“把关人”角色。具体来说，读书博主的涉猎范围，既有针对大IP（比如中外名著）的解读，也有针对新出作品的点评/“把关”，本节主要针对后一种，因为这一类更接近传统批评家的工作内容。读书博主推送的内容，一般包括介绍某种书、某类书单、读书方法与读书工具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受众市场，有多重原因。其一，在日渐广泛且巩固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数码视听习惯②下，文艺点评的转型势在必行。其二，与专业的、文字形式的评论相比，视听评论往往更能切中互联网传播的叙事节奏、语法、热点，接受门槛相对较低。其三，这也是出版业图书销售的需要，在短视频与直播多点营销的电商行业中，出现图书赛道也是应有之义。有一些读书博主是出版社或编辑直接转型而来的，在推销宣传最新的作品方面起到相当作用。当前读书博主与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同台，致力于兼顾流量与专业度。其四，读书博主也为以读书为兴趣的爱书人，提供了互联网灵活就业的一种形式。不少读书博主正是怀抱着把兴趣变成职业的美好想象加入其中的。

以读书博主为代表的“新把关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受众的阅读兴趣，拉动一部分图书销量，并为粉丝提供相对个性化的阅读服务，部分实现了知识共享的诉求。但也有研究者表达了深层的担忧：

如今，把关人因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点评而渐渐消失：比如，亚马逊的商业平台评估，众多专业平台上的建议和反馈，尤其是社交网络上的“个人”点评，还可以再加上出版社或作者的官方网站里的点评，等等。所有这些新形式的点评，很难与简单的广告区分开来，它们直接调动了网络用户的积极主动性，并且让他们按照一定的习惯用语来评判。这些新形式的点评特点，是不再具备组织机构的特征，它们具有包容性和兼容性，而不是排他性。于是出现了一种过渡：从往昔的“话语秩序”过渡到了一种好像“话语无序”的东西，或者说，从规范化、体制化话语的专业化过渡到了一种非专业化。……在市场和数码技术的冲击下，如同组织机构的文学解体了，被分解成无数的“各取所需”。这种“各取所需”，一方面脱离了一切共识性和一切规范性，另一方面也脱离了一切记忆和历史。①

传统“把关人”是指批评家、研究者、书评人等专业人士，但专业人士的声音在如今的文学市场中多少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声量有限，反倒是“很难与简单的广告区分开来”的评论，最容易博取关注，评论与宣传、营销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批评家何平也注意到这种变化：“在文学批评学院化和学术制度化大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家介入青年文学出版的传统日渐式微，其结果是能够熟练运作和操纵大众传媒的出版人和作家往往成为新作家和新审美的定义者，进而文学批评家也只是给大众传媒背书。”②要成为新审美的定义者，前提是可以操纵、运用传媒规律。比如，读书博主就需要深谙传媒规律，除去能够维持一定质量的内容输出，更需要具备适应互联网传播与大众心态的叙事能力，打造独具一格的人设形象。相比之下，专业度、规范性、记忆与历史反倒退居边缘。

由此，网上才会出现成为读书博主的速成公式，比如评论内容一般由“拆书”（即拆解全书）、摘取金句、总结感悟（尤其是带给自己的正向改变）等板块组成，内容最好能够切中大众的情绪痛点，将读书收获实用化/功利化，再辅以精致有趣的视觉效果。一套操作下来，“自媒体成功学”似乎唾手可得。

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顺滑。有研究者通过对读书博主的在线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这一媒介化的劳动过程存在新的异化与反抗机制：“读书博主的入场动机是兴趣，持续劳动的动力则来源于围绕书制造的想象游戏。互联网平台通过同化机制实现了对读书博主的劳动控制，但读书博主接受同化机制的动力源于媒介技术作用下的可见性追求与圈层聚合。”③不少读书博主的初衷是分享，希望借此实现“纸质书自由”，这十分符合我们对于互联网的浪漫想象。可一旦入局，在互联网平台上生产内容，就会结成“博主—平台”的新型雇佣关系，导致同化、合作、抵抗，甚至退出等多种走向。

流量与算法，是理解平台劳动控制过程的关键因素。2012、2013年前后，流量逻辑与算法机制逐渐在中国互联网上占据主导位置。自2012年“今日头条”引入推荐算法大获成功之后，算法便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信息分发的主导模式。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算法从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精准筛选出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作个性化推送。而这极有可能导致用户在不自觉间将信息检索的主动权拱手让于算法推荐。此处所论的读书博主就必须适应这样的算法文化；而2013年前后进入流量经济时代，这就改变了此前对于流量的理解，不只是空间、品牌，更来自数字平台，来自网络上建立起的关系。读书博主必须与受众建立起信任关系与高度黏性（比如B站的关注、点赞、收藏的一键三连），建立起自身的人设风格、IP标识。读书博主获利的主要模式，包括图书置换、广告植入、带货佣金等。为了运转账号，就必须追求“可见性与圈层聚合”，符合流量逻辑，迎合平台算法设计，契合大众情绪价值，逐渐积累粉丝数量扩大自身影响力，构筑自身流量池。

刘书亮曾使用“文本狩猎”与“内容牧场”概括博主在平台上的劳动过程。“文本狩猎”改装自詹金斯著名的“文本盗猎”理论，强调用户不再“盗猎”素材，而是在平台的鼓励和引导下积极生产内容；“内容牧场”是指“引导这些被放养的博主们（乃至广大普通用户）相互猎取、复制内容元素、快速生产”，这“也是平台实践控制权力的重要机制”①。借用学者储卉娟的说法，“说书人”们就这样进入了“梦工厂”，成为庞大的互联网流量池中的一分子。

但“说书人”即便在“梦工厂”中积极配合，也依旧会面对很多困局。比如一味满足流量偏好，就会陷入套路化与同质化，自己的评论特色就会丧失，进而无法吸引受众。算法也并非中立，而是隐藏着过滤标准。对于博主与受众来说，只能获取算法的结果，却不能触及规则，算法如同黑箱一般，这也会给博主带来无穷的不确定感与焦虑感。平台借由算法黑箱、流量分配原则、审核规则等，事实上处于媒介权力的中心位置。因此存在悖论的是，图书推荐以去中心化、自由分享为起点，最终巩固的却是“平台中心制”——“也就是说，这些既定的媒介算法事实上成为文艺批评媒介化机制的主要运行者和选择者。无论是对于某一批评观点的隐藏甚至删除，还是对于某一批评者进行流量推举，几乎都是这种媒介化机制运用算法来框定的结果。正因如此，塑造文艺批评媒介化机制的媒介平台权力越来越大”②。从中可见，通常所说的互联网上出现了民间的、草根的、网生的评论主体，这类说法还是比较含混的。应当说，以读书博主为代表，新的评论主体既是满足大众情感—文化需求的“新把关人”，也是互联网平台上的新型劳动者。在这类评论主体的工作方式上，存在着流量逻辑、算法文化与评论“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也正是文艺评论在数码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难题。

二、二次创作：“创意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互联网文艺评论的一大特点是自发性与兴趣驱动，随之便会出现一些超出既有法律、政治、经济制度框架的行为。储卉娟在其专著《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文学》③中，曾详细梳理18世纪从英国建立起来的著作权制度，这是建立在创作独特性基础上的文学财产权。在她看来，技术时代文学具备了突破这种私有化制度的可能性。在互联网技术媒介的支持下，作者与读者之间取消了中间环节，更容易形成合作共创关系。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二次创作（recreation）被视为类型文学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