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场的对话：朝向数字空间的文学批评生态

当我们今天提起“浏览”，紧随其后的目光往往不是移向叙述凝固瞬间的书页，而是接入充满动态时间经验的网页，选择“打开”的也不是封闭的线性叙事文本，而是通向链接着无限复合空间的超文本，尽管它们的命名暗示着相互之间有着切近的关联，却潜藏着基于数字性的深刻区隔。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推动着知识观和文学观的转向，显露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语境，批评不再仅是蜷缩于纸面的静态文字，而是成为屏幕内闪烁的光斑，随着每一次点触在线上空间流转，生发出新的审美标准与评判体系。在这一语境中，网络媒介既是文学批评得以实现的核心载体，又因其鲜明特点成为批评实践的重要对象，提示着网络媒介作为形式和内容的双重介入。

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形式，网络媒介将数字维度纵向扩充进传播通道，在这里，传统静态、线性、单一的叙事方式逐渐显露出局限性，在表达复杂多变的现实时，非线性、碎片性、开放性的特质更适应数字化的传播模式。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内容，网络文学、AI写作、数字出版物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对象，甚至网络媒介的某些特性，如即时性、互动性、多媒介性，也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成为分析和评价作品的重要尺度。

无论是作为形式还是内容，追问网络媒介在文学批评中的双重角色扮演，实际上是在追问文学批评生态如何随时代而变的问题。当下，文学批评正在探索如何于数字时代触达读者，如何在碎片文本中传达深度思考，如何在情绪宣泄中确保理性和真实，如何在文化喧嚣中呈现审美价值。种种追问都预示着，媒介性将成为当代文学的底层逻辑，网络技术、数字平台、线上市场等场域要素的强势介入形成了多重中心的格局，文学批评场域的核心主体——批评家、作者、读者等，进行着位置的移动和关系的重组。文学批评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实现生态和谐，需穿越无形的阻隔屏障，以主动姿态迎向数字潜流的暗涌，搭建起核心主体间兼容的间性关系，在媒介要素推动下成就顺畅的内循环。

一、关联：底层逻辑和价值观念的更新

在认识到数字技术已深刻契入文化语境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文学批评生态自身的振荡，虽然还不能确定其最终形态，但一些关系已慢慢成形，如期刊和社交媒体、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专业文章和大众评论等二项对立式之间的张力，力的活跃推动着文学批评走向新的书写过程。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传播媒介、创作机制、叙事结构的显性差异，追溯源头能够发现作为底层结构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迥异。在媒介穿透性力量的席卷下，社交媒体的微内容、问答平台的互动对话、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新文本迅速流通，携带着后结构主义的气象，孕育出关于知识、文学和批评的新范式。

知识观、文学观与批评观的更新是同步的，也是彼此促进、相互影响的。文学批评对文本及其意义的发现与阐释，不可能脱离文学新的生产与消费机制，更不可能脱离不断更新着的知识传播模式。知识观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镜片”，在根本上塑造着文学观的形成，也影响着批评家对文学基本命题的看待方式。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当互联网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模式，文学创作也倾向于展示不同的可能性。批评观于二者的滋养下得到发展，同时也是这组关系中的反向推手，以追问意义的方式反哺着文学观和知识观。三者相互勾联，映照着特定的文化空间，在不断介入的媒介元素的作用下，其关系有了新的交汇模式，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并建立一种新的阐释路径。

（一）知识结构的悬置

知识可以被看作“人类心智、理性主体对外在客体、实体世界的表征”①，知识所提供的先验认识，以镜像的方式表征着整个世界，成为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解释框架。于文学批评视域，知识观成为批评家面对外在世界时带有预设性的价值观念，不仅作为静态概念存在，而且发挥着动态思维工具的意义，指引着批评家以独特视角解码文本，剖析作品的复杂面向，追问文学的意义。

“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②戴维·温伯格观察到，互联网时期知识的整体结构已从三角形变成了网状，三角形结构中，最下层是数据，再往上依次是信息、知识和智慧，从下向上结构逐渐收窄，代表着知识被层层筛选的过程。而今天，知识不再以过滤减少的方式呈现，而是做加法：将所有细枝末节“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连接的网络之中”③。无限的可链接性和可访问性扩展了足够的宽度，消弭了原有的边界。如此，互联网中的知识构成了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④，当然，不可知不仅源于互联网知识巨大的体量，更重要的是其一直处于实时更新和无限修正之中。

