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高潮中的身份书写

一、为“青年读者”的“诗的增产”

1955年10月，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郭小川，以“马铁丁”之名在《人民文学》发表长诗《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并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马铁丁”本是郭小川和陈笑雨、张铁夫自1950年在报纸上发表“思想杂谈”专栏时共用的笔名，郭小川将它署在这首长诗上，表明对他来说，诗歌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杂文①，而这篇诗作在内容上和“思想杂谈”系列具有相同的意义。正如“马铁丁”其后声称的“诗歌和小说不能概括文学的一切”，写作者要“打开所谓纯文学的窗子”②，作为“马铁丁”成员的郭小川已先打开了“窗子”。正如徐迟所说，从《投入火热的斗争》开始，郭小川写作的就是一种“谈思想的诗”③。

在《投入火热的斗争》发表时，“马铁丁”正编辑《思想杂谈选集》。在写于1955年11月的《后记》中，他们回忆说写作“思想杂谈”的初始目的是要“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而首要方法是“注意联系实际”④。《投入火热的斗争》分享了这一写作设计，它的副标题“致青年公民，并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正是对“形势”与“实际”的说明。这里的大会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一五”计划（1953—1957）背景下召开的表彰“青年先进工作者、模范工作者和保卫祖国的英雄模范”的会议，目的在于“发挥全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⑤。时年36岁的郭小川对此次大会高度关注。召开大会的决定在4月发布，郭小川4月就开始写作《投入火热的斗争》；大会于9月20日开幕，《投入火热的斗争》8月份拟就，9月10日改成；大会9月28日闭幕，郭小川9月26日收到《人民文学》送来的《投入火热的斗争》的稿样；10月1日六周年国庆当天，《人民文学》第10期发行，郭小川注意到国庆游行队伍中“令人感到新鲜的”“青年积极分子（刚开过大会）”⑥；7天后他买到《人民文学》，“看了自己写的这首诗，心情很激动”⑦。

郭小川在诗歌写作中找到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并获得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节奏，就像他在1958年“大跃进的歌谣蓬勃发展”的“形势”⑧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使我们很快地增产粮食和钢铁……也能够很快地增产优美的诗”①。于是他从《投入火热的斗争》中抽出副标题“致青年公民”，计划把它扩充为一组连续的作品。他在1955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最近把《致青年公民》写下去，共成六首，约一千多行。”②这一决心设置了一个数量的目标，同时也借“最近”一词提出了一个速度的要求。《投入火热的斗争》从撰写到修改，用了5个月的时间。而在下定决心之后，他于1955年11月18日开始写《向困难进军》，11月20日就完成了150行的初稿，1956年1月4日改毕，1月7日交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苏民在青年文学晚会上朗诵，2月以“马铁丁”的名义、用“向困难进军——再致青年公民”的标题将该诗发表于《中国青年》。郭小川在1956年1月21日写下“很想写一首关于建设家乡的诗”③，22日拟了“变家乡为天堂”的标题且写下40行诗句，29日将标题改为“把家乡建设成天堂”并在当日深夜完稿，3月以“郭小川”的名字、用“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三致青年公民”的标题发表于《人民文学》。

从《投入火热的斗争》到《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致青年公民”位于单篇诗作的副标题位置，但在组诗完成后，它就被提升为组诗的总标题。1957年12月，郭小川出版了诗集《致青年公民》。该集列有三辑：《致青年公民》《“遵命”集》《发言集》。第一辑《致青年公民》含诗作《把家乡建设成天堂》《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这些诗作均不再有副标题。“致青年公民”作为副标题时只是标题的从属或补充，作为总标题后，它将原有的标题变成它所命名的文本的一部分。这些标题大部分具有祈使句的特征，在语用上属于述行的话语：每个标题都是一次召唤、一个命令或一次祈求。

当“致青年公民”成为标题的标题，它同时也就揭示了内容的内容，就如它作为诗集题名“可以表示出这个集子的内容”④。“致青年公民”作为“集子的内容”设定了一个公理：青年是诗的当然读者，诗与青年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不过郭小川所做的是一个偏指的说明，他解释了为何是“青年”，但没有解释为何是“公民”。

