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作为国家祭祀和人民颂歌的《雷锋之歌》

一、革命礼乐与人民追悼制度

当代新诗研究有待突破，学界通常认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远离心灵”，抒情过于直白，或认为诗歌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缺乏文学性。从文体分用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把赋类诗中作为修辞方式的“虚写”完全批评为空洞。洪子诚在讨论马雅科夫斯基时，肯定了这类诗“革命的‘创世’的浪漫性质”，“它要实现重建世界整体性的包袱，要在革命中创造整体性的‘新人’”，但也指出政治抒情诗“在一个对‘革命’反思，以至于‘告别’为思潮的时代”淡出的必然性②。我们可否从诗歌和文章传统来考察《雷锋之歌》③这类当代纪念英雄的诗歌？在古代，碑铭类应用文称为“笔”，祭奠文用来歌颂英烈，或勒石铭功，或缅怀先祖。《诗经》的“颂”部开启吟唱先王伟业、祭祀为国捐躯英雄的传统。在古代，“颂”和“赞”是两种文体，“颂”的最大特点是将文字转变为声音。《诗经·大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④功告神明，声音成为人神交流的媒介。作为与国家政治活动相关的文体，“颂”用词要形容状貌、盛赞美德；既要利于发音，又要讲究文采；其语言和情感介于“赋”“铭”之间：“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入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曲巧致，与情而变。”⑤颂体文与赋体、铭文有渊源，又有差异。颂体文要求雅正庄严，文辞清澄而有光彩，描写手法类似赋体但不华艳浮华，庄重谨慎像铭文，但无过分规劝警德⑥。国家祭祀仪式，其礼乐形制要求大吕洪钟，语言庄严华丽，且对仗有气势，节奏舒缓，不宜过快。宋以后，随着宗族文化发展，私人祭祀活动增多，祭祀多元化，国家祭祀被冲淡。

贺敬之在延安时，注重从民歌中汲取艺术资源，如《回延安》对民歌信天游的吸纳。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歌小调虽能表达民众欢快的情感，却不足以书写国家庆典的宏大与庄严，不符合大国史诗的要求。为此，新中国诗人开始探索新的抒情形式，贺敬之的《十年颂歌》《放声歌唱》等都是专门歌颂新中国庆典的诗。

在《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状》一书中，子安宣邦指出，只有坚持祭祀仪式的国家才是政治型国家。他考察了日本水户学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尊王思想，通过发明“天祖”神，“将民心安定地确保于国家的一侧”，从而达到“祭政一致”：“那些将祭祀性体制作为统合之基础而追求的国家，往往能以此祭祀文化作为国民粘合剂。”①福斯特在关注美国内战死亡对美国政治和宗教转型的作用时，也谈到美国内战因死亡而带来的“丰收”。福斯特引用奥姆斯特德的话，指出美国内战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者的国度”，“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②。牺牲者由被动消失，转为“积极参与对‘死亡’的解释和应对”，新教传统的“善终”观与世俗的“爱国主义”相交融。通过对死者找寻、识别和登记的过程；通过比较内战时埋葬士兵和旧时代安葬亲友的差异；通过转播尸体的庄重处理仪式；通过战后国家公墓的设立等，使普通士兵之死的意义得以放大，逐渐形成“亡者的身体属于国家”的理念。死亡不再是个人或家庭的悲剧，而是“国家的伤痛”，是“爱国者之血”。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牺牲者作为历史的“伤疤”，幸存者不断重返方可继续前行。中国共产党较早的英烈祭祀可追溯至延安时期追悼白求恩的活动。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延安因伤口感染不幸牺牲后，延安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以悼念这位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还应约写了《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意义，并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号召共产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最终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学习白求恩》改为《纪念白求恩》，收入《毛泽东选集》③。由“学习”改为“纪念”，强化了祭奠的意涵。1944年，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在为集体烧炭时，因炭窑倒塌而牺牲。毛泽东亲自参加张思德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即兴演讲。由此，“为人民服务”作为口号，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被传承和铭记。为一个普通勤务兵开追悼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并且由领袖亲自追悼，奏响了为人民祭祀的“革命礼乐”（汪晖）④。在这篇著名的悼词中，毛泽东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⑤毛泽东还倡议建立人民追悼制度，既表达了对死去战士的哀思，更是让这样的群众追悼形式上升为政治制度，通过纪念仪式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⑥。国家祭祀下沉到对普通劳动者的祭奠，而这种追悼制度则让传统乡村的宗法祭祀转变为国家祭祀。普通士兵的身体转变为国家身体，群众因此凝聚为人民共同体。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进一步将国家公祭群体上溯至鸦片战争以来死难的近代人民英雄，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铸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理念雏形。人民英雄纪念碑体现了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英雄观。