不同于钟表时间量化的时间刻度和均匀的线性时间流，媒介中存在着各种时态的混合，因而其时间步调显得尤为灵活。正是这种动态节奏使得知识随时可被修补和替换，各类议题往往“悬而不决”，常处于开放性的探讨之中，很难得到一个共同意义上的最终答案，所谓的专业和权威也更容易被质疑，这与传统出版物一旦印刷就不可更改的特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我们进入了一个以无边界容器为载体、以即时访问为方式、以动态时间性为特征的新知识体系，文学创作也具有了相应的特征，更倾向于支持数字化创作、多媒体形式和实验性文本。

（二）文学的多向度生成

尽管文学的核心立足点——诸如洞察人性、追求审美、反映精神、反思现实——展现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形式，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不断以突破性的先锋力量引领新的文化潮流。文学观作为对文学本质、功能和规律的探索，正是文学经验不断自我更新的理论反映，如20世纪中叶占据主流的是以揭示文本深层模式为目的的结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推进则使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们将目光转向文化多样性及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因此，基于当前媒介化生存的基本现实对既有模式的颠覆意义，可以预见，正在位移中的文学定位将带来一种新的文学观。

基于纸张和油墨的物理性质，作者的凝视、思考和书写，也以一种“状如书籍的思想”⑤引领着文本结构的展开。显性的书籍结构或隐形的出版要求规定着，作者需要丈量封面和尾页间的宽度，以减删旁枝末节的方式在其中完成故事的“开始”与“结束”，从而得到一条长条状的思维线路。而作为一种对话式的双向媒介，网络写作模式往往不是个人的独奏，密集的超链接结构允许文本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作者可以从即时的倾听中反刍，依据实时反馈或最新信息修正方向，开放的创作过程激荡起更为广泛的共振，也形成了更加松散的文本结构：拥有“超级长度”的网络小说、中等篇幅的公众号文章、简短的社交媒体帖子，宽松标准下数字化文本的创造力不仅体现于字数的自由，更于多媒体元素的进一步融合下增添了视频和音频的轨道，出现了视听故事、互动小说等新型网络文学形式，在展开多重面向的文化语境中被赋予着新的指认意义。

具体来说，在这样一个能够容纳多样异质元素的生态空间中，文本创作呈现出多向度的模态，各种非传统的、实验性质的文本形态得以萌芽和成长。例如，中国网络文学中玄幻类作品的流行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不同于严肃文学和现代通俗文学，这类作品以奇幻的异世秩序、升级打怪式的游戏性视角、扮猪吃老虎的角色爽点、跳切式的叙事句段、百万字的阅读体量，共同完成了一种属于网络空间的特定的“神话”体系。但其显然还未能成为一场真正的“造神”行动，相较于传统的文学叙事，这类小说更在意冲突性情节、共鸣式情感，期望以作品的补偿性和休闲性填补读者的精神空间，同类作品趋向于同质化和模式化。这与数字文化工业的特性尤为相关，大众文化和数字市场的结合构建了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景观，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其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被动性，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正是基于文学创作机制数字倾向性的加深，相应的文学观正进行一种更适应网络文学本质、功能和规律的理论探索。

（三）批评价值的内与外

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观和文学观影响下，批评观也不得不打破自身的固有模式。相对于纸质媒介的有限和不透明，互联网媒介充满了无限、变动和进行时，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观完全失落了以往的秩序，但媒介性的获取已使文学批评走向了由内向外的加速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区隔化、议题悬置、他人授证的新景观。

批评标准面临着内外双重视角的演变，从内部来说，面对作者的数字化创作模式、网络文本的异质性特征，以及数字平台的市场规律，既有的纸质文本的批评标准无疑显得太过狭窄，在文学批评对象场域重启的过程中，一系列新闯入的角色，诸如平台、技术、算法、互动、视听、情感、商品、消费等，扩张了文学批评的考量因素和评价尺度，延展出一系列新的标准。如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写作的创造力已经更新了既有的文学经验和知识，因此对人工智能文学的评价需要突破文学守成主义的壁垒，从技术与文学融合的视角，看待文学性的内涵和价值①。