二、从“青年公民”到“社会主义高潮”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为文学作品总结了四条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第四条为：“标题指定或保证它作为标题的原著的同一性、统一性和界限。”⑤可是，当标题自身不具有同一性时，它该如何来指定或保证原著的统一性呢？这就是“致青年公民”作为组诗总标题所遭遇的疑难。郭小川在《几点说明》里回忆道：“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写了一组诗，在发表前几首时，标题下都加了一个副标题——《致青年公民》，诗中也多次使用了‘公民们’这个词儿。这些诗发表以后，好几位同志向我提出意见，说这个词儿是外国诗人喜欢用的，而为中国读者所不习惯。我同意了这种意见，所以在发表第四首时，就把这个副标题改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⑥在《致青年公民》第一至第三首中，“公民们”一词都是用在呼告的场合，如它在《投入火热的斗争》中第一次出现时是“公民们！/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⑦。对于那“好几位同志”来说，这里形成了一个“外国诗人”呼告“中国读者”的效果，因此给“我们伟大的祖国”造出一个内部的缝隙。必须寻找弥合这一缝隙的修辞方式，必须在诗作与语境间建立统一的表述关系。在1955年10月31日以组诗《致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要求农民“超额完成/你们的任务，/争取/农村的社会主义的高潮/普遍来临”⑧之后，且在《人民日报》于1956年1月12日发表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之后，郭小川于1月29日深夜在《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中发展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隐喻：“呵，那跟我家乡同样偏远的/小村和小镇哪，/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你们可也沸腾着/战斗的气息？”①《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于1956年3月发表，在2月16日，郭小川“写了《四致青年公民》中的一段”。在3月里，他先是于4日将《四致青年公民》“题为‘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又于28日将《四致青年公民》“题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到4月19日，他“改好了《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并给《新观察》”②。这篇诗作于1956年5月发表时，题目就被确定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但没有设置副标题。当时郭小川正在为组诗总标题深深犹豫，所以他为这首诗写了一段“作者附记”：“这首诗原来是组诗‘致青年公民’的第四首。现在决定改变这个组诗的题名，诗中的语气也跟着有所改变。这个组诗的新的题名待写成后再定。”③总标题的难题到第五首仍然没有解决，郭小川4月写成的《人民万岁》，5月1日在《工人日报》发表时同样没有副标题。要等到先于《人民万岁》完成初稿的《让生活更美好吧》于6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郭小川才最后做出决断，不仅副标题拟为“组诗‘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之六”，而且还为副标题加了一个注：“这是郭小川同志的组诗‘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原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第六首。第四首题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登载在‘新观察’一九五六年第九期上。第五首题为‘人民万岁’，登载在五月一日的‘工人日报’上。”④此处，“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取代了“致青年公民”，消除了“外国诗人”在组诗总标题中留下的阴影。

不过，这两个标题在语法结构和语义功能上并不具有对称关系。当他以“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作为组诗的总标题时，他没有找到给青年身份的准确命名。1957年，当郭小川以这组诗为主要内容编诗集时，“致青年公民”就又返回到组诗总标题的位置，进而成为这本诗集的题名。需要注意的是，诗集《致青年公民》改变了组诗原有的顺序，它将组诗报刊版的第三首《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设置成第一首，原来的第四首到第七首也依次提前，而把原来的第一首和第二首放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效果：“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原第四到第六首）被包覆在“致青年公民”内部。于是，在《致青年公民》组诗的开头处，是对“公民”的直接呼唤：“公民们/——我尊敬的朋友和兄弟！”⑤在组诗临近结束时，它要求“公民们”自我证成：“我要号召你们/不仅用言词/而且用行动/说明你们是真正的公民！”⑥相对于报刊版在“致青年公民”与“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之间的犹豫，诗集《致青年公民》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关于“公民”的叙事。对于郭小川来说，这不仅使青年在他的诗作中重新回归“公民”身份，而且使他的诗作重新回到诗本身。

三、“中国人民”与“苏联公民”

在郭小川的世界里，诗首先是一个历史学问题，是一个历史分期问题。他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界定诗，建构一种历史的诗学，而且要从诗的视域界定历史，从而确立一种诗的历史学。因此，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于1956年2月4日举行的座谈会上，郭小川的发言从一开始就希望占据一个历史的高度：“目前的诗歌创作是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诗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好诗却不多。”⑦这里有三个概念相互关联：诗歌创作、时代、诗。将这些概念连接起来可以看出，郭小川表述了一个具有悖论意味的状况：时代的诗歌创作落后于诗的时代，诗歌创作落后于诗。