1962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某汽车班班长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自此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也应运而生。

二、《雷锋之歌》与“革命次日”

《雷锋之歌》写于1962年，发表于1963年。1960年代是世界冷战局势最严峻的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道路遭遇严重挑战。中国东西北边疆安全受到威胁，国内矛盾加剧，国民经济处于低谷。《雷锋之歌》诞生的另一个语境是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代际冲突。到了1963年，1949年后的婴儿潮带来了就业压力，经历14年成长、完整接受新中国教育的中学生陆续毕业，走向社会，造成1960年代初城乡知识青年数量陡增，就业发展跟不上教育普及的速度，城乡就业形势严峻，出现了“迷惘一代”。如何教育青年一代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①“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十年出生的婴儿，一年一千五百万……每年满十五岁的一千五百万要安排就业或升学。”②由此可见，全国就业难题引起青年群体思想波动的严峻性，国家要求城乡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雷锋日记》序言中的“又红又专”正是在国家政治经济的非常时期提出来的。1962年，对于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来说，急需提振民众精神。贺敬之以革命乐观主义激情写下《雷锋之歌》，既记录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心和对敌人的警惕，也用昂扬的情绪回应挫折。雷锋热爱学习、严于律己、苦练本领、奋不顾身、勤俭节约、支援生产，这种“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引发青年群体的人生思考：走什么路？做什么样的人？这正是理解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螺丝钉精神与历史工具论

如前文所述，传统祭祀文体有庄严崇高的美学要求。《雷锋之歌》作为追悼英雄的祭文，带有赋的特点，如诗歌开头空间上的纵横捭阖，空间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聚合出新中国全貌，达到了政治抒情诗典型的“格式塔”式感染力。不同于叙事诗的情节连续，颂诗要求时空跳跃，以达气象庞大的美学效果。政治抒情诗中的“列锦”和地理空间罗列含有政治归属意味，只不过《雷锋之歌》已超越了国家主义叙述。“十七年”政治抒情诗普遍具有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的视野。诗中雷锋被命名为“共产主义新战士”，他既爱祖国母亲，也关心“世界人民的弟兄”。《雷锋之歌》既有对新中国空间一体的乐观，也有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警惕，选择什么样的事业，走什么样的路，在1960年代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诗歌首先凸显了1960年代的冷战格局。在这一严峻形势下，阶级意识被唤醒。1963年的国内外环境也迫使诗人思考，“我们的花园里/会不会还有杂草丛生”，社会主义大厦“是不是就此大功告成”？国际危机凸显了雷锋出现的重要性。诗歌不满足于把我们引入绚烂多彩的意象乐园，而是首先提出青年关心的重大问题，诸如青春、幸福、人生、理想。这一代青年长在红旗下，也生在严肃紧张的时代里，他们关心“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这类大问题。诗歌开篇即渲染了雷锋精神诞生的时代环境，说明是新中国的时势造就了英雄：“党的双手/早就在/早就在/把我们的生命/铸造”，也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因此，雷锋是时代的结果，是历史的自然化。诗中叙述者用长兄的口气喊着“小雷”“弟弟”。“弟弟”的称呼既强调新中国一代青年的快速成长，也显示了革命大家庭的手足情深。“弟弟”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以行动向世界回答“为谁活着”“怎样做人”。第二节的主题为“呼唤”：“让我呼唤你啊，你——雷锋！”虽是祭奠英雄，但情感是喜悦而非哀伤，呼唤是为了再生：惊蛰的春雷、疾驰的列车、闪亮的塔灯，处处幻化为雷锋，处处铭刻着英雄的行迹。诗歌强调雷锋“这一个”与集体的关联，雷锋是整个新一代青年的姓名，“我们阶级的/整个一代的姓名”“我的履历表中/家庭栏里/我的弟兄”。

雷锋干一行爱一行，在农业战线上，他是治水模范；在鞍钢，他是生产标兵；在部队，他是驾驶班长、节约能手。雷锋一生所做的都是小事，但一刻也不闲着，他服务于不同行业，穿行于各个空间，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在和平建设年代，塑造这样愿做小事的青年更有意义：