从外部来看，对批评文章自身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互联网知识边界消失后，来自不同时空的批评声音得以在此时此刻汇集，新的观点不断产生，并提供了得以触及的跳转路径，许多问题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同意，这使得议题悬置，确定性消解下分歧的持续存在成为一种常态，批评价值会在不断的阅读、筛选、对话、争议、互证中逐渐浮现与深化，这个在协商生产中追寻不确定意义的过程，也是文学批评新形式和新内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网络取代了原本知识生产格局中的主导者地位，“他人授证”有了不一样的指称。开放的数字平台中的“他人”显然不能忽视网络社群的在场，在这里，批评观点的价值于大众评审的目光中经受着新标准的考核，部分地显现为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分享量和评论的正负色彩。评定程序表现为一个集体参与的持续过程，这决定着批评文本是否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网络节点触达更多的公众目光，使得一批有价值却未能进入传统出版程序的批评文章进入公共空间，但也促使批评家不得不考虑网民偏好和新媒介推送程序的作用，否则可能会落入批评观点虽有价值却无法言说的境遇。

二、关系：主体间的差序与协同

新的价值观念撕裂了既有的文化语境，以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将新的生态格局推向时代版图中，尤其体现为文学批评中的核心主体：批评家、作者、读者等，在数字环境中有了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他们一边面对着适网化改造、占据网络地势的迫切现实，一边在对话和碰撞中争夺着优势话语地位。相较于纸质媒介的不透明，网络媒介作为中间介质显然是易于穿透的，批评家、作者、读者脱离了各说其话的处境，进行着直接的想法互换或间接的回音捕捉，在媒介程序之上一个更为丰富和立体的对话空间正在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主体已组成和谐的整体性系统，从如今批评景观的二元结构、批评标准的触网悬置等议题来看，新组合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还未能被完全消化，距离真正的媒介融合文化还有裂谷需要跨越。生态学研究倡导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分析作者、批评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和关系，既是从媒介性维度认识文学批评生态的转向，也是在其中寻找系统内部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从而试图摸索达成默契的途径。

（一）内在对话：批评家的扩容

当媒介空间成为亿万人共在的公共领域，更多的群体开始出演“批评家”角色，参与着批评实践。学院派所坚守着的专业出版物、文学杂志和学术期刊依然散发着权威的光环，但为免于在新的文化现实面前可能出现的光环消散，他们也转换着自身的活动场域，逐渐走向大众文化生产前沿，在文化品格的保有与大众可读可解之间寻求着可行的路径，试图继续维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更多的评价则以即时反馈的形式弥散于线上空间，读者热衷于在评论区留下即时感想，博主和大V在各自账号面向粉丝发表见解，呈现出一个个灵活的对话式区域。其中不乏一些精辟点评，它们或接地气引人共鸣或观点鲜明发人深省，逐渐从边缘化意见融入主流文化讨论之中。

不同的批评角色有着对文本不同的潜入方式和体察视角。对于一些大众批评者来说，他们因缺乏理论基础和系统训练，其审美批判往往只指向个人的直观感受，而非普遍达成共识的客观尺度。但也正因如此，这些批评者以一种业余的、边缘的姿态实践着一种坦诚直言的批评风格，基于对作品的直接感受和独立思考，以一种近乎对抗性的姿态表达着真实的自我，这也彰显了数字平台在促进批评自由方面的独特优势，一定程度上更接近批评活动的本质和初衷。这也使学院派批评家感受到了新的召唤，重新组织着批判的观点、语言和表达。这并不意味着学院派批评家要以去专业化的方式单向靠拢，若盲目趋附于网络形式，批评的维度便会悄然缩减，丧失原有的锋芒与深度。学院派批评家在扩展自我精通但日渐狭窄的知识边界、摈弃某些带有束缚性的学术传统之时，其优势依然在于探求事物本质的判断力和触及文本深层意涵的洞察力，这是大众批评实践难以替代的。

媒介空间的无限性造就了文化多元景观，每一种文化观念之间展开的对话、交响与共在，是媒介空间真实而丰富的必要条件。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他者的存在正是自我界定的镜鉴，大众读者批评的灵动真实与晦涩的理论缠绕形成强韧对峙，专业批评家观点的科学与客观则与大行其道的情绪观点展开交锋，不同的批评体系既因其理论基础和关注焦点的不同而互相区别，又在批评实践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和融合，有助于形成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批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