为了建立诗歌创作与时代、诗歌创作与诗之间的同一性，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次座谈会上被反复提及。如臧克家呼吁：“一切在突飞猛进的新中国，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一些马雅可夫斯基。”邵燕祥指出：“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往往……走在生活的前列。”郭小川则强调：“我自己，确实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的作品强烈地表现了时代精神，真正说得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的号角。”①在这里，郭小川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形容为“号角”，而在刚刚完成的《把家乡建设成天堂》里，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的诗句是战鼓/要永远永远/催动你们前进……”②在“号角”与“战鼓”之间，在“进军”与“前进”之间，在郭小川的马雅可夫斯基论述与他的自我表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甚至同一的关系。1956年5月25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声称自己“可以起一点号手的作用，用时代的声音去鼓舞我们的伟大的人民”③。他拿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号角”，成了自己时代的“号手”。众所周知，他的诗行安排采用的都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

郭小川的诗歌里存在着一个马雅可夫斯基，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世界与郭小川的诗歌世界，是两个具有结构相似性的世界，但又是两个必须相互隔离的世界，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与历史走向，但又有着生活空间的地理界限及社会制度的历史区别。早在1951年2月，时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的郭小川，以“丁云”为笔名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我们的骄傲——给诗人》一文。为确定“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诗人”所应具有的普遍特征，他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寻找诗学的基本原理。他注意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表达基础，是其国家以及从其国家获得的政治身份④。在郭小川的叙述中，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诗人在“骄傲”里完成了会合，因为他们各自的祖国同样都“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⑤。同是“优越”，却存在巨大差异，郭小川对其进行了比较：“中国的现实条件还远远赶不上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国要走到苏联今天这样的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⑥在中国诗人这里，苏联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存在于现在的未来国度，作为“苏联的公民”的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就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现在的诗人。从马雅可夫斯基身上，郭小川发现了一个诗人必要的品质：“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有“为了自己祖国的优越而骄傲的感觉”。他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确证诗人的工作就是：

我

歌唱对我祖国的赞美，

人类的

早春

诞生于战斗

与劳动中，

我的共和国，

我为你，

而歌唱！⑦

郭小川所参照的前述诗段，分别出自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与《好》。这两首诗在中国被多次翻译，在郭小川写作《我们的骄傲——给诗人》之前，《苏联护照》有万湜思、付克两个译本，《好》则有万湜思、王春江、之分三个译本。但郭小川选择的却是赵瑞蕻在1950年4月15日的一次讲座《马雅可夫斯基的道路》⑧中所提供的片段，除了把赵瑞蕻译文中的“念这首诗吧”调整成“读这个吧”外，其他的词句完全相同。且不仅是译文的选取，连概念的使用也高度相似。赵瑞蕻在讲座中指出，中国文艺工作者应该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三点：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第二点上，赵瑞蕻一方面彰显马雅可夫斯基“对苏维埃国土的热烈的爱”；另一方面盛赞马雅可夫斯基对“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不知要好多少倍”的认识，并由此引入《苏联护照》的诗句，并沿着这首诗最后一句“我是一个苏联的公民”引申道：“这句话从马雅可夫斯基心底发出，从他的嘴唇上爆炸开来，充满了骄傲……马雅可夫斯基为苏联而骄傲，也为全人类而骄傲。”①但与马雅可夫斯基一样骄傲的中国诗人，在当时却无法说“我是一个中国的公民”。因为在1951年前后，中国还不像苏联那样以“公民”作为身份指认的术语。如1951年7月的《新名词综合大辞典》（增订本）在《政治》一卷中所呈现的：“【苏联公民基本权利】根据苏联宪法的规定：苏联各民族的公民，不分性别、信仰、职业、身份、教育程度，一律享有下列各项基本权利：（1）劳动权，（2）休息权……”“【中国人民基本权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人民享受的权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四条）……”②苏联称为“公民”的地方，中国称为“人民”，且这样的命名各自有着强有力的依据：《苏联宪法》（又称“斯大林宪法”）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新名词综合大辞典》（增订本）的《政治》一卷还收有“公民”词条：“凡具有独立的主权，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民，都叫做‘公民’”。“公民”和“国民”的侧重稍有不同，前者着重在权利方面，后者着重在义务方面。如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利，国民有纳税的义务③。该辞典试图通过定义与比较的方法给“公民”以严谨的解释。在定义中，“公民”的外延小于“人民”，“人民”作为陈述“公民”这一主项的语词，占据的是一个比“公民”在分类上更高的等级；在比较中，“公民”的外延等同于“国民”，它们是指向同一实体的不同名称，将同一实体分别召唤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不过，该辞典没有解释的是：当时“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为何并未被叫做“公民”？“公民”与“国民”因何而有权利和义务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