“小雷”啊——

你只有

一百五十四厘米

身高，

二十二岁的

年龄……

但是，在你军衣的

五个纽扣后面

却有：

七大洲的风雨

亿万人的斗争……

这里将“小雷”的小和大对举，诗行如楼梯般排列，朗诵的节奏减慢，每一个关键词得到强调，语意连贯又顿挫。诗歌一再强调雷锋身体弱小但能量巨大，“雷锋”此后变成既抽象又具体的符号，更化身为千千万万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这是一个永葆热情和永远天真的“弟弟”，这是一个无处不在，需要时即刻出现的共产主义“精灵”。诗人将雷锋比作身体的器官，“好像我再生的心脏”。心脏作为身体的重要器官，构成一个整体的“人”。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列宁去世后，马雅科夫斯基写下著名的祭奠长诗《列宁》，将列宁塑造为国家形象。在诗中，诗人将列宁和党的关系比作“一对双生兄弟”，既写了列宁的伟大，又表现了列宁的平凡，“与劳动人民没有区别”。而在《好》中，诗人将列宁当作“一个最人性的人”来歌颂，并且“《好》的题目来自《圣经》……马雅科夫斯基将革命看作一种诗意的、浪漫的创世运动”①。贺敬之受马雅科夫斯基“楼梯诗”的影响，但对其做了创造性转化。他结合汉语音节与语义特点，用“楼梯诗”的形式营造回环往复的情感节奏。更重要的是，《雷锋之歌》试图将大与小有机结合，用数字强化雷锋的平凡，这一小又与放眼世界的大对比，表达了1960年代青年的世界观。胸怀祖国、放眼全球、上下千年、气势磅礴的诗歌形式，对应于1960年代中国青年的浪漫主义世界观。激情澎湃的诗人在语言的浪涛和声音的风暴中，将一个雷锋化为千万个：通过分身化出千万个小雷锋，分身术去除了雷锋独一无二的个人主体性，千万个小雷锋在祖国“每一寸土地”上劳动、歌唱。抒情者“我”“跑步入列”，引出“十个，百个，千万个……雷锋”。通过无数个小我聚合为一个大的人，国家被人格化为无数个雷锋凝聚成的巨人。

雷锋——

你是一个

平凡的，但却

伟大的——

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

螺丝钉平凡渺小但各有其用，螺丝钉也各不相同，正是有了无数个螺丝钉，祖国才成为一部万能机床，这是1960年代人关于个人和国家的想象。在《雷锋日记》中，雷锋首次将自己比作螺丝钉。雷锋强调了螺丝钉的微小但不可或缺，螺丝钉只有在整个机器中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螺丝钉需要经常保养才不会生锈。由此，螺丝钉精神有了具像化表达。“螺丝钉精神不仅仅是对工作着的人的要求。对大工业大机器的向往，对人肉体存在的机器化想象，都未能使当代文学走向片面的机器至上论，对人整体性的肯定才是它最终的目的。工业文学最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挑战抽象而片面地对劳动者唱赞歌，它通过对人思想精神层面的刻画，努力把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的日常性格写出来。螺丝钉寓意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①将人比作螺丝钉，凸显了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这种将人比作物的修辞，是一个反生物叙事的拟物修辞。将人比作铁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反人类主体行为，但这并非大工业人的被动异化。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中并没有螺丝钉这一零件。作为西方工业社会中出现的“screw”的翻译，螺丝钉一词中“螺”是软体动物，引申为螺旋形东西。工业物件的取名来自动物，取消了钢铁质料和动物躯体的界限，凸显动物小而灵活及万能的主体性。螺丝钉精神强调物尽其用，它是各部件的连接者，“哪里需要哪里拧”，又不机械僵化，这也正是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机器构造。从试验室炸不死的吴运铎，到跳进水泥搅拌池以身做搅拌机的王进喜，再到“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雷锋，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人可百变的机器美学，正是这一美学精神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贺敬之后来解释诗中叙述者的作用时说：“不仅雷锋是革命机器中的螺丝钉，叙事者我也不是旁观者，‘我’不能/远远的/望着你的背影/把你赞颂//我必须/赶上前来！//和你一起呵/奔向这/伟大的斗争！